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孔子孟子的资料,我们要写作文用呢~~
书上有个活动,让收集孔子孟子的资料,希望大家帮忙找一下他门的名言、事迹、介绍……越多越好。先在这里谢谢大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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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子
孔子(前551-前479),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 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声名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赋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抑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孟子的生平
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就是孟子的祖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①;大概他的老师不是有名望的人,所以孟子没有讲他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②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年间。当时匡章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③。他在齐国很不得志,连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④镒,都没有接受,就离开齐国。在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⑤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⑥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梁惠王下》记载说,邹国同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他说,这就象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两次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最后说,我说的是大概情况,您和您的国君参照着去做吧!
“有为神农之言者”农家许行,从楚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陈相兄弟很赞成许行的主张,“尽弃其学而学焉”。许行的思想在反对剥削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孟子抓住许行的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魏败于齐。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太子申被齐军俘虏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国的商鞅领兵攻魏,俘魏大将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领兵破魏军于襄陵,取得魏国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象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
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①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①。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②宣王不听,“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③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④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公孙丑下》记,孟子离开齐国,在齐的边境昼地停留了三宿。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迟缓呢?他说:“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又有人说,“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样子。”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何为不豫哉?”他以历史循环理论的观点认为将要有“王者”兴起,来统一天下。他寄希望于齐宣王,企望在齐国有所作为,但愿望落空了,只得离开齐国。
齐楚曾经有合纵之约。秦使张仪以土地之利诱骗楚怀王与齐绝交。楚齐已经断交,楚也发觉见欺。公元前312年,楚大发兵与秦战,两次大败于秦。当秦楚正要交战的时刻,孟子从齐国到宋国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记,宋牼听到秦楚要打仗,准备去说秦、楚罢兵。孟子问宋牼,用什么宗旨去说秦、楚?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对言“利”,主张讲“仁义”。他说:“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终(尽)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说:“先王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孟子再游宋时,宋君偃早已自立为王。《滕文公下》记,孟子的弟子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说,汤、武行王政,他们的征伐,是从水火中拯救百姓,诛杀残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无敌于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不久便离开宋国到了鲁国。这时候正是鲁平公(约于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将要使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鲁平公将要去拜访孟子,因为他所宠爱的小臣臧仓说了孟子的坏话,而又改变了主意。乐正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①孟子这时已经六十几岁,便回到老家邹国,不再出游了。
与儒家争鸣者以墨家和杨朱学派的势力最大。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①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②孟子痛斥杨、墨学派,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③他说,他这样严厉地驳斥杨、墨的异端邪说,是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个圣人的事业,他要正人心,就必须辟杨、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诉他,别人都说他好辩论,他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经历,也很象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④。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⑤,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⑥孟子的弟子虽没有孔子那么多,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应劭《风俗通·穷通》、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题辞》分辨了真伪说:孟子“著书七篇”“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今本《孟子外书》,系明人伪作。
《孟子》一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的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注释本甚多,主要有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及近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参考资料:百度知道
孔子(前551-前479),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 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声名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赋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抑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孟子的生平
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就是孟子的祖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①;大概他的老师不是有名望的人,所以孟子没有讲他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②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年间。当时匡章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③。他在齐国很不得志,连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④镒,都没有接受,就离开齐国。在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⑤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⑥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梁惠王下》记载说,邹国同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他说,这就象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两次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最后说,我说的是大概情况,您和您的国君参照着去做吧!
“有为神农之言者”农家许行,从楚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陈相兄弟很赞成许行的主张,“尽弃其学而学焉”。许行的思想在反对剥削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孟子抓住许行的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魏败于齐。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太子申被齐军俘虏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国的商鞅领兵攻魏,俘魏大将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领兵破魏军于襄陵,取得魏国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象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
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①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①。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②宣王不听,“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③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④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公孙丑下》记,孟子离开齐国,在齐的边境昼地停留了三宿。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迟缓呢?他说:“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又有人说,“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样子。”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何为不豫哉?”他以历史循环理论的观点认为将要有“王者”兴起,来统一天下。他寄希望于齐宣王,企望在齐国有所作为,但愿望落空了,只得离开齐国。
齐楚曾经有合纵之约。秦使张仪以土地之利诱骗楚怀王与齐绝交。楚齐已经断交,楚也发觉见欺。公元前312年,楚大发兵与秦战,两次大败于秦。当秦楚正要交战的时刻,孟子从齐国到宋国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记,宋牼听到秦楚要打仗,准备去说秦、楚罢兵。孟子问宋牼,用什么宗旨去说秦、楚?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对言“利”,主张讲“仁义”。他说:“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终(尽)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说:“先王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孟子再游宋时,宋君偃早已自立为王。《滕文公下》记,孟子的弟子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说,汤、武行王政,他们的征伐,是从水火中拯救百姓,诛杀残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无敌于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不久便离开宋国到了鲁国。这时候正是鲁平公(约于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将要使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鲁平公将要去拜访孟子,因为他所宠爱的小臣臧仓说了孟子的坏话,而又改变了主意。乐正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①孟子这时已经六十几岁,便回到老家邹国,不再出游了。
与儒家争鸣者以墨家和杨朱学派的势力最大。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①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②孟子痛斥杨、墨学派,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③他说,他这样严厉地驳斥杨、墨的异端邪说,是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个圣人的事业,他要正人心,就必须辟杨、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诉他,别人都说他好辩论,他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经历,也很象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④。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⑤,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⑥孟子的弟子虽没有孔子那么多,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应劭《风俗通·穷通》、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题辞》分辨了真伪说:孟子“著书七篇”“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今本《孟子外书》,系明人伪作。
《孟子》一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的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注释本甚多,主要有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及近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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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评孔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最为著名。儒家虽为显学之首,但不立于一尊的地位。故各家对孔子的毁誉不一。
孔子门人及其后学者均推尊孔子。门人中以子贡为代表,他对孔子赞美备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拟为高天、日月、木铎,凡人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亚圣孟子认为孔子所行的“圣人之道”是遍及自然界和社会的至高准则。然而当时民间一般看法认为孔子是博学成名的大学者。
战国末期大儒荀子,虽然其礼的思想根源于孔子,然而他有浓厚的“法”思想的成分。他以继承儒家正统自任,称颂孔子,认为孔子的美德永远不可泯灭。但他贬斥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批评子思、孟子。他的著作多处称引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借孔子之名表达他重视礼法和“亲贤用知”的思想。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上述先秦诸子对孔子的毁誉褒贬,各持己见,正是反映了当时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兴盛景象。这与汉以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截然不同。
秦汉评孔
秦汉时代是儒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期。在先秦,孔子只算是诸子之一,儒家虽号为“显学”,也只是百家中的一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儒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秦始皇虽焚书坑儒,但秦朝博士中有许多儒生,祖述孔子,传播儒学,秦尚法术,儒学并未居于统治地位;
2.西汉前期,崇尚黄老,博士诸儒具官待问,未见尊显;
3.汉武帝以后,定儒术于一尊,此后进入儒学统治时期。
汉代儒学的特点是:
1.融摄百家,综合吸取诸了各家之长来充实儒学,使儒学更加丰富;
2.由于定儒术于一尊,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
3.神化孔子和经书,使孔子由圣人变为神人,经学变为神学。
魏晋南北朝评孔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汉魏之际,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隋唐评孔
自南北朝以后,迄于隋唐,佛教盛炽,儒学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宋元评孔
宋元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上是对孔子推崇备至,进一步把孔子神化,用孔子的神圣光环和纲常伦理来维护其封建统治。
宋元时期,中国结束了晚唐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确立了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支柱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宋元时期的哲学运动以更典型的形式表现了中国中世纪哲学思维的特点及其逻辑发展的曲折。从以前儒教、佛教、道教相互攻伐到相互吸取,由三教鼎立到三教合流,从而产生了宋元时期十分精致的官方哲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理学唯心主义。
孔子学说是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宋元时期作为至圣先师也被塑造得更加完美与高大,无论是皇家朝廷,还是学林名流,对孔子都极力颂扬,对孔子的学说也极力阐发光大。
明代评孔
继宋元之后,明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心学极盛。与之同时,还出现了与之对立的所学。呈现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思潮鼎立的局面。三者对孔子及其学说亦各自有其阐发和评述。
清代评孔
在清朝时代,孔学由盛而衰。论孔者依时代之不同而歧见纷呈,其要者有:
1.治统、道统合一论;
2.朱学即孔学论; 以孔学批评理学;
3.以孔、孟之学批评君主专制;
4.“经学即理学”论;
5.“六经皆史”论;
6.“中体西用”说;
7.“孔子改制”说;
8.以夷变夏论; 孔子尊君论; 儒学汗漫说。
近代以来评孔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围绕如何评价孔子及其儒学的争论,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
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但以物质武器批判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且从思想上冲击了一切束缚人民的绳索。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并未完全摆脱儒家纲常思想的影响。
早期改良派目睹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提出了“器变道不变”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
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发动革命与改良之辩,深化了近代评孔运动。
辛亥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激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未能建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旧思想、旧道德。
五四以后,围绕评孔问题的争论仍一直继续,最后由毛泽东作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并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评孔的应持态度和方法。
台港评孔
1.现代新儒家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力图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2.儒家资本主义又称“第三种现代化模式”或“东亚工业文明”。现代新儒家设想的以儒家文化为背景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或模式。
3.儒学第三期发展,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现今发展阶段和可以展望的未来前景,及其在儒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所提出的一种看法。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最为著名。儒家虽为显学之首,但不立于一尊的地位。故各家对孔子的毁誉不一。
孔子门人及其后学者均推尊孔子。门人中以子贡为代表,他对孔子赞美备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拟为高天、日月、木铎,凡人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亚圣孟子认为孔子所行的“圣人之道”是遍及自然界和社会的至高准则。然而当时民间一般看法认为孔子是博学成名的大学者。
战国末期大儒荀子,虽然其礼的思想根源于孔子,然而他有浓厚的“法”思想的成分。他以继承儒家正统自任,称颂孔子,认为孔子的美德永远不可泯灭。但他贬斥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批评子思、孟子。他的著作多处称引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借孔子之名表达他重视礼法和“亲贤用知”的思想。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上述先秦诸子对孔子的毁誉褒贬,各持己见,正是反映了当时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兴盛景象。这与汉以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截然不同。
秦汉评孔
秦汉时代是儒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期。在先秦,孔子只算是诸子之一,儒家虽号为“显学”,也只是百家中的一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儒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秦始皇虽焚书坑儒,但秦朝博士中有许多儒生,祖述孔子,传播儒学,秦尚法术,儒学并未居于统治地位;
2.西汉前期,崇尚黄老,博士诸儒具官待问,未见尊显;
3.汉武帝以后,定儒术于一尊,此后进入儒学统治时期。
汉代儒学的特点是:
1.融摄百家,综合吸取诸了各家之长来充实儒学,使儒学更加丰富;
2.由于定儒术于一尊,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
3.神化孔子和经书,使孔子由圣人变为神人,经学变为神学。
魏晋南北朝评孔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汉魏之际,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隋唐评孔
自南北朝以后,迄于隋唐,佛教盛炽,儒学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宋元评孔
宋元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上是对孔子推崇备至,进一步把孔子神化,用孔子的神圣光环和纲常伦理来维护其封建统治。
宋元时期,中国结束了晚唐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确立了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支柱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宋元时期的哲学运动以更典型的形式表现了中国中世纪哲学思维的特点及其逻辑发展的曲折。从以前儒教、佛教、道教相互攻伐到相互吸取,由三教鼎立到三教合流,从而产生了宋元时期十分精致的官方哲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理学唯心主义。
孔子学说是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宋元时期作为至圣先师也被塑造得更加完美与高大,无论是皇家朝廷,还是学林名流,对孔子都极力颂扬,对孔子的学说也极力阐发光大。
明代评孔
继宋元之后,明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心学极盛。与之同时,还出现了与之对立的所学。呈现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思潮鼎立的局面。三者对孔子及其学说亦各自有其阐发和评述。
清代评孔
在清朝时代,孔学由盛而衰。论孔者依时代之不同而歧见纷呈,其要者有:
1.治统、道统合一论;
2.朱学即孔学论; 以孔学批评理学;
3.以孔、孟之学批评君主专制;
4.“经学即理学”论;
5.“六经皆史”论;
6.“中体西用”说;
7.“孔子改制”说;
8.以夷变夏论; 孔子尊君论; 儒学汗漫说。
近代以来评孔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围绕如何评价孔子及其儒学的争论,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
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但以物质武器批判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且从思想上冲击了一切束缚人民的绳索。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并未完全摆脱儒家纲常思想的影响。
早期改良派目睹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提出了“器变道不变”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
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发动革命与改良之辩,深化了近代评孔运动。
辛亥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激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未能建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旧思想、旧道德。
五四以后,围绕评孔问题的争论仍一直继续,最后由毛泽东作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并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评孔的应持态度和方法。
台港评孔
1.现代新儒家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力图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2.儒家资本主义又称“第三种现代化模式”或“东亚工业文明”。现代新儒家设想的以儒家文化为背景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或模式。
3.儒学第三期发展,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现今发展阶段和可以展望的未来前景,及其在儒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所提出的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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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处于独尊地位。 唐玄宗以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尊他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为其上尊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到了清 初,孔子更加显贵,被清帝奉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每逢帝王们祭祀孔子时,旁边总会有一位儒家学派的大学者陪着孔子享祭。他同样拥有崇高尊号:“邹国亚圣公”。显然,在儒家学派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子,这位大学者便是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他虽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但是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相传,孟子的母亲十分贤惠,辛劳地抚养他长大成人,为了给孟子创造一个好的邻里环境,孟母曾三迁其家,最后找到一个读书人作邻居,使孟子终成大器,晚年时回到故乡,与万章等亲密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一方面整理阐发儒家典籍,一方面把自己的言论、事迹编著成书。至今,我们了解、研究孟子的思想,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孟子》一书。孟子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生于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是继承和发展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新儒家代表,是儒家第二大宗师,后世尊号亚圣。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学者(公元前551~前479年),他首开私学,创立儒家学
派。孟子是战国时 期的大学者(生卒年不详,一说前385~前304年,一说前372~
前289年),他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 对儒家学派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孔子生于今日山东曲阜,孟子生在距曲阜仅数十里的邹县, 他们都曾沐浴着以 泰
山为中心的齐鲁文化。
----公元前2 世纪中叶,汉武帝认识到孔子学说有利于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社会格局,
因而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
建社会时期,一直尊奉孔子为圣人,尊称孟子为亚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
以及孔子后裔和孟子后裔,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或认为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一
脉相承或完全一致,简言之即所谓的孔孟一家。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或许
也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政治阴谋。因为,实际情况是,孟子的学术思想一部分继承
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孟子自己的创造,而这后一部分内容已经大大地超越
了孔子。
----孔子倡导的社会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问题在于,当君
王不尽君王的责任时,或君王胡作非为时,人们没有正当合法的途径去纠正君王的
错误或更换君王。对这个难题,孔子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但是他没有找到或不敢(
不愿?)提出解决的办法。对比之下,孟子则鲜明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他第一个明确主张,民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朝
廷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为了约束君王的行为,孟子主张在任命或罢免官员的问题上,不能由君王一个
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大臣说了算,而是必须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在定罪量
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允许君王的亲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说了算,
同样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
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在君臣关系上,孟子
也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他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
寇雠(《孟子·离娄下》)。”
----事实上,孟子的上述主张,都是孔子未曾提出过的,这表明孟子的学术思想、
政治理念与孔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孔孟并非一家。
其实,孟子与孔子思想存在着本质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孟子》一书的许多主张都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
从孔庙里迁出,但是他冷静下来后却发现把孟子像放在孔庙中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这是因为,只要宣扬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远屈居亚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张的正
确与否,也就必须以孔子思想为准;这样便可以用正圣压制亚圣,用孔子的思想埋
没孟子的思想,从而扼杀了孟子倡导的民主思想的传播。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墨子主张民众有权参与国家政事,墨子的信徒还建
立了严密的团体组织,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身体力行。对比之下,孟子则属于理论
家,而不属于政治家,他希望从理论上说服君王采纳一种类似“君主立宪”的管理
方式。但是,对于封建专制帝王来说,最有价值的学说,乃是孔子的主张,因为孔
子的主张有助于维护既成的格局,这是期望着永远坐稳天下的皇帝最欢迎的(打天
下的人都不用孔子的学说)。因此,孔子及其学说备受历代封建帝王的礼遇,而墨
子的学说则受到了冷遇,孟子的学说则受到了“招安”。遗憾的是,个中奥妙,一
般文人学者,并不明晓;至于普通百姓,更是被蒙在了鼓里,其标志即相信“孔孟
一家”。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他虽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但是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相传,孟子的母亲十分贤惠,辛劳地抚养他长大成人,为了给孟子创造一个好的邻里环境,孟母曾三迁其家,最后找到一个读书人作邻居,使孟子终成大器,晚年时回到故乡,与万章等亲密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一方面整理阐发儒家典籍,一方面把自己的言论、事迹编著成书。至今,我们了解、研究孟子的思想,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孟子》一书。孟子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生于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是继承和发展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新儒家代表,是儒家第二大宗师,后世尊号亚圣。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学者(公元前551~前479年),他首开私学,创立儒家学
派。孟子是战国时 期的大学者(生卒年不详,一说前385~前304年,一说前372~
前289年),他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 对儒家学派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孔子生于今日山东曲阜,孟子生在距曲阜仅数十里的邹县, 他们都曾沐浴着以 泰
山为中心的齐鲁文化。
----公元前2 世纪中叶,汉武帝认识到孔子学说有利于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社会格局,
因而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
建社会时期,一直尊奉孔子为圣人,尊称孟子为亚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
以及孔子后裔和孟子后裔,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或认为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一
脉相承或完全一致,简言之即所谓的孔孟一家。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或许
也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政治阴谋。因为,实际情况是,孟子的学术思想一部分继承
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孟子自己的创造,而这后一部分内容已经大大地超越
了孔子。
----孔子倡导的社会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问题在于,当君
王不尽君王的责任时,或君王胡作非为时,人们没有正当合法的途径去纠正君王的
错误或更换君王。对这个难题,孔子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但是他没有找到或不敢(
不愿?)提出解决的办法。对比之下,孟子则鲜明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他第一个明确主张,民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朝
廷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为了约束君王的行为,孟子主张在任命或罢免官员的问题上,不能由君王一个
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大臣说了算,而是必须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在定罪量
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允许君王的亲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说了算,
同样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
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在君臣关系上,孟子
也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他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
寇雠(《孟子·离娄下》)。”
----事实上,孟子的上述主张,都是孔子未曾提出过的,这表明孟子的学术思想、
政治理念与孔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孔孟并非一家。
其实,孟子与孔子思想存在着本质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孟子》一书的许多主张都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
从孔庙里迁出,但是他冷静下来后却发现把孟子像放在孔庙中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这是因为,只要宣扬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远屈居亚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张的正
确与否,也就必须以孔子思想为准;这样便可以用正圣压制亚圣,用孔子的思想埋
没孟子的思想,从而扼杀了孟子倡导的民主思想的传播。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墨子主张民众有权参与国家政事,墨子的信徒还建
立了严密的团体组织,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身体力行。对比之下,孟子则属于理论
家,而不属于政治家,他希望从理论上说服君王采纳一种类似“君主立宪”的管理
方式。但是,对于封建专制帝王来说,最有价值的学说,乃是孔子的主张,因为孔
子的主张有助于维护既成的格局,这是期望着永远坐稳天下的皇帝最欢迎的(打天
下的人都不用孔子的学说)。因此,孔子及其学说备受历代封建帝王的礼遇,而墨
子的学说则受到了冷遇,孟子的学说则受到了“招安”。遗憾的是,个中奥妙,一
般文人学者,并不明晓;至于普通百姓,更是被蒙在了鼓里,其标志即相信“孔孟
一家”。
参考资料: http://www.ykyz.net/yuwen/book5/qihuan/xiangguang/qihuanxg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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