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是作者的什么观点?
一腐儒们对科举的痴魔,是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批判
明清是科举考试最盛行的时期,以功名而论分为三级制,即秀才、举人、进士。一般情况下,只有到了举人这个级别才能入仕为官,从实际情况来看,清代举人入仕也有很高的难度。只有进士才是天子门生,可以享受优先授官的待遇。
即使是秀才在地方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和当地的父母官有对话的资格,见面也无需下跪。除了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外,真正带给秀才实惠的是经济利益。按制度,秀才可以免除部分地丁钱粮和差赋徭役,不仅如此,秀才这个名号也可以成为读书人的一种谋生手段。秀才可以担任私塾教师,尽管收入不算丰厚,但养家糊口不算难事。据统计,清代的秀才担任私塾的年收入为24两银子左右,这个收入显然高于壮年雇工的年收入10两。所以民间俗语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仅是老百姓对知识的敬畏,还反映出了民众对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的向往。
所以在当时人们的封建观念中,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才是“光宗耀祖”造福本身及后代之举。所谓“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一味追逐功名利禄,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诱饵,致使一批儒士们为此而刻苦拚搏。
其中不乏有王惠和荀员外为了科举之路找人请仙判,也有为了举业而耗尽终生的马二先生,一生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依然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
作者笔下这一批只为了功名科考的儒生们最为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周进、范进。这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文人,这是当时科举制度下催生出的一种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