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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文学革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中争论最激烈、影响最深广，而成绩亦最卓著者。但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谁也不能说这是“全盘西化”，谁也没有根据说这是全盘性反传统。白话文学是固已有之的，并非胡适所创造，只是它一向被排斥于文坛之外，为正统文学大家所鄙弃。文学革命运动使固已有之的白话文学取代古文文学的正宗地位，使千百个文学家运用新的语言创造新的文学，反应新的时代。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诚然受到西方近世文化运动与文学发展演变的启示，但能说他把西方的语言文学搬到中国来了吗?能说他废弃了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了吗?鲁迅用白话创作的新小说，诚然也是受了外国文学大家的影响，但能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等，是西方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吗?能说鲁迅的创作与中国古典文学毫无关系吗?只要不怀偏见，谁都看得出，白话的新文学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借鉴了西方文学的长处，在反映中国现代生活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功。白话新诗，一直受人垢病，至今仍有人怀疑它的生命力。过去曾有人误解“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胡适曾坚决驳斥这种说法，他强调新诗“是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 如果研究一下中国新诗发展史，我们就会明白，最早的一批新诗人是如何逐渐从中国古代诗人的格调中挣脱出来的。就是说，白话新诗不但受到西洋诗的影响，同时也有自己民族的根源，它有一个从古代诗歌脱胎的过程。胡适的《尝试集》最可表现这一点。因此，中国白话新诗实在也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二是新文化运动中另一个斗争的焦点是有关伦理观念的问题。陈、胡、鲁迅等人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引起守旧人士的激烈反对。斗争的中心是个人价值问题。旧派人士认为，固有的纲常伦理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忠、孝为人伦大本，事上必以忠，事父母必以孝，妻事夫必以从。这些都是无条件的。尽管历代学者偶有委婉的解释，但大纲已定，优势已在“上”、“父”、“夫”一方，为臣，为子，为妻者断无自由可说。如此，人生于世，被固定在伦理之网中，没有自由发展的机会与条件，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大悲剧遂因此而发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认为这是窒息人性，压抑创造力，阻遏民族生机的大问题，乃奋起疾呼：要独立的人格，要自由的意志，要个人的发展。概括言之，提倡个人主义。由于中国人受旧礼教束缚数千年，绝少有人真能懂得个人主义之为何物，一讲个人主义，必以为是自私自利，逞情肆欲。其实，喜欢高谈礼教的人，往往本身是自私自利、逞情肆欲之徒。因为惟有把别人的利益、情欲之路堵塞，他们才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旧礼教大多只是虚文，越到后来，越具有欺骗性。真正的个人主义，从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中挣脱出来的个人主义，从旧礼教的批判中得到伸展的个人主义，究其实，不过是认取个人价值，力求实现个人的价值这样一种观念。诚然，我并不认为这种观念具有人类发展终极的性质。但我们可以说，与封建纲常名教和各种宗教箴规相比，个人主义毕竟是更为健全的观念，是更加合乎人道，更有益于发展人类的各种美、善本质，发挥其创造智慧的观念。
中国旧礼教最根本的意义是要每一个人忘记个人的价值，而全其“名分”。为人臣者，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死前还要谢主龙恩，算是全了名分，否则就是未尽臣道，是为“叛臣”。为人子者，必严守父命，稍有逾越就是未尽孝道，是为“逆子”。按封建家法，父教子，捶挞至死，法律不能问。为人妇者，对夫须绝对服从，稍有忤逆，亦可家法从事，有“七出”之条可依，逐出家门，一生蒙受耻辱，无法做人。除了最高统治者，每个人都被套上名分的重枷，或为人臣，或为人子，或为人妇，唯独不成其为“个人”。试问“名教”、“名分”哪里来的?无非是死了几百几千年的所谓“圣人”垂教，或是祖宗遗制，都是死人的东西。所以，礼教的本质就是要活人为死人作牺牲。所谓礼教吃人，就是死人吃活人。死人长埋地下，自己不能吃人。于是为王、为官、为尊、为上者就肩起礼教的大旗执行着吃人的使命。明白了这一点，才可以真正理解陈独秀、胡适、鲁迅诸先辈在“五四”时期的言论表现了何等人类的尊严和高度的人道主义。鲁迅写《狂人日记》，痛斥礼教吃人，陈独秀要青年独立、自主、进步、进取，要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胡适要人立志首先“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这些，都是在提倡个人的尊严、个人的价值，主张还给每一个人以做人的权利，而不做别人（或“名分”）的附属品、牺牲品。
也许会有人说，这种个人主义的伦理观、人生观纯是西方的东西，提倡它，就是提倡西化，就是反传统。
许多材料反映出，人们对传统往往只有极笼统的概念，殊不知传统不是单一的，任何一个民族总有自己的长处，否则不足以自立于世界，不足以缔造千百年历史。但也都会有短处，所以总不免走曲折的道路，有时甚至真正遇上倒霉，抬不起头来的年代。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民族有好的传统，也有不好的传统；有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也有只居次要地位，甚至长时间被埋没的传统。我们上面所讲的近代开始抬头的个人主义，是否在中国历史上完全找不到一点根据，必须全部从西方移植?我看并非如此。在先秦诸子中就有杨朱那样的人物，“拔一毛利以天下而不为”。 至魏晋时期，特立独行若孔融、嵇康、阮籍之流，何尝不表现出一点自全人格、自求实现其个人价值的精神？晚明的李贽“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 ，蔑视礼教，不恤众韪，终至牺牲生命，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自认人生价值，努力加以实现的个人主义的胚芽?清代大思想家戴震给人的情欲的正当性予以理论的论证，这何尝不是对旧伦理的一种挑战?我认为，尽管中国旧礼教垂统数千年，但历史上并非没有为实现个人价值而奋斗的奇人异土，他们前后呼应也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另一种虽很微弱但并非不存在的传统。事实上，“五四”前后的启蒙思想家和学者，正有不少人努力发掘这一传统。胡适、鲁迅等人都曾卓有成效地做过这类工作。
三是人的解放，男女平等。
还要看到，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先秦有先秦的传统，汉魏有汉魏的传统，唐宋有唐宋的传统，明清有明清的传统，虽前后相袭，但颇不乏变革的成分。近代以来，追求人的解放、自由、民主，何尝不可以认作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优秀传统?
在人的解放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女子的解放。倡言男女平等，鼓励女子教育，保护男女的婚姻自主权等等，这些主张也只是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中毫无根据吗?其实，中国历史上只是宋代理学鼎盛之后，女子的地位才变得特别凄惨。这以前，颇不乏宣扬女子的个性、女子的才华和歌颂男女坚贞爱情的记载。理学家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把女子视为不洁和罪恶之源，重重加以牢笼，居然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条灌输人间。据考，女子缠足亦是宋代始大兴。这种极不人道的“刑罚”，竟被当作一种美，为无聊文人所描摹，真是近乎变态心理。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对极端不合人道的男尊女卑的社会偏见表示极大的义愤。提倡女子解放，鼓励女子受教育和走出家庭四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这不过是要求回复人类社会应有的面目，并非只是照搬哪个西方国家的模式。如果再注意一下，俞理初早在西方敲开中国大门之前，在19世纪30年代即已倡男女平等之说， 辛亥时期，已有女子留学，女子参加革命之事，那么，岂不是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正是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吗?
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中国新一代女杰。他们在政治界、学术界、文艺界都曾发挥了重大作用。谁也不能说她们因此就不再是中国的女子。谁也没有理由指责她们完全背叛了中国的传统。事实上，她们恰恰具有中国人所敬慕的某些优秀美德，这正是她们确立自己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只要注意到邓颖超这个典型例子就足够了。
四是新文化运动直接推动了中国新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几个著名领袖差不多都曾服务于教育界。他们对发展中国现代教育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
中国的新教育不始于“五四”时期。但此前只是处于萌生阶段。受新文化运动之赐，才得以成形。所谓新教育主要有三点。一是新的教育思想的确立，打破读书做官的传统模式，使教育面向社会，培养社会生活中实际需要的人。二是新学制的确立。1922年由胡适亲自主稿的新学制案，一直推行到50年代初期。这个学制案虽然明显地受了美国学制的影响，但它处处顾到了中国的特点。中、小学及职业教育尤其强调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高等学校中亦充分注意国学基础的训练。如果因小学——中学—一大学这种教育体制的外部形式雷同于美国，因而就说它是“洋货”，那是不顾事实的说法。新教育的第三个要素是新的课程设置尽量考虑到社会实用价值。胡适有一次谈到农村小学教育时曾说道：“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20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60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的成效”。 这种充分注重社会实用价值的教育思想不是胡适一个人独有的。那时的绝大多数具有新思想的教育家，如蔡元培、陶行知、蒋梦麟、张伯苓等等都是如此。“五四”以后的新教育虽因国家不安定，没有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但毕竟已具雏形。这个雏形同样也是中西结合的产物，而不是什么“全盘西化”，或什么“全盘性反传统”的结果。
五是新文化运动的另—个显著的实绩是改造中国旧学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可以说是新学术卓然成立的重要标志。继之而起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顾颉刚的《古史辨》等等，他们在著作体例上，理论与方法上，都使人耳目一新。他们又影响了一整代学人。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取得可观的进步，可谓肇基于此。新学术的根本特点就是中西结合，即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改造中国传统的理论与方法，重新研究中国的文化遗产或开创崭新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不消说，胡适的考证，顾颉刚的疑古，鲁迅的“钩沉”，都有中国自家传统为根据，绝非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方法。
六是还有一点不能不在这里说一说，就是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诚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本身都不是科学家。但他们都极端地尊重科学，极端地信服科学，极端地热心于科学事业的发展。二三十年代相继发展起来的中国科学事业，都曾直接间接蒙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他差不多和各个领域的第一流科学家都有着非常密切的个人友谊。他直接间接支持和帮助过的科学家及其事业的，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且随便指出几个，例如，丁文江的地质调查所，汪敬熙的实验心理学研究，任鸿隽的科学社及化学研究所，胡先骕（尽管此人大骂过胡适!）的生物学研究，高鲁的天文学研究，北京大学的古生物学研究等等。
七是其他。新文化运动留下的许多实绩，和它所提倡的新观念、新事业，至今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如白话国语的通行，标点符号的采用，汉语拼音的创立；男女平等、人格独立，个性自由等新观念；发展科学乃至节育优育的提倡等等，等等。对于这些，即使最保守的中国人，包括那些斥责新文化运动为“全盘西化”、“全盘性反传统”的人，大概也未必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
二是新文化运动中另一个斗争的焦点是有关伦理观念的问题。陈、胡、鲁迅等人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引起守旧人士的激烈反对。斗争的中心是个人价值问题。旧派人士认为，固有的纲常伦理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忠、孝为人伦大本，事上必以忠，事父母必以孝，妻事夫必以从。这些都是无条件的。尽管历代学者偶有委婉的解释，但大纲已定，优势已在“上”、“父”、“夫”一方，为臣，为子，为妻者断无自由可说。如此，人生于世，被固定在伦理之网中，没有自由发展的机会与条件，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大悲剧遂因此而发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认为这是窒息人性，压抑创造力，阻遏民族生机的大问题，乃奋起疾呼：要独立的人格，要自由的意志，要个人的发展。概括言之，提倡个人主义。由于中国人受旧礼教束缚数千年，绝少有人真能懂得个人主义之为何物，一讲个人主义，必以为是自私自利，逞情肆欲。其实，喜欢高谈礼教的人，往往本身是自私自利、逞情肆欲之徒。因为惟有把别人的利益、情欲之路堵塞，他们才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旧礼教大多只是虚文，越到后来，越具有欺骗性。真正的个人主义，从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中挣脱出来的个人主义，从旧礼教的批判中得到伸展的个人主义，究其实，不过是认取个人价值，力求实现个人的价值这样一种观念。诚然，我并不认为这种观念具有人类发展终极的性质。但我们可以说，与封建纲常名教和各种宗教箴规相比，个人主义毕竟是更为健全的观念，是更加合乎人道，更有益于发展人类的各种美、善本质，发挥其创造智慧的观念。
中国旧礼教最根本的意义是要每一个人忘记个人的价值，而全其“名分”。为人臣者，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死前还要谢主龙恩，算是全了名分，否则就是未尽臣道，是为“叛臣”。为人子者，必严守父命，稍有逾越就是未尽孝道，是为“逆子”。按封建家法，父教子，捶挞至死，法律不能问。为人妇者，对夫须绝对服从，稍有忤逆，亦可家法从事，有“七出”之条可依，逐出家门，一生蒙受耻辱，无法做人。除了最高统治者，每个人都被套上名分的重枷，或为人臣，或为人子，或为人妇，唯独不成其为“个人”。试问“名教”、“名分”哪里来的?无非是死了几百几千年的所谓“圣人”垂教，或是祖宗遗制，都是死人的东西。所以，礼教的本质就是要活人为死人作牺牲。所谓礼教吃人，就是死人吃活人。死人长埋地下，自己不能吃人。于是为王、为官、为尊、为上者就肩起礼教的大旗执行着吃人的使命。明白了这一点，才可以真正理解陈独秀、胡适、鲁迅诸先辈在“五四”时期的言论表现了何等人类的尊严和高度的人道主义。鲁迅写《狂人日记》，痛斥礼教吃人，陈独秀要青年独立、自主、进步、进取，要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胡适要人立志首先“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这些，都是在提倡个人的尊严、个人的价值，主张还给每一个人以做人的权利，而不做别人（或“名分”）的附属品、牺牲品。
也许会有人说，这种个人主义的伦理观、人生观纯是西方的东西，提倡它，就是提倡西化，就是反传统。
许多材料反映出，人们对传统往往只有极笼统的概念，殊不知传统不是单一的，任何一个民族总有自己的长处，否则不足以自立于世界，不足以缔造千百年历史。但也都会有短处，所以总不免走曲折的道路，有时甚至真正遇上倒霉，抬不起头来的年代。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民族有好的传统，也有不好的传统；有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也有只居次要地位，甚至长时间被埋没的传统。我们上面所讲的近代开始抬头的个人主义，是否在中国历史上完全找不到一点根据，必须全部从西方移植?我看并非如此。在先秦诸子中就有杨朱那样的人物，“拔一毛利以天下而不为”。 至魏晋时期，特立独行若孔融、嵇康、阮籍之流，何尝不表现出一点自全人格、自求实现其个人价值的精神？晚明的李贽“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 ，蔑视礼教，不恤众韪，终至牺牲生命，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自认人生价值，努力加以实现的个人主义的胚芽?清代大思想家戴震给人的情欲的正当性予以理论的论证，这何尝不是对旧伦理的一种挑战?我认为，尽管中国旧礼教垂统数千年，但历史上并非没有为实现个人价值而奋斗的奇人异土，他们前后呼应也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另一种虽很微弱但并非不存在的传统。事实上，“五四”前后的启蒙思想家和学者，正有不少人努力发掘这一传统。胡适、鲁迅等人都曾卓有成效地做过这类工作。
三是人的解放，男女平等。
还要看到，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先秦有先秦的传统，汉魏有汉魏的传统，唐宋有唐宋的传统，明清有明清的传统，虽前后相袭，但颇不乏变革的成分。近代以来，追求人的解放、自由、民主，何尝不可以认作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优秀传统?
在人的解放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女子的解放。倡言男女平等，鼓励女子教育，保护男女的婚姻自主权等等，这些主张也只是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中毫无根据吗?其实，中国历史上只是宋代理学鼎盛之后，女子的地位才变得特别凄惨。这以前，颇不乏宣扬女子的个性、女子的才华和歌颂男女坚贞爱情的记载。理学家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把女子视为不洁和罪恶之源，重重加以牢笼，居然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条灌输人间。据考，女子缠足亦是宋代始大兴。这种极不人道的“刑罚”，竟被当作一种美，为无聊文人所描摹，真是近乎变态心理。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对极端不合人道的男尊女卑的社会偏见表示极大的义愤。提倡女子解放，鼓励女子受教育和走出家庭四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这不过是要求回复人类社会应有的面目，并非只是照搬哪个西方国家的模式。如果再注意一下，俞理初早在西方敲开中国大门之前，在19世纪30年代即已倡男女平等之说， 辛亥时期，已有女子留学，女子参加革命之事，那么，岂不是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正是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吗?
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中国新一代女杰。他们在政治界、学术界、文艺界都曾发挥了重大作用。谁也不能说她们因此就不再是中国的女子。谁也没有理由指责她们完全背叛了中国的传统。事实上，她们恰恰具有中国人所敬慕的某些优秀美德，这正是她们确立自己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只要注意到邓颖超这个典型例子就足够了。
四是新文化运动直接推动了中国新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几个著名领袖差不多都曾服务于教育界。他们对发展中国现代教育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
中国的新教育不始于“五四”时期。但此前只是处于萌生阶段。受新文化运动之赐，才得以成形。所谓新教育主要有三点。一是新的教育思想的确立，打破读书做官的传统模式，使教育面向社会，培养社会生活中实际需要的人。二是新学制的确立。1922年由胡适亲自主稿的新学制案，一直推行到50年代初期。这个学制案虽然明显地受了美国学制的影响，但它处处顾到了中国的特点。中、小学及职业教育尤其强调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高等学校中亦充分注意国学基础的训练。如果因小学——中学—一大学这种教育体制的外部形式雷同于美国，因而就说它是“洋货”，那是不顾事实的说法。新教育的第三个要素是新的课程设置尽量考虑到社会实用价值。胡适有一次谈到农村小学教育时曾说道：“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20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60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的成效”。 这种充分注重社会实用价值的教育思想不是胡适一个人独有的。那时的绝大多数具有新思想的教育家，如蔡元培、陶行知、蒋梦麟、张伯苓等等都是如此。“五四”以后的新教育虽因国家不安定，没有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但毕竟已具雏形。这个雏形同样也是中西结合的产物，而不是什么“全盘西化”，或什么“全盘性反传统”的结果。
五是新文化运动的另—个显著的实绩是改造中国旧学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可以说是新学术卓然成立的重要标志。继之而起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顾颉刚的《古史辨》等等，他们在著作体例上，理论与方法上，都使人耳目一新。他们又影响了一整代学人。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取得可观的进步，可谓肇基于此。新学术的根本特点就是中西结合，即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改造中国传统的理论与方法，重新研究中国的文化遗产或开创崭新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不消说，胡适的考证，顾颉刚的疑古，鲁迅的“钩沉”，都有中国自家传统为根据，绝非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方法。
六是还有一点不能不在这里说一说，就是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诚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本身都不是科学家。但他们都极端地尊重科学，极端地信服科学，极端地热心于科学事业的发展。二三十年代相继发展起来的中国科学事业，都曾直接间接蒙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他差不多和各个领域的第一流科学家都有着非常密切的个人友谊。他直接间接支持和帮助过的科学家及其事业的，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且随便指出几个，例如，丁文江的地质调查所，汪敬熙的实验心理学研究，任鸿隽的科学社及化学研究所，胡先骕（尽管此人大骂过胡适!）的生物学研究，高鲁的天文学研究，北京大学的古生物学研究等等。
七是其他。新文化运动留下的许多实绩，和它所提倡的新观念、新事业，至今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如白话国语的通行，标点符号的采用，汉语拼音的创立；男女平等、人格独立，个性自由等新观念；发展科学乃至节育优育的提倡等等，等等。对于这些，即使最保守的中国人，包括那些斥责新文化运动为“全盘西化”、“全盘性反传统”的人，大概也未必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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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是我国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其重要的意义是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了弘扬,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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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更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在该刊发刊词中宣称，“善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此时陈独秀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思想变革的原因是：他认定改造国民性是政治变革的前提。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表现在它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 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首先，他们指出，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其次，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再次，他们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为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的地位，从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在于给封建的专制主义与伦理道德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大力宣扬了民主与科学，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 为外国的各种思想流派传入中国打开了闸门。
“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在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在该刊发刊词中宣称，“善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此时陈独秀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思想变革的原因是：他认定改造国民性是政治变革的前提。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表现在它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 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首先，他们指出，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其次，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再次，他们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为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的地位，从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在于给封建的专制主义与伦理道德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大力宣扬了民主与科学，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 为外国的各种思想流派传入中国打开了闸门。
“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在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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