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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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是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四杰的名号,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后来因为他们在诗史上初唐这个关键节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就在诗的成就上指代他们。
关于初唐四杰的贡献和他们的作品,其实在唐朝一直都是有争论的。这个争论,最后在杜甫的一系列作为文学评价的绝句中直接给出了定论:
戏为六绝句 杜甫
我们大概看看什么意思。
绝句其二:四杰当时的文章,被人们取笑轻薄,现在取笑的人都灰飞烟灭了,四杰的诗词却万古流传。
绝句其三:四杰的诗,像《诗经》《楚辞》,不如汉魏古风,但是他们就像那千里马纵横驰骋,不像你们这些玩意儿一跑长途就废。
这个评价就相当高,后世对四杰的评价也就基本以杜甫为定论。
王杨卢骆是否当得起得这么高的评价?
唐诗者,以唐为尊也。可是我们都知道,诗也是一路发展上来的,不可能从《诗经》质朴的四言小诗突飞猛进到李白的江河万里,杜甫的忧国忧民。这其中经历了无数诗人的努力和漫长的文体改革,才造就了唐诗的辉煌。而以玄学为指导思想,不思进取的南朝,盛行齐梁体,题材狭隘,以艳诗为主,工于辞藻,靡丽颓废。
经历了隋朝一统后北方文化的入主,天下文人认识到这种诗歌风格很有问题。诗的改革被推动了。一种是形式上的改革,进入高层,通过宫廷诗人(上官仪,上官婉儿,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从宫体诗走出格律的路线,形成近体诗。齐梁体在平仄声韵上的完成上起了推动的作用。
第二种就是内容上的改革。代表就是陈子昂和初唐四杰,这种内容上的批判实际上在隋朝大儒王通时期就开始了。王通是王勃的祖父,南北朝时期唯一宗师级别的儒家经学家,反对沉沦靡丽的诗风是经世致用的儒家天生的责任。所以对齐梁体内容的批判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初唐所有反对齐梁体的诗人中,四杰的批判是最猛烈的。
但是,四杰自己的诗赋风格却是齐梁体味道很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学的就是这个,即便认识到不好,开始反对,却脱不了这个格局。比如王勃的盛名之作《滕王阁序》,就是骈文。又比如卢照邻的诗:
前两句精美细致的写景,不就是六朝遗风?后两句尽显女儿态了,正是齐梁体的味道。
四杰也许是认识到了问题,但是自己未必改得过来。另外有一点可能,四杰对齐梁体猛烈的批判,源于上层文风正确论。
从隋朝到初唐的高层文人,反对甚至鄙夷齐梁体的文风。比如礼部侍郎裴行俭,他们掌握了初唐不成熟的科举制度的金钥匙,举荐你,说你行就行。所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青年文人迎合上层,怒批旧朝遗风属于风向正确。
初唐四杰也都这样。王勃的《上裴侍郎书》,不仅把南朝齐梁体说得一文不值,还波及到曹植,甚至汉魏的诗,显示出自己对齐梁体的深恶痛绝,但王勃自己写的诗,大多是带有南朝诗风。
我们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初唐四杰对齐梁体的猛烈批判其实有些过,齐梁体为格律体的产生提供了平仄,韵律,对仗各方面的准备,也让诗词的句子更加优美,唯内容空洞,需要改造。我前面讲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就是用齐梁体讲了一个厚重的时空主题,才被闻一多先生称为“宫体诗的救赎”。
相对于初唐四杰的完全批判,扭转这种矫枉过正风气的是初唐复古派旗手陈子昂。
陈子昂就不说了,会跑题。
基本上初唐四杰对唐诗的发展贡献便是对南朝齐梁体的猛烈批判,为后来诗人对诗的内容改革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虽然从文艺批判的角度来说有点过,但是对盛唐意象昂扬的诗风是有启发性贡献的。
关于初唐四杰的贡献和他们的作品,其实在唐朝一直都是有争论的。这个争论,最后在杜甫的一系列作为文学评价的绝句中直接给出了定论:
戏为六绝句 杜甫
我们大概看看什么意思。
绝句其二:四杰当时的文章,被人们取笑轻薄,现在取笑的人都灰飞烟灭了,四杰的诗词却万古流传。
绝句其三:四杰的诗,像《诗经》《楚辞》,不如汉魏古风,但是他们就像那千里马纵横驰骋,不像你们这些玩意儿一跑长途就废。
这个评价就相当高,后世对四杰的评价也就基本以杜甫为定论。
王杨卢骆是否当得起得这么高的评价?
唐诗者,以唐为尊也。可是我们都知道,诗也是一路发展上来的,不可能从《诗经》质朴的四言小诗突飞猛进到李白的江河万里,杜甫的忧国忧民。这其中经历了无数诗人的努力和漫长的文体改革,才造就了唐诗的辉煌。而以玄学为指导思想,不思进取的南朝,盛行齐梁体,题材狭隘,以艳诗为主,工于辞藻,靡丽颓废。
经历了隋朝一统后北方文化的入主,天下文人认识到这种诗歌风格很有问题。诗的改革被推动了。一种是形式上的改革,进入高层,通过宫廷诗人(上官仪,上官婉儿,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从宫体诗走出格律的路线,形成近体诗。齐梁体在平仄声韵上的完成上起了推动的作用。
第二种就是内容上的改革。代表就是陈子昂和初唐四杰,这种内容上的批判实际上在隋朝大儒王通时期就开始了。王通是王勃的祖父,南北朝时期唯一宗师级别的儒家经学家,反对沉沦靡丽的诗风是经世致用的儒家天生的责任。所以对齐梁体内容的批判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初唐所有反对齐梁体的诗人中,四杰的批判是最猛烈的。
但是,四杰自己的诗赋风格却是齐梁体味道很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学的就是这个,即便认识到不好,开始反对,却脱不了这个格局。比如王勃的盛名之作《滕王阁序》,就是骈文。又比如卢照邻的诗:
前两句精美细致的写景,不就是六朝遗风?后两句尽显女儿态了,正是齐梁体的味道。
四杰也许是认识到了问题,但是自己未必改得过来。另外有一点可能,四杰对齐梁体猛烈的批判,源于上层文风正确论。
从隋朝到初唐的高层文人,反对甚至鄙夷齐梁体的文风。比如礼部侍郎裴行俭,他们掌握了初唐不成熟的科举制度的金钥匙,举荐你,说你行就行。所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青年文人迎合上层,怒批旧朝遗风属于风向正确。
初唐四杰也都这样。王勃的《上裴侍郎书》,不仅把南朝齐梁体说得一文不值,还波及到曹植,甚至汉魏的诗,显示出自己对齐梁体的深恶痛绝,但王勃自己写的诗,大多是带有南朝诗风。
我们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初唐四杰对齐梁体的猛烈批判其实有些过,齐梁体为格律体的产生提供了平仄,韵律,对仗各方面的准备,也让诗词的句子更加优美,唯内容空洞,需要改造。我前面讲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就是用齐梁体讲了一个厚重的时空主题,才被闻一多先生称为“宫体诗的救赎”。
相对于初唐四杰的完全批判,扭转这种矫枉过正风气的是初唐复古派旗手陈子昂。
陈子昂就不说了,会跑题。
基本上初唐四杰对唐诗的发展贡献便是对南朝齐梁体的猛烈批判,为后来诗人对诗的内容改革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虽然从文艺批判的角度来说有点过,但是对盛唐意象昂扬的诗风是有启发性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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