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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简介

简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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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了解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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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称: 梁启超
　　又名: 号任公字卓如 饮冰室主人
　　性别: 男
　　所属年代: 清代
　　民族: 汉族
　　生卒年: 1873—1929
　　相关事件: 公车上书 国会请愿运动 戊戌变法 戊戌政变
　　相关人物: 光绪 康有为
　　生平简介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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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梁启超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戊戌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便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此时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作品。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在他的理论影响下，黄遵宪等一大批新派诗人出现了。梁启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新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作留存不多，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但是用语通俗自由，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爱国歌四章》、《志未酬》等诗感情真挚，语言明白晓畅，是其诗论的较好体现。梁启超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后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在创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与诗歌、小说、戏曲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于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十年内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亦称“新民体”）。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将散文作为其变法思想的宣传工具。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运用一连串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故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是对桐城派以来散文的一次解放，它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作了必要的准备。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用到“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词，像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很多词汇，皆始于梁启超先生。[1]编辑本段生平履历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县。1889年广东乡试中举人。　1890年始受学于康有为　。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

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同年与其妻李蕙仙结婚。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02年11月《新小说》创刊。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症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对病情还比较乐观。他在2月9日给长女令娴的信中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后发现由于实习医生之误，为误将健康右肾切除。经名中医唐天如医治，渐康复。1928年由于经历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王国维投湖等大悲之事严重打击了他，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由于他知名度高，当时主要报纸《申报》对他的病情给予了高度关注，1929.01.18《申报》快讯《北平》第7版云：梁启超今日病状弥笃，医生诊断为莫奈里菌繁殖所致，殆无生望云，（十七日）梁启超病势埀危。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日《申报》第4版刊载《梁启超昨在平病故》一文：北平 梁启超今午后二时病故於恊和医院，年五十六，遗骸运广惠寺。梁启超病逝后，京沪之间悼念他的人很多。[2]编辑本段学术成就概述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像现在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政治，科技，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

梁启超的书法人生
”，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赋税思想

梁启超塑像(15张)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编辑本段目录学与藏书1918年与张君劢至欧洲游历，各处讲学。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

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为学无所不窥，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1922年，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1929年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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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学者对他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研究颇多，但是对他的经济思想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他说不上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在经济方面却发表过不少言论，写过不少文章，里面有不少闪光的东西。这不仅他知识广博又关心国家经济问题，还由于他曾经在袁世凯府里担任过几个月的币制局总裁，又在段府里担任过几个月财政总长。这些实际工作的需要，使他不得不棉队当时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一番研究。他本人也曾想在经济方面有所建树，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特别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使他不能有所作为，抱负无法实现。他在经济方面的某些观点和设想，是有相当价值的。

一、 经济为立国之本
在梁启超的笔下，经济问题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今天的世界只有在经济占优胜者，才能安定繁荣。所以，“国家之荣悴消长，惟于国民生计竞争之胜败决之”。梁启超认为，经济与政治常常是密切相关的，经济上的侵略和经济上的防卫，是全球政治家所必须时刻考虑的最大问题。当经济侵略开始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是个人行动，与国家无关，是经济现象，与政治武官。其实，立夫个人之后者，莫不有国家，个人先登，国家必从之。而生计现象与政治现象，常刻不可离。凡是在经济上被奴役的国家，不久就会在政治上被奴役。
梁启超不仅看到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而且还看到经济和军事的关系。他引用宾斯塞的话说：“古代为军政社会，凡一切产业上设施，皆以为发达军事之补助；今世为产业社会，反一切军事上设施，皆为保护产业之补助。”宾斯塞的话并不完全正确，但他点出了在近代社会，军事行动最后是为经济利益服务这一特点，还是很有道理的。
梁启超还指出，无论在生活上，税权上，企业竞争上，举借外债上或是在外交上，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上，“其动机起于生计，而影响必及政治”所以，经济问题是立国的根本问题。
上面这些话，是他在民国元年讲的，不仅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深刻。那时候，封建顽固派迷信政权，以为有了政权就会有一切，而封建军阀迷信武力，以为有了枪杆子就会有一切。特别是袁世凯，可以说是两者的典型。当他蛮横霸道，不可一世，正通过施展各种压力，取代孙中山当上大总统的时候，梁启超却从爱国的立场出发，提出经济为立国之本的论断。虽然，他后来在袁氏政府中当了官，但是和袁世凯唱反调。袁世凯想以大总统位为台阶，再登上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把中国占为己有；而梁启超的却是如何才能救中国，他总结西方各国经验，认为搞好经济是使国家走向富强的根本途径。
民国初年，面对由于封建主义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所造成的经济破产和财政危机，梁启超一方面感到十分棘手，另方面有为争取财政情况的好转而提出与治标并行的方针：“治标策，与捂平昔所言治本策，绝非不能相容，非不能相容，而实乃必当并行也”
他认为，要整理当时中国的财政，若只进行小修补漏的方法是不能成功的，必须采取根本的措施，其治本的“纲领旨趣，则在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租税政策治为一炉”又说：“治本之策，一曰改正税制，而曰整顿金融，三曰改良国库”而听他说的治标的办法，则主要是指改革财政，奖励公债，裁减军费和行政费用等。

他强调治本的重要性：“吾固深信吾国实行被治本政策，则财政基础，终无巩固之日也”。但也不否认治标的必要，“此治本指标两策，实当同时并举。今既未能，但使能先行此治标策，则做裨已多， 而将来续行治本策，亦可以省却无数障碍”
梁启超提出这种治本与治标“同时并举”的方针，是有一定见地的，但他所说的治本之策，并没有真正抓住当时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根本，因此，不可能发挥什么具体的影响和作用。连他自己所担任的币制局总裁和财政部总长的官职，干了几个月也都干不下去，不得不呈请辞职，就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梁启超还认为，国家的财政，应该为一国的人半事情。若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取虽然多，“未有以为病者也”“吾所出者知其所用在何处，则群焉信之，欣然而输之。”“凡人之情，出其财而知其所用，虽巨万而不辞，出其财而不知其所用，虽一文必吝。故民政之国，其民为国家担任经费，洒血汗以报国，曾无怨词，虽有重费之事，苟属当办者，无不举焉”。也就是说，以民财政民事，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否则，这种财政是怎么也理不好的。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指出过，中国当时的理财者，不是对人民进行搜刮，就是对应该发的俸饷加以克扣，催促人民交纳公债，比催交田赋来得更凶。人民的困难他们一概不管，但是国库的空虚仍然如故。难道中国真的缺乏钱财？难道中国人民较之西方各国人民更为吝惜钱财？不！而是由于以往的理财者没有“以民财治民之所致也。此吾所以虽理而无所得者也”梁启超的这些化，对清朝统治者的腐败统治和压榨行经的揭露和抨击。
梁启超又认为，了解财政学，并不只是一国之最高财政机关才需要。国家办一切事业，都需要钱财。无论承担什么职务，若对财政的常识一无所知，便很难把事情办理好。或者不考虑国家的财力所能及，而妄时兴作，就很可能会半途而废，或者国家要举办刻不容缓的政务，又由于无法求得相当的财源，被迫而不举。而“财政设施之得失，其利害之及于国民生计者，如影之斯随。”所以“各地方大小管理，于财政学之原则，皆不可以不粗知其概”。就是一般国民，对于财政的普通常识，也应该有所了解，这样，选举理财的人才就能选得恰当。监督财政的事情才能做好。梁启超这些建议的本身虽然无可非议，但是在当时劳动人民连饭也吃不饱，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要求人人都应该有财政的普通常识，是脱离实际而无法实现的。
当然，在距今七八十年以前，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任务梁启超，嫩够比较明确的看到经济为立国之本，经济决定政治和军事，政治，军事是为经济服务的，也就很不容易。这种看法，比较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加以肯定。

二、 鼓励农工业生产，开源节流
在经济问题上，梁启超非常重视发展生产。他说，现在有些谈论治理国家的人，研究如何使国家强盛声起来的较多，而研究如何是国家致富起来的比较少，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没有富，何来强？真是一语中的。
怎样才能致富？他认为“实业，交通二政为富国之本”他所说的实业，是工业和农业，说明他是看到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抓住了富国的根本。
他特别强调农业生产，认为是最根本的。有的人以为中国是农业立国，而欧美则是商业立国。梁启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当时，欧洲每年的总产值是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亿两，其中，农业产值为适宜万九千三百亿两。而商务仅为一万一千二百亿两。这说明，欧洲的上午虽然很繁荣，其利不过是农政的1/10，而欧美研究农学的，国家有农政院，民间有农学会，有关研究农业的言论，真是汗牛充栋。而中国只有农业新法一书。不及三千言。中国所患的是没有研究农业和发展农业，若真能发展农业，就不用担心贫困了。
对于交通事业，也很重视。他年轻时候就主张要修铁路。他说，当时学多中国认识孤陋寡闻，数百年来如坐在暗室中，对新事物没有一点认识。所以遇见心学，变不遗余力阻挠。看到维新人士，如同寇仇加以诋毁排斥。若兴修铁路，与外界交往多了，见识广了，就会明白使国家走向独立富强的道理。这样变革起来就容易多了，就不会遇到诋毁和阻挠。否则，坐而论道，将一事无成。
梁启超认定实业和交通为富国之本，那么应该如何去发展实业呢？在农业方面，他认为要垦辟荒地，改良农业。等到财政基础稳定，就要学习德国，法国普及农业银行，并以国力兴修水利。
在工业方面，他认为棉，铁，丝，茶，糖的生产最需要保护，普通的矿业则宜采取开放。外商在我国境内投资，所生之力，他们得三四成，我们得六七成。这样，政府和国民都会欢迎外商来投资。从这些具体措施来看，梁启超对于发展农业工业生产，是有他的见解和方法。并且能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应该加以保护的就采取保护政策，可以对外开放的就开放。从他对外商投资所提出的观点看，在执行开放政策的时候，他是注意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这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思想。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他能有这种见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从财政的角度看，发展农工生产是开源，此外，还必须注意节流。他把节流看成是财政上的治标方法之一。
对于节流，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想：一是裁兵，削减军费。二是削减行政费用。这是有胆识的。
三 财政改革
早在清朝末年，由于帝国主义其略和清朝政府的腐败，造成的中国经济颓废和财政危机，梁启超就曾从爱国立场出发，表示了关心。他不仅研究了西方各国发展农工业生产的经验，举办公债的经验，还研究过货币的职能和历史。考证过中国古代货币材料。并且提出过改革财政的方案，辛亥革命以后，他进一步研究了货币制度和金融政策，研究了银行制度和纸币发行工作。提出了不少改革财政的建议。主要有整顿赋税，改革货币制度，建立银行制度以及举办与利用公债和改革财务行政几个方面。目的是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财政制度来取代中国封建的财政制度。
整顿赋税
梁启超认为，国家越是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就越多，而国家的财源以赋税为大，但是旧是赋税制度非常混乱，有的地方交纳过多，有的地方隐瞒很严重，形成赋税不均。全国不分宅地，耕地，税率相同，很不合理。官吏中饱私囊。必须整顿。
首先要改正田赋。对土地要进行调查，重新登记。要区分宅地和耕地。实行不同税率。这样，全国七万万余田，加上城镇宅地升税，可常年国库收入三万万两以上。
然后要整顿盐课。收全国之盐归政府专卖，设提盐使和各级盐务官。分管十盐区。制盐人必须登记，经批准才能开业。
再次要裁减旧税目。增加新税目。如茶税，为了保护茶的生产贸易，可以不抽税。赌博应该禁止，不再抽赌博税。其他杂税也不合理。都应该裁减。
在裁减旧税同时，增加新税目。根据各国通行税目，我国应该采取的除了田赋，盐税，海关税和酒烟糖印花税外，还应该设遗产税，通行税，登录税。家屋税和营业税为地方税，将来条件许可，还应该开征所得税。梁启超认为，开设税目的原则以不妨人民经济之发达，而负担均平者为贵，故选择税目最当加慎。

在改革货币制度方面，要救亡图存，必须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他是财政枢机，关系到国民生计命脉。
民国初年，中国货币制度不统一。所以他认为中国仍然是没有货币的国家。这种情况下他要提出执行新货币政策，建立新货币制度。他人文应该首先明确，货币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能成为一切物价的尺度。法律不能强顶金银的时价，但是应该强定金币，银币的比价。他还批评有的人以为改革货币制度必须准备一笔巨款才行，是多余的顾虑。按照他的分析，当改革开始时候，只要有一千万的铸本费就可行。
具体方案如下：
第一：中国货币适宜采用金本位。但是在过度阶段采用银本位。
第二：新的比适宜铸一种主币，九种辅币。并且对主币和辅币的大小重量都做了规定。主币为实价，辅币为名价，即法价。
第三：主币允许自由铸造，但是要收取铸造费用六厘。
第四：从前官局铸造的一元银币，暂士作为国币使用，旧铸币允许暂时按市价流通。
第五：钞票的发行数量，限定在不超过一年的赋税收入范围内，这样才不至于出问题。

在建立银行制度方面
建立银行制度和普及银行，在梁启超看来是十分必要的。银行关系到财政，利国便民。
因此，在民国初年，他认为设立中央银行为不便政策，奖励发展私立银行为当务之急。建立的办法是给予银行发行权。单一的银行发行和多数银行发行都不适用我国，只有这种。中央银行与国民银行制并行。最后过度到单一制。
后来他的调子多少有点变化，提出五项主张。
1反对银行停止市民以钞票兑换银币。
2要求发行权同意，即钞票的发行权应该统一于中央银行。
3将银行的准备金集中，每天公布准备金树木，并按比例发行钞票，单队滥发钞票
4划清银行的发行职务和普通营业界限。
5责成各个银行不许滥借钱给政府。

梁启超还提出举办和利用公债，他认为举办公债为财政伸缩的一大秒用。无论什么国家都应该举办，并不只是为了补国库临时之缺，而国家得借以为理财妙用。国家举办公债，一是减轻租税负担保护税源，一是吸收游资，不浪费。
中国内债之所以难推行，是因为没有把公债看做有价证券，不准买卖流通。以后的公债除了要看成有价证券外，还要采取低假廉息发行。

由于公债必须偿还本息，因此举债必须择时择事。经常开支不能举债，只有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费用又不是一两年所能筹集的，比如铁路，工厂兴建。敌我交战，但也要看是否急需。

梁启超的改革财政的意见有的比较正确，比如整顿赋税，他认为开设税目要以不妨碍人民经济发展为原则。并要裁减不合理税目。在改革货币制度方面，认为货币能成价格尺度。在建立银行制度方面，重视银行作用，反对滥发钞票。要求限制钞票发行数量。在发行公债方面，认为举债要选择时间和事件。这都是很好的意见。

但是有不好的主张，比如他认为可以允许自由铸造货币，奖励发展私立银行并给他们发行权，当时中国没有完全统一，还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具体条件下，按此防范办事，可能带来更大紊乱。对于当时财政危机，他只是从赋税，货币，银行，公债等具体财政制度上寻找原因和提出解决问题方法，没有真正认识到造成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因此他的意见再好也没有办法实行。实行了也无法有预期效果。
梁启超的改革财政意见，反映了辛亥革命后民族工业的发展遭到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的障碍，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要求摆脱压迫，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可是由于阶级局限性，使他不能看更远。比如银行，他不能看到当时中国银行从事公债投机，实质是以资本主义方式变相充实封建高利贷活动的表现。又如公债。北洋政府发行公债的目的是用资本主义手段来为其筹措战争经费。而筹措的资金没有转化为生产性的产业资本，不能发生增殖财富作用，反而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产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受到破坏。梁启超就事论事，单纯从财政角度考虑改革，使他的理论无法实现而不能不陷于空想。照搬照抄资本主义经济财政模式是不会成功的。

四．关于外债、
梁启超认为借外债是危险的。但是不能绝对否定。必须要有个先决条件：要有一个完善的国家、国会、统一的责任内阁、政府能够得人。他认为政府借外债是可以的，但是现政府借外债是不可以的。
其次他还认为借外债要看如何使用。若不用于生产发展，危害很严重。若用于生产发展，那么利处也多。
宣统二年，清朝政府向美国借一万万外债。对此，梁启超写了《评一万万元之新外债》《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等文章加以揭露抨击。他说这次借外债，供何种用途和用如得当与否，是政治问题，借外债没有经过资政院决议是违法的，而求助美国，会导致美国要求机会均等，总之，政府非人，无论如何外债都要反对。
辛亥革命以后，据统计，1912-1914年间，北洋军阀政府先后借外债达四亿元，对此梁启超评论不多。总之他反对随便街外债，坚持要从改革国内财政入手，去挽救财政危机。他倡导依靠自己努力去解决国内的财政问题，不要以来外国，否则很危险。
在外债问题上梁启超的观点总的来说是正确的，有些论述还很精辟。他抓住政府是否得人，外债是否该借，外债的使用是否得当等问题进行分析，是入木三分的。

Answer 5

　　1、简介
　　梁启超（1873.02.23——1929.01.1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青年时期和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2、主要作品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3、人物评价
　　黄遵宪：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吴其昌：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郭沫若：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