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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是王阳明以后第一人。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远较与他同时代的顾
亭林、黄黎洲为高。他的思想的创颖简易或不如阳明，但体系的博大平实则过之。
他的学说乃是集心学和理学之大成。道学问即所以尊德性，格物穷理即所以明心见
性。表面上他是绍述横渠，学脉比较接近程朱，然而骨子里心学、理学的对立，已
经被他解除了，程朱陆王问的矛盾，已经被他消融了。
船山的历史哲学可以说是他的纯粹哲学的应用与发挥，乃是对小口历史哲学的
空前贡献。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二书，大约是他晚年思想成熟时的著作。
执一中心思想以评衡历史上的人物与事变，自评论历史以使人见道明理而入哲学之
门。书中透出了他个人忠于民族文化和道统之苦心孤诣的志事，建立了他的历史哲
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指示了作人和修养的规范，可以说他书中每字每句都是
在为有志做圣贤、做大政治家的人说法。
何谓历史哲学？太史公所谓“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
说是对于历史哲学的性质与任务最好的诠释。简言之，历史哲学即是要在历史上去
求教训，格历史之物，穷历史之理，穷究国运盛衰、时代治乱、英雄成败、文化消
长、政教得失、风俗隆污之理。换言之，历史哲学即在历史中求“通鉴”，求有普
遍性的教训、鉴戒或原则。古往今来第一流有气魄有识见的历史家，如司马迁、司
马光之流，绝不仅供给我们以历史事实，而乃要指示一种历史哲学。一如伟大的科
学家之不仅是科学家，而自有其哲学，有其宇宙观。
然而历史家的历史哲学只是潜伏的、隐微的、暗示的。只是寓哲学义理于叙述
历史事变之中（一如诗人之寓哲学于诗歌中），究只是史而非哲学。
哲学家的历史哲学是以哲学的原理为主，而以历史的事实作为例证和参考，因
此它是哲学而非历史。历史哲学家将历史家所暗示的潜伏隐微的教训发挥出来，批
评历史家写史时所抱的根本主张及其所假定的前提。譬如，太史公书中有许多地方，
都是有作用的偏见，王船山直指出来而斥之为“谤史”。
又如大史公与班固皆注重史书的文学性，喜为诙奇震耀之言，亦为王船山所指
责。又如太史公在《伯夷列传》里，大发议论怀疑天道的公正，而船山整个历史哲
学的中心思想，即在指明天道的公主不爽。
太史公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天道的不公正，王船山亦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天道的公
正。足见两人对于历史的看法、解释和哲学之不相同。至于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
》所隐微暗示的历史哲学，无疑是“有德者兴，失德者亡”的道德史观。而王船山
的《读通鉴论》主要地也就是将温公的道德史观加以深刻化、系统化地发挥。他又
因为自己身处于国族大变局中，而特别注重夷夏之辨的《春秋》大义，以唤醒人们
的民族意识。不过，我们不仅要注重他借历史事变所发挥的道德教训和民族思想，
而特别要揭示他的哲学思想、历史哲学的思想。
首先拟略述王船山研究历史哲学的方法。他的方法可以分作三点来说：
第一，因为他是先有了哲学的原则，然后才应用这些哲学原则为基础来观察、
解释、批评历史事实，所以他有时可以说是纯自一根本原则或中心思想出发，采取
以事实注理则，以理则驭事实的方法，借历史事实以说明哲学原理，将历史拿实作
为哲学原理的例证或证成。他要用历史事实以例证或证成的根本原理，就是儒家的
天道、仁和体用合一等观念。这在以后将再阐述。他这种方法可以说代表哲学家治
历史哲学的一般方法。其好处在于使他的理论富于哲学识度，贯通而少矛盾。其弱
点在空洞而不亲切。然而他又能辅之以现象学的方法及体验方法，使他的理论丰富
有内容而亲切感人。
第二，所谓现象学的方法，就是即用以观体，因物以求理，由部分以窥全体，
由特殊以求通则的方法。换言之，现象学的方法应用在理解历史方面，即是由看得
见的古人的言与迹这些现象，去探求那看不见的心与道。“因言见心，因迹见道”
是船山达到他的历史哲学的又一钥匙。他说：“知言者，因古人之言，见古人之心。
尚沦古人之世，分析古人精意之归。详说群言之异同，而会其统宗；深造微言之委
曲，而审其旨趣”（《宋论》卷六）。因“言”去见“心”，由尚论古人之“世”，
去求古人的“精意”，由比较“群言”的异同，去会通其“统宗”，由“微言”去
深察其“旨趣”，都表示我所谓即用观体，由现象求本质的现象学的方法。《读通
鉴论》卷十六，复有“千载以下，可按迹以知心。义不义决于心，而即征于外”的
话，更足以见他“由外知内”“按迹见心”的方法。
第三，体验方法。王船山复用设身处地、同情了解的体验方法去得到他的历史
理论。在《读通鉴论叙论》四里，他说：“设身千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
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
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
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他这
段话，知的方面教人虚心，设身处地，以体察古人的事迹；行的方面，求得其教训，
以资自己立身处世的鉴戒。这正好表示了体验方法的两个方面。因为体验方法不是
单纯的求抽象知识之法，而是知行合一之法。
我们前面业已提到，船山是先钻研经学，得出他的哲学原则，然后再将之应用
于历史方面，以完成他的历史哲学。现在我们要进而简要地介绍他的基本哲学思想。
概括讲来，王船山的基本思想是一个不偏于一面的一元论或合一论，在各种对
立的双方中，他要力求其偏中之全，对立中之统一。他的一元论，不是孤立的单一
的一元论，而是一种谐和的调解对立、体用兼赅的全体论或合一论。而他的合一论
也并不是漫无区别的混一论或同一论，而自有其体用主从之别。大体说来，他的思
想是以理为体、物为用的理学，以心为体、物为用，知为主、行为从的心学。兹加
以分别的论列：
（一）王船山的道器合一论。他承认“无其道则无其器”，但他特别注重“无
其器则无其道”之说，以补救王学未流之弊。他指出：“器之虚寂，即道之虚寂”。
他并且力言：“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见《周易外传》卷五
《系辞上传》）。足见他力持道器合一而不可分离的说法，且已预斥近人离开器而
侈言抽象的道，如“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的说法。他的着重点是道器合
一，不可离器而言道，以陷于空寂。亦不可离道而言器，致陷于无本。钱穆先生根
据船山“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的说法便释船山此
说为“唯器论”，那不啻说船山只知用而不知体。这似乎不足表示船山哲学上的根
本立场。就船山的时代来看，大概他处于王学未流之世，离器言道陷于空寂的弊病
比较大。为补偏救弊计，他比较注重不可离器而言道，或器外无道之说，诚所不免，
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道器合一论。
（二） 王船山的体用合一论。道即体，器即用，道器合一说即体用合一说。
不过分开来说，或可较易了解。他说：“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
之有。体用臂有，而相需以实。善言道者，由用以得体，不善言道者，妄立一体，
而消用以从之。不可说空道虚，而强名之曰体。求之感而遂通者，日观化而渐得其
原，如执孙子而问其祖考”（《周易外传》卷二《大有》）。他这里“体用胥有，
而相需以实”一语，说体用合一之理甚精。
意思是说，体有用而体真，用有体而用实。反之体用分离，则两者皆虚妄不实。
至于此下各语，正昭示我前面所说的现象学方法的真义。“善言道者，由用以得体”，
“从用而知其体之有”，意即谓须用现象学方法，即现象以求得本体，不可外现象
以妄立本体。“求之感而遂通者，日观化而渐得其原。”亦是即流行（感通，化）
见本体（道原）之意。子孙喻用，祖考喻体。执子孙问祖考，亦即比喻我们所说的
现象学方法的切实妙用。因为现象学方法的本质在于“即用求体”，而现象学方法，
就是以体用合一的原则为前提。
（三）王船山的心物合一论。心属体，物属用，持体用合一说者自必持心物合
一说。船山说：“心无非物也，物无非心也”（《尚书引义》卷一《尧典》）。
“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脏，待感于五官。肝脾肺肾，魂魄志
思之藏也。一脏失理，一官失用，而心之灵已损矣。无目而心不辨色，无耳而心不
知声，无手足而无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灵已废矣。
亭林、黄黎洲为高。他的思想的创颖简易或不如阳明，但体系的博大平实则过之。
他的学说乃是集心学和理学之大成。道学问即所以尊德性，格物穷理即所以明心见
性。表面上他是绍述横渠，学脉比较接近程朱，然而骨子里心学、理学的对立，已
经被他解除了，程朱陆王问的矛盾，已经被他消融了。
船山的历史哲学可以说是他的纯粹哲学的应用与发挥，乃是对小口历史哲学的
空前贡献。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二书，大约是他晚年思想成熟时的著作。
执一中心思想以评衡历史上的人物与事变，自评论历史以使人见道明理而入哲学之
门。书中透出了他个人忠于民族文化和道统之苦心孤诣的志事，建立了他的历史哲
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指示了作人和修养的规范，可以说他书中每字每句都是
在为有志做圣贤、做大政治家的人说法。
何谓历史哲学？太史公所谓“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
说是对于历史哲学的性质与任务最好的诠释。简言之，历史哲学即是要在历史上去
求教训，格历史之物，穷历史之理，穷究国运盛衰、时代治乱、英雄成败、文化消
长、政教得失、风俗隆污之理。换言之，历史哲学即在历史中求“通鉴”，求有普
遍性的教训、鉴戒或原则。古往今来第一流有气魄有识见的历史家，如司马迁、司
马光之流，绝不仅供给我们以历史事实，而乃要指示一种历史哲学。一如伟大的科
学家之不仅是科学家，而自有其哲学，有其宇宙观。
然而历史家的历史哲学只是潜伏的、隐微的、暗示的。只是寓哲学义理于叙述
历史事变之中（一如诗人之寓哲学于诗歌中），究只是史而非哲学。
哲学家的历史哲学是以哲学的原理为主，而以历史的事实作为例证和参考，因
此它是哲学而非历史。历史哲学家将历史家所暗示的潜伏隐微的教训发挥出来，批
评历史家写史时所抱的根本主张及其所假定的前提。譬如，太史公书中有许多地方，
都是有作用的偏见，王船山直指出来而斥之为“谤史”。
又如大史公与班固皆注重史书的文学性，喜为诙奇震耀之言，亦为王船山所指
责。又如太史公在《伯夷列传》里，大发议论怀疑天道的公正，而船山整个历史哲
学的中心思想，即在指明天道的公主不爽。
太史公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天道的不公正，王船山亦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天道的公
正。足见两人对于历史的看法、解释和哲学之不相同。至于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
》所隐微暗示的历史哲学，无疑是“有德者兴，失德者亡”的道德史观。而王船山
的《读通鉴论》主要地也就是将温公的道德史观加以深刻化、系统化地发挥。他又
因为自己身处于国族大变局中，而特别注重夷夏之辨的《春秋》大义，以唤醒人们
的民族意识。不过，我们不仅要注重他借历史事变所发挥的道德教训和民族思想，
而特别要揭示他的哲学思想、历史哲学的思想。
首先拟略述王船山研究历史哲学的方法。他的方法可以分作三点来说：
第一，因为他是先有了哲学的原则，然后才应用这些哲学原则为基础来观察、
解释、批评历史事实，所以他有时可以说是纯自一根本原则或中心思想出发，采取
以事实注理则，以理则驭事实的方法，借历史事实以说明哲学原理，将历史拿实作
为哲学原理的例证或证成。他要用历史事实以例证或证成的根本原理，就是儒家的
天道、仁和体用合一等观念。这在以后将再阐述。他这种方法可以说代表哲学家治
历史哲学的一般方法。其好处在于使他的理论富于哲学识度，贯通而少矛盾。其弱
点在空洞而不亲切。然而他又能辅之以现象学的方法及体验方法，使他的理论丰富
有内容而亲切感人。
第二，所谓现象学的方法，就是即用以观体，因物以求理，由部分以窥全体，
由特殊以求通则的方法。换言之，现象学的方法应用在理解历史方面，即是由看得
见的古人的言与迹这些现象，去探求那看不见的心与道。“因言见心，因迹见道”
是船山达到他的历史哲学的又一钥匙。他说：“知言者，因古人之言，见古人之心。
尚沦古人之世，分析古人精意之归。详说群言之异同，而会其统宗；深造微言之委
曲，而审其旨趣”（《宋论》卷六）。因“言”去见“心”，由尚论古人之“世”，
去求古人的“精意”，由比较“群言”的异同，去会通其“统宗”，由“微言”去
深察其“旨趣”，都表示我所谓即用观体，由现象求本质的现象学的方法。《读通
鉴论》卷十六，复有“千载以下，可按迹以知心。义不义决于心，而即征于外”的
话，更足以见他“由外知内”“按迹见心”的方法。
第三，体验方法。王船山复用设身处地、同情了解的体验方法去得到他的历史
理论。在《读通鉴论叙论》四里，他说：“设身千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
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
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
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他这
段话，知的方面教人虚心，设身处地，以体察古人的事迹；行的方面，求得其教训，
以资自己立身处世的鉴戒。这正好表示了体验方法的两个方面。因为体验方法不是
单纯的求抽象知识之法，而是知行合一之法。
我们前面业已提到，船山是先钻研经学，得出他的哲学原则，然后再将之应用
于历史方面，以完成他的历史哲学。现在我们要进而简要地介绍他的基本哲学思想。
概括讲来，王船山的基本思想是一个不偏于一面的一元论或合一论，在各种对
立的双方中，他要力求其偏中之全，对立中之统一。他的一元论，不是孤立的单一
的一元论，而是一种谐和的调解对立、体用兼赅的全体论或合一论。而他的合一论
也并不是漫无区别的混一论或同一论，而自有其体用主从之别。大体说来，他的思
想是以理为体、物为用的理学，以心为体、物为用，知为主、行为从的心学。兹加
以分别的论列：
（一）王船山的道器合一论。他承认“无其道则无其器”，但他特别注重“无
其器则无其道”之说，以补救王学未流之弊。他指出：“器之虚寂，即道之虚寂”。
他并且力言：“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见《周易外传》卷五
《系辞上传》）。足见他力持道器合一而不可分离的说法，且已预斥近人离开器而
侈言抽象的道，如“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的说法。他的着重点是道器合
一，不可离器而言道，以陷于空寂。亦不可离道而言器，致陷于无本。钱穆先生根
据船山“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的说法便释船山此
说为“唯器论”，那不啻说船山只知用而不知体。这似乎不足表示船山哲学上的根
本立场。就船山的时代来看，大概他处于王学未流之世，离器言道陷于空寂的弊病
比较大。为补偏救弊计，他比较注重不可离器而言道，或器外无道之说，诚所不免，
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道器合一论。
（二） 王船山的体用合一论。道即体，器即用，道器合一说即体用合一说。
不过分开来说，或可较易了解。他说：“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
之有。体用臂有，而相需以实。善言道者，由用以得体，不善言道者，妄立一体，
而消用以从之。不可说空道虚，而强名之曰体。求之感而遂通者，日观化而渐得其
原，如执孙子而问其祖考”（《周易外传》卷二《大有》）。他这里“体用胥有，
而相需以实”一语，说体用合一之理甚精。
意思是说，体有用而体真，用有体而用实。反之体用分离，则两者皆虚妄不实。
至于此下各语，正昭示我前面所说的现象学方法的真义。“善言道者，由用以得体”，
“从用而知其体之有”，意即谓须用现象学方法，即现象以求得本体，不可外现象
以妄立本体。“求之感而遂通者，日观化而渐得其原。”亦是即流行（感通，化）
见本体（道原）之意。子孙喻用，祖考喻体。执子孙问祖考，亦即比喻我们所说的
现象学方法的切实妙用。因为现象学方法的本质在于“即用求体”，而现象学方法，
就是以体用合一的原则为前提。
（三）王船山的心物合一论。心属体，物属用，持体用合一说者自必持心物合
一说。船山说：“心无非物也，物无非心也”（《尚书引义》卷一《尧典》）。
“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脏，待感于五官。肝脾肺肾，魂魄志
思之藏也。一脏失理，一官失用，而心之灵已损矣。无目而心不辨色，无耳而心不
知声，无手足而无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灵已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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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湖湘子弟骄傲的湖湘文化的显著特点是思变和求新，它形成的第一
个高峰是两宋，第二个高峰是清初至民国的三百年间。而王船山的“道莫
盛于趋变”的思变思想则是吹响了湖湘文化发展走向第二个高峰的进军号
，形成了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的发展源流。研究王船
山的思变理念，对于理解党的现行指导思想中与时俱进的灵魂和本质，具
有重要的意义。
从孔孟到董仲舒、韩愈、朱熹、王守仁等都宣扬厚古薄今和今不如昔
，把“三代”以前的社会描绘成“天理流行”的盛世，把后世说成为“人
欲横流”的一代不如一代。王夫子则指出，“三代”以前是个未开发的原
始时代，“国小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鹄面鸠形，衣百节而食
草木”，“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如同禽兽。历史
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的。“世益降，物益备”。
王船山针对“法先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的思想，提出了“
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和“趋时更新”的政治主张，王船山认为“祖宗之法
，未可恃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
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汉以后之天下”，“汉以后之法治之”。他认
为，不断前进的历史和时代，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制度和法令，“就今日而
必尧舜也，即有娓娓长言为委曲因时之论者，不可听也”。这与商鞅的“
治世不一道，使国不必法古”和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的思想是一脉相承。
历代的儒家都吹“天命论”，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
不变”。王船山则认为，历史发展是有一定规律和趋势的，即“势”和“
理”。“顺必然之势，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岂有苍苍不可问之
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
，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
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
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昧之
，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故大智者，以理为势，以势从
理”。
三百多年来，王船山的思变理念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革故求新的志士仁
人。跟着毛泽东走出长沙船山学社的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声音，让魔鬼的宫廷鬼哭狼嚎。
个高峰是两宋，第二个高峰是清初至民国的三百年间。而王船山的“道莫
盛于趋变”的思变思想则是吹响了湖湘文化发展走向第二个高峰的进军号
，形成了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的发展源流。研究王船
山的思变理念，对于理解党的现行指导思想中与时俱进的灵魂和本质，具
有重要的意义。
从孔孟到董仲舒、韩愈、朱熹、王守仁等都宣扬厚古薄今和今不如昔
，把“三代”以前的社会描绘成“天理流行”的盛世，把后世说成为“人
欲横流”的一代不如一代。王夫子则指出，“三代”以前是个未开发的原
始时代，“国小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鹄面鸠形，衣百节而食
草木”，“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如同禽兽。历史
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的。“世益降，物益备”。
王船山针对“法先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的思想，提出了“
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和“趋时更新”的政治主张，王船山认为“祖宗之法
，未可恃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
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汉以后之天下”，“汉以后之法治之”。他认
为，不断前进的历史和时代，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制度和法令，“就今日而
必尧舜也，即有娓娓长言为委曲因时之论者，不可听也”。这与商鞅的“
治世不一道，使国不必法古”和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的思想是一脉相承。
历代的儒家都吹“天命论”，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
不变”。王船山则认为，历史发展是有一定规律和趋势的，即“势”和“
理”。“顺必然之势，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岂有苍苍不可问之
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
，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
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
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昧之
，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故大智者，以理为势，以势从
理”。
三百多年来，王船山的思变理念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革故求新的志士仁
人。跟着毛泽东走出长沙船山学社的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声音，让魔鬼的宫廷鬼哭狼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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