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经历了哪三个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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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孔子,其发展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属于在野阶段,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以前。
这个阶段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意就是个人尽好本人的职责;以及孟子的“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表明政府应该以民众和国家的利益为核心,政府和国君的利益应该排在民众的利益之后,这是一种平等思想。至于“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兴灭国,继绝世”和现实政治与国家利益相矛盾,不过是孔子的个人理想,现实中难以行得通;而“举逸民”倒是一条获取人才,至少是减少反对者的好办法,后来的举孝廉、九品中正和开科取士都和它有关系。
这个时期的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时期的各国都在忙于改革变法,富国强兵,以求争霸或者是图生存,儒家学说讲求安定复古,和现实要求对不上,因此被称为“迂阔不可用”也是有道理的。
第二个阶段是进入执政行列。从西汉董仲舒天人三策到宋代的程朱理学。
西汉立国以后,以黄老思想来与民休息。儒家应用只是叔孙通的礼仪而已。黄老思想有些类似于现代“小政府、大社会”,但是过于超前,在那个时代很难把握“无为而治”中的治与不治的度,因此在恢复阶段是有效的,但是恢复以后则显得力不从心,这是汉武帝改变统治思想的现实需要和根源。在这个时候,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主张君权神授,君主代表上天统治天下,如果君主有过失,上天会以各种灾变来示警。这个说法恰好适应了汉武帝的现实需要,加上主张黄老的窦太后已死,无人可以制约他了,于是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从程朱理学到民国。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彻底否定了人的价值,儒家否认了人的价值,它的存在也就走向了终结。另外,宋、明时期的心学、汉学、朴学越来越脱离实际,也表明了它逐渐走向了终结。
儒家强调的是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理由是暴秦二世而亡,不可效法。在我看来秦二世而亡的问题在于这个完全军事化的国家在统一天下以后没有及时调整策略,滥用民力,丧失了平衡所致。法律过严的确是它的不足,但是法律的严松是可以调整的,贬低法律的作用则是不可原谅的。自汉以后,中国的法律始终是处于德政(德政的基础是人治,也就是权力决定一切)以下,否则就被认为是暴政。以法治国是形成契约的基础,契约则是现代商业、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基础。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是完全不相容的,清末的洋务运动,治标不治本,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不解决问题,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一个阶段属于在野阶段,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以前。
这个阶段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意就是个人尽好本人的职责;以及孟子的“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表明政府应该以民众和国家的利益为核心,政府和国君的利益应该排在民众的利益之后,这是一种平等思想。至于“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兴灭国,继绝世”和现实政治与国家利益相矛盾,不过是孔子的个人理想,现实中难以行得通;而“举逸民”倒是一条获取人才,至少是减少反对者的好办法,后来的举孝廉、九品中正和开科取士都和它有关系。
这个时期的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时期的各国都在忙于改革变法,富国强兵,以求争霸或者是图生存,儒家学说讲求安定复古,和现实要求对不上,因此被称为“迂阔不可用”也是有道理的。
第二个阶段是进入执政行列。从西汉董仲舒天人三策到宋代的程朱理学。
西汉立国以后,以黄老思想来与民休息。儒家应用只是叔孙通的礼仪而已。黄老思想有些类似于现代“小政府、大社会”,但是过于超前,在那个时代很难把握“无为而治”中的治与不治的度,因此在恢复阶段是有效的,但是恢复以后则显得力不从心,这是汉武帝改变统治思想的现实需要和根源。在这个时候,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主张君权神授,君主代表上天统治天下,如果君主有过失,上天会以各种灾变来示警。这个说法恰好适应了汉武帝的现实需要,加上主张黄老的窦太后已死,无人可以制约他了,于是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从程朱理学到民国。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彻底否定了人的价值,儒家否认了人的价值,它的存在也就走向了终结。另外,宋、明时期的心学、汉学、朴学越来越脱离实际,也表明了它逐渐走向了终结。
儒家强调的是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理由是暴秦二世而亡,不可效法。在我看来秦二世而亡的问题在于这个完全军事化的国家在统一天下以后没有及时调整策略,滥用民力,丧失了平衡所致。法律过严的确是它的不足,但是法律的严松是可以调整的,贬低法律的作用则是不可原谅的。自汉以后,中国的法律始终是处于德政(德政的基础是人治,也就是权力决定一切)以下,否则就被认为是暴政。以法治国是形成契约的基础,契约则是现代商业、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基础。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是完全不相容的,清末的洋务运动,治标不治本,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不解决问题,就是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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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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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选择了人道学进路。道家抓住“天”这个环节,为中国哲学发展打开了一扇门;儒家抓住“人”这个环节,打开了另一扇门。儒家把哲学思考重心由“天”转到“人”,实现了对于道家话题的转换。孔子以“人”为切入点,开辟了讲哲学的另一条进路。老子把人从天神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而孔子把侧重点从天道学转到人道方面,重新认识人,重新解释人,把道同人相联系,强调道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并且人是道的主动的弘扬者,而不是被动的遵循者。他关于人与道之间的看法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在道的面前,人具有主动性。孔子从人自身寻求人道,用理性的考察方式取代了神学的考察方式,走出原始宗教的藩篱,也找到了哲学话语。从对人道的彰显反映出,他也达到了哲学意识自觉的水准,完全可以与老子比肩。他们共同夯实了中国哲学的根基。

墨家选择了人天学进路。他们也在寻找突破传统天命观、建构人道学说的路径,与儒家有同也有别。孔子从“人”的角度入手,把“人”与“道”相联系,很少同“天”相联系;墨子既谈人,也谈天,找到讲哲学的第三条进路,即人天学的进路。墨家对“人”有更新的认识,认识到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能劳动。从这种人道学观念出发,墨家自然不会认同传统的天命观。在传统天命观的视域中,人是被动的,只能由天神来摆布;而在墨家的视域中,人是主动的,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不必等待天神的恩赐。墨家以独到的思路突破了原始宗教的藩篱,发现了哲学意义上的人,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了哲学意识的自觉。为了提升“圣王之道”的权威性,墨家才不得已从人讲到了天,用神学的外衣把理性主义内容包装起来。墨学主要讲的是哲学,而不是宗教。

墨家选择了人天学进路。他们也在寻找突破传统天命观、建构人道学说的路径,与儒家有同也有别。孔子从“人”的角度入手,把“人”与“道”相联系,很少同“天”相联系;墨子既谈人,也谈天,找到讲哲学的第三条进路,即人天学的进路。墨家对“人”有更新的认识,认识到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能劳动。从这种人道学观念出发,墨家自然不会认同传统的天命观。在传统天命观的视域中,人是被动的,只能由天神来摆布;而在墨家的视域中,人是主动的,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不必等待天神的恩赐。墨家以独到的思路突破了原始宗教的藩篱,发现了哲学意义上的人,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了哲学意识的自觉。为了提升“圣王之道”的权威性,墨家才不得已从人讲到了天,用神学的外衣把理性主义内容包装起来。墨学主要讲的是哲学,而不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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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至今的儒家思想,是怎样影响中国文化的?又经历了哪些变化呢?道教作为中国社会中一个有影响的伦理体系,与儒家思想相伴而行。道教的发展与孔子的同一个时代的人有关,即与老子联系在一起。他的主要著作是《道德经》。道教假定了一种被称为消极的或自由放任的生活方式,鼓励其追随者自满地接受生活的各种经历和不可避免的负担。面对这种必然性,它不赞成政府的干预和道德化。在这方面,道教与儒家的激进主义以及他们所强调的基于五种关系的社会改革不同。道教通过宣扬对生活现状的接受,取代了儒家对教育的重视。
事实上,这些差异通过对阴阳平衡的先已存在的观念的吸引,帮助了这两个学派在中国王朝内部共存。(阴象征消极、女性化、凉爽、黑暗、隐秘、顺从。阳象征积极、阳刚、温暖、明亮、积极、进取。这两种元素都被认为存在于每一个自然物体中,并被认为是生命的主要力量。道家和儒家都一致认为,人与自然也需要在阴阳因素之间寻求和谐的平衡。)尽管许多儒者否认道学对迷信的强调,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这种哲学的元素,并将其与他们的儒家信仰结合起来。因此,除去道教的吸引力,儒教仍然是中国社会在皇权时代初期的主要信仰体系。
公元1世纪,中国将佛教融入社会,佛教起源于印度,鼓励尊重生命;在中国,佛教帮助改变了律政哲学所要求的残酷惩罚。佛教崇尚对一切形式生命的尊重。佛教鼓励人民慈善。佛教寺院成为学习和学术的文化中心。许多中国佛教僧侣前往印度,更深入地学习他们的宗教。他们把重要的佛教卷轴和著作从印度带回中国。与儒家和道教一样,佛教也试图鼓励社会传播和平与和谐。道教和佛教都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和对一切形式生命的尊重。因此,许多道教和佛教的信徒成为素食主义者,因为他们相信非暴力。他们不吃肉,也不使用动物产品。然而,并不是所有道教徒都成为完全的素食主义者。有些人偶尔吃肉,许多人干脆不吃用来在田里劳作的动物(如牛或水牛)的肉。
儒家思想直到汉朝建立(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才成为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第一个统一了独立皇权统治下的中国的王朝,秦(公元前221-207年),采用了一种严厉的统治哲学,称为法家。法家强调严格的规则和严厉的惩罚(即使是轻微的罪行)。当时的法律界人士认为,如此严厉的制裁会阻止人们犯罪。人们认为,这种做法将有助于加强皇帝的地位和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秦朝的暴政过分地压迫着人民,很快就使人民与王朝疏远了。公元前210年,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去世后,帝国很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汉朝。
汉朝通过将儒家思想纳入统治思想,改变了秦国的过度残酷的律政。由此产生的法家与儒家思想的结合被称为“新儒学”,这是一种将其与儒家原始教义区分开来的方法。新儒学认识到,统治者不能仅仅通过暴力威胁来行使权力;统治者需要为他的臣民树立一个积极的道德榜样,鼓励其他人接受他的领导。然而,这种形式的儒家思想通过承认统治者而接受了法家的一个重要方面。使用暴力作为维持其臣民之间秩序的手段的权利----只要这种暴力的行使是为了维持一个正义和道德的政府。
总而言之,儒家的理想要求皇帝的臣民对王位表示忠诚。同时,儒家呼吁皇帝从一个开明的角度来统治,为臣民的利益而统治(这是一个在实践中并不总是实现的理想,因而为反对王朝的叛乱提供了一个机会,而不是放弃儒家思想本身)。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要统治思想,直到1911年王朝制度崩溃。
事实上,这些差异通过对阴阳平衡的先已存在的观念的吸引,帮助了这两个学派在中国王朝内部共存。(阴象征消极、女性化、凉爽、黑暗、隐秘、顺从。阳象征积极、阳刚、温暖、明亮、积极、进取。这两种元素都被认为存在于每一个自然物体中,并被认为是生命的主要力量。道家和儒家都一致认为,人与自然也需要在阴阳因素之间寻求和谐的平衡。)尽管许多儒者否认道学对迷信的强调,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这种哲学的元素,并将其与他们的儒家信仰结合起来。因此,除去道教的吸引力,儒教仍然是中国社会在皇权时代初期的主要信仰体系。
公元1世纪,中国将佛教融入社会,佛教起源于印度,鼓励尊重生命;在中国,佛教帮助改变了律政哲学所要求的残酷惩罚。佛教崇尚对一切形式生命的尊重。佛教鼓励人民慈善。佛教寺院成为学习和学术的文化中心。许多中国佛教僧侣前往印度,更深入地学习他们的宗教。他们把重要的佛教卷轴和著作从印度带回中国。与儒家和道教一样,佛教也试图鼓励社会传播和平与和谐。道教和佛教都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和对一切形式生命的尊重。因此,许多道教和佛教的信徒成为素食主义者,因为他们相信非暴力。他们不吃肉,也不使用动物产品。然而,并不是所有道教徒都成为完全的素食主义者。有些人偶尔吃肉,许多人干脆不吃用来在田里劳作的动物(如牛或水牛)的肉。
儒家思想直到汉朝建立(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才成为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第一个统一了独立皇权统治下的中国的王朝,秦(公元前221-207年),采用了一种严厉的统治哲学,称为法家。法家强调严格的规则和严厉的惩罚(即使是轻微的罪行)。当时的法律界人士认为,如此严厉的制裁会阻止人们犯罪。人们认为,这种做法将有助于加强皇帝的地位和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秦朝的暴政过分地压迫着人民,很快就使人民与王朝疏远了。公元前210年,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去世后,帝国很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汉朝。
汉朝通过将儒家思想纳入统治思想,改变了秦国的过度残酷的律政。由此产生的法家与儒家思想的结合被称为“新儒学”,这是一种将其与儒家原始教义区分开来的方法。新儒学认识到,统治者不能仅仅通过暴力威胁来行使权力;统治者需要为他的臣民树立一个积极的道德榜样,鼓励其他人接受他的领导。然而,这种形式的儒家思想通过承认统治者而接受了法家的一个重要方面。使用暴力作为维持其臣民之间秩序的手段的权利----只要这种暴力的行使是为了维持一个正义和道德的政府。
总而言之,儒家的理想要求皇帝的臣民对王位表示忠诚。同时,儒家呼吁皇帝从一个开明的角度来统治,为臣民的利益而统治(这是一个在实践中并不总是实现的理想,因而为反对王朝的叛乱提供了一个机会,而不是放弃儒家思想本身)。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要统治思想,直到1911年王朝制度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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