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当今世界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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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世界经济复苏很不均衡。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中国经济增长今年预计达10%;而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虽然保持了复苏势头,但近10%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在中国等新兴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出口增长,推动了经济复苏,但其财政赤字高企,债务规模接近 GDP的200%;欧元区经济总体上保持上行态势,但受到希腊等多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经济复苏和调整举步维艰。总的看来,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后危机时期的结构调整,很难快速实现稳定的增长。由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份量,其经济恢复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的恢复。
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较脆弱。其一,发达国家普遍面临高财政赤字风险,这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因素。目前从欧洲到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都呈现加剧的状况,一旦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金融市场将大幅震荡,拖累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去年以来相继发生的冰岛、西班牙、希腊和迪拜债务危机,就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很大冲击。(希腊债务危机: 09年10月希腊政府突然宣布,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对其成员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希腊债务危机。迪拜债务危机: 09年11月,迪拜财政部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产分支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以便进行债务重组。据《纽约时报》估算,迪拜世界公司的对外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总债务的74%。被此次迪拜债务危机深套其中的债权人包括汇丰控股、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银行。)不仅如此,作为危机源头的美国金融业,其盈利前景仍存在很大变数。如身陷“欺诈门”的华尔街金融巨头高盛集团,在今年4月16日被美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涉嫌在销售次级抵押贷款支持类证券的金融衍生品时存在欺诈行为。消息传出,由于高盛集团将面临司法调查,其声誉损失对业务产生的影响难以估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不同程度动荡。其二,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高企。09年以来,全球经济的复苏主要是政策刺激的结果,是“无就业增长”的复苏。目前美国和欧元区失业率都达10%的较高水平。这已经成为目前美欧政府焦虑不已的一大问题。就业状况的暗淡,将直接打击人们的消费信心,发达经济体缺少国内消费的拉动,经济恢复的基础很不牢固。其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当前国际上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一些主要国家不断出台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着外需的复苏,使中国这类的出口大国深受其害。09年以来,数十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调查和起诉,美国等国又不断逼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目前各国政府正在计划或准备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超过半数都是针对中国的。此外,国际主要股市、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也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由于为应对危机采取刺激性经济政策,各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扩大,使潜在的通胀风险日益积累,去年以来,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相继出现粮食价格大涨、通货膨胀严峻的问题。(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全球性通胀的隐忧,已成为明显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一些大宗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对国际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甚大的中国经济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巨额主权债务或财政赤字、就业市场不振,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等问题,都反映了刺激经济政策的后遗症正在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
三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兴未艾,但引发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说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乃大势所趋,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危机后,主要国家和集团相继召开峰会,就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监管达成广泛共识。由于当今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源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反映的是当时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数十年过去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两大机构中的发言权势在必行。在匹兹堡金融峰会上,与会国代表一致同意将基金组织和世行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在今年4月的基金组织和世行会议上,也决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世行这一改革进展,使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投票权整体超过47%。
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远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实质性进展。由于其涉及到改革成本的分担和传统主导大国的既得利益,如美元国际地位、国际金融救援,发展中国家权利与责任的不匹配等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虽然各方都认为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意愿在各国之间明显不同。发达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意愿相对要小;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改革来增加发言权,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改革意愿更为强烈。同在发达国家之间,欧洲国家更强调进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而美国则多有保留,不愿放弃其在该领域的权势。)问题还在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步缓解,一些发达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意愿在减弱。
四是各国需要加紧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新的世界经济条件下,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越来越难以为继,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成为重要发展方向,各国经济结构都面临大的调整。与此同时,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更趋深化,推动各国加快以科技创新来带动产业的升级。而不同经济体都面临如何处理好自身的调整问题:发达国家力图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再工业化”,即重振制造业(经历金融危机打击后,美、英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其经济过度依赖服务业,靠消费拉动经济存在的问题,欲通过重振制造业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和扩大内需);新兴经济体则需要努力增强自身的发展后劲。但经济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目前欧洲高福利国家的经济调整就面临强大阻力,欧美国家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不少国家还出现了社会动荡,英、法等国都接连发生大规模罢工抗议活动。
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较脆弱。其一,发达国家普遍面临高财政赤字风险,这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因素。目前从欧洲到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都呈现加剧的状况,一旦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金融市场将大幅震荡,拖累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去年以来相继发生的冰岛、西班牙、希腊和迪拜债务危机,就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很大冲击。(希腊债务危机: 09年10月希腊政府突然宣布,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对其成员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希腊债务危机。迪拜债务危机: 09年11月,迪拜财政部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产分支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以便进行债务重组。据《纽约时报》估算,迪拜世界公司的对外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总债务的74%。被此次迪拜债务危机深套其中的债权人包括汇丰控股、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银行。)不仅如此,作为危机源头的美国金融业,其盈利前景仍存在很大变数。如身陷“欺诈门”的华尔街金融巨头高盛集团,在今年4月16日被美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涉嫌在销售次级抵押贷款支持类证券的金融衍生品时存在欺诈行为。消息传出,由于高盛集团将面临司法调查,其声誉损失对业务产生的影响难以估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不同程度动荡。其二,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高企。09年以来,全球经济的复苏主要是政策刺激的结果,是“无就业增长”的复苏。目前美国和欧元区失业率都达10%的较高水平。这已经成为目前美欧政府焦虑不已的一大问题。就业状况的暗淡,将直接打击人们的消费信心,发达经济体缺少国内消费的拉动,经济恢复的基础很不牢固。其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当前国际上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一些主要国家不断出台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着外需的复苏,使中国这类的出口大国深受其害。09年以来,数十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调查和起诉,美国等国又不断逼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目前各国政府正在计划或准备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超过半数都是针对中国的。此外,国际主要股市、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也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由于为应对危机采取刺激性经济政策,各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扩大,使潜在的通胀风险日益积累,去年以来,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相继出现粮食价格大涨、通货膨胀严峻的问题。(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全球性通胀的隐忧,已成为明显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一些大宗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对国际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甚大的中国经济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巨额主权债务或财政赤字、就业市场不振,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等问题,都反映了刺激经济政策的后遗症正在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
三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兴未艾,但引发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说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乃大势所趋,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危机后,主要国家和集团相继召开峰会,就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监管达成广泛共识。由于当今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源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反映的是当时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数十年过去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两大机构中的发言权势在必行。在匹兹堡金融峰会上,与会国代表一致同意将基金组织和世行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在今年4月的基金组织和世行会议上,也决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世行这一改革进展,使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投票权整体超过47%。
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远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实质性进展。由于其涉及到改革成本的分担和传统主导大国的既得利益,如美元国际地位、国际金融救援,发展中国家权利与责任的不匹配等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虽然各方都认为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意愿在各国之间明显不同。发达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意愿相对要小;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改革来增加发言权,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改革意愿更为强烈。同在发达国家之间,欧洲国家更强调进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而美国则多有保留,不愿放弃其在该领域的权势。)问题还在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步缓解,一些发达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意愿在减弱。
四是各国需要加紧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新的世界经济条件下,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越来越难以为继,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成为重要发展方向,各国经济结构都面临大的调整。与此同时,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更趋深化,推动各国加快以科技创新来带动产业的升级。而不同经济体都面临如何处理好自身的调整问题:发达国家力图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再工业化”,即重振制造业(经历金融危机打击后,美、英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其经济过度依赖服务业,靠消费拉动经济存在的问题,欲通过重振制造业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和扩大内需);新兴经济体则需要努力增强自身的发展后劲。但经济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目前欧洲高福利国家的经济调整就面临强大阻力,欧美国家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不少国家还出现了社会动荡,英、法等国都接连发生大规模罢工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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