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从文学和艺术两个角度对牡丹亭加以评说

Answer 1

《牡丹亭》全剧共五十五出。作者在《题词》里写道：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杜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李仲文女儿的故事，见于《搜神后记》。该书载，东晋时代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葬于郡城之北。此女与继任郡守张世之的儿子子长梦而成合。李、张发觉后，掘开此女坟墓，发现其肌肤完好如初。后此女托梦与子长说，我本来就要复活，可是因为掘了墓，将肉烂而死。冯孝将儿子事，见于《异苑》，说的是广州太守冯孝将之子马子，梦见一位十八，九岁的美女，自称是北海太守徐元方之女，不幸为鬼所杀。根据生死簿，她应活八十多岁，请求马子救她重生。马子掘开其墓，只见她肢体完好，心下微暧，口鼻尚有气息。于是二人结为夫妇。至于睢阳王收拷谭生事，亦见诸《搜神后记》，大意为谭生夜半读书，忽一美人入屋相与燕好，告他说，她怕火，请在三年之内不要用火照她。可是谭生忍不住，乘她熟睡之机，点灯照了她。她惊醒后说，我本来就要复生，你却连一年也等不及，我成活无望，只好永诀。临走递给谭生一领珠袍，并割取谭生衣裾留念。后谭生把珠袍拿到市上出卖，恰好卖到睢阳王家。原来那美人是睢阳王之女，睢阳王怀疑谭生的珠袍是盗墓而得，将他抓获进行拷打。谭生如实辩白，后发坟，果见谭生衣裾，睢刚土遂认共为婚。据后人考证，《牡丹亭》本事的直接来源很可能是明代的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 (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和吴小如《关于牡丹亭的几件小事》)其基本情节是：南宋光宗年间，广东南雄府尹杜宝有女名丽娘。一日到花园游春，触景生情，梦见一位潇洒书生，与其订情欢爱。梦醒之后，神情恍惚，一病而亡，葬于花园梅树之下。杜宝离任，新府尹之子柳梦梅偶然发现了杜丽娘临死前画的自画象，萌生爱慕之情。一夜和衣而卧，丽娘忽然出现，顿成枕席之欢，并以实情相告。柳告之父母，发棺取尸，救其重生，结成姻缘。 《作者题词》里说的“传杜太守事者”当即《杜丽娘慕色还魂》。《牡丹亭》同话本小说乃至笔记小说有着很明显的渊源关系。同时，《牡丹亭》同元杂剧的承袭关系也不容忽视。《牡丹亭》的某些情节，如写真、魂会、复生、硬拷，在元杂剧诸如《倩女离魂》、《碧桃花》、《两世姻缘》、《金钱记》等剧目中已见形影。(参看徐朔方《牡丹亭的因袭和创新》)故事的因袭与情节的借鉴都不能掩盖《牡丹亭》的伟大创造。 《牡丹亭》虽然袭用了“杜丽娘慕色还魂”的故事，而作者赋予了这个故事以新的灵魂；至于其作为戏剧艺术的成就，实非原来的小说、戏剧可比拟。如果不是《牡丹亭》的改编，杜丽娘的故事也许在当时就湮灭了。

《牡丹亭》是作者呕心沥血之作。这个戏的背景是宋朝，汤显祖曾亲自编篡过一部宋史，他对历史修养有素，这从《牡丹亭》里写“溜金王”的几段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但是作者意不在言史，有论家认为《牡丹亭》“对宋人说大明律，作者故为此不通语，骇人闻听，然插科打浑，正自有趣”，仅仅把它看成了一种修辞手段。的确，汤显祖是非常重视戏剧的趣味性的。但是把“对宋人说大明律”仅仅看成一种谐谑，实在有目末于作者的匠心。他是一个“不能不为世思”的艺术家，所以他着意从各方面使自己的作品和现实社会相通。戏外有戏，是汤显祖戏剧一个重要特点。他在艺术上主张“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 (《序丘毛伯稿》)所以，他的艺术表现方法的特点是以虚用实，虚实结合。这种艺术方法和他的“情在而理亡”的社会观点结合起来，便形成了他的戏剧艺术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

“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最高戒命，它是旧的意识形态趋于僵死阶段的标志，充分显示了社会温情脉脉的纱幕后面的极端残酷的本质。 “天理”、“人欲”之争，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矛盾斗争的焦点。所以，那个时代文艺作品思想意义的高下，倒是并不在于它和当时政治的直接关系。“言政”之作常常反而不如“言情”之作更有思想意义就是这个缘故。那个时代真正的英雄不在戎马之间，也不在宫廷之上，而在闺阁之中。我们在阅渎《牡丹亭》的时候，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对于《牡丹亭》就永远只能隔靴搔痒，终究难以突破形骸之见。

《牡丹亭》在它问世当时就使剧坛为之披靡。“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实则，《牡丹亭》和《四厢记》堪弥元明时代以爱情为题的戏剧作品的双璧。当然，《牡丹亭》所写的爱情比《西厢记》更高一筹，它已初步具有现代性爱的色彩。而且，《牡丹亭》不局限于爱情。它所表现的与“理”相对立的“情”，具有比爱情广泛得多的社会含义。毫无疑问，杜丽娘是中国文学艺术中第一位具有早期个性解放思想的女性。它的一往情深的美好心灵和生死不渝的追求精神，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骄傲。杜丽娘的形象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而且在世界戏剧史上，都将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