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初唐四杰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贡献(5)
试论初唐四杰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格律诗日趋精密的同时，是自由奔放、纵横驰骋的七言歌行大放色彩。律诗的创作，要求诗人在有限的篇幅和严密的格律中争取充分自由的艺术空间，使容量增加，意境深厚，才能显示出精炼而又丰富的美学性能。这对于唐代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对于才大雄厚宏放的诗人，不能不说是对自由的艺术精神的限制。①所以唐人既需要格律诗，也需要能够施展其才力、驰骋其情志的歌行体。而唐代歌行体的充分奠定，正在于四杰继承梁陈诗人破奇为偶的句式，创造性地参用赋法，形成了偶对精切，音节可歌，“四语一转，蝉而下”，②铺张扬厉，篇幅宏大的骈赋化歌行体制。
初唐时期，笼罩诗坛的是齐梁余风。那些宫廷诗人们，写了大量的侍宴应制、歌功颂德的诗篇，他们的七古，内容是粉黛佳人，歌舞淫乐，情调缠绵，趣味不高，风格纤弱，不足为训，对七古的发展也没起到大的推动作用。四杰的出现给了当时的诗坛吹进了一些清新的空气，推动了七古创作向正确方向发展。在四杰手中，用七言歌行来写都市生活，诗的境界开阔了，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变动。四杰的七言歌行，一方面注意向民歌学习;一方面还注意吸收六朝歌行和小赋中铺陈排比、纵横多变的特点，扩大了诗的篇幅。他们的歌行虽未能摆脱六朝宫体绮丽的影响，却不乏通俗自然的诗句，也冲破了宫体诗的狭小内容，不同得反映了社会现实，题材比较广泛，风格已有明显的变化。在创制和发展七古上，四杰继往开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指出：“卢骆王杨，号称‘四杰 ’。遣词华靡，固沿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故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与微瑕，而缀绵贯珠，滔滔共远，故是千秋绝艺。”这段论述，对四杰的成就和不足做了正确的批评。
四杰中除杨炯未留传下七古外，其他三人皆有佳作。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尤为人们所重视。这篇七古，既有对上层社会生活的批判，同时又抒发了诗人旷达清高的情怀和愤懑不平之气，写得铺张富丽，气势雄放，一些诗句还比较通俗晓畅，轻快活泼，具有刚健清新的风格。可以看出，七古在他手中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同《长安古意》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方法都近似的，还有骆宾的《帝京篇》和王勃《临高台》。此外，骆宾王《从军行路难》中“征役无期返，他乡岁月晚”， “昔时闻道从军乐，今日方知行路难”等句，明白如话，表达了战士思归的感情。而“此时离别那堪道，此日空床对芳沼。芳沼走游比目色，幽径足生拔心草”(骆宾王《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月明露白澄清光，层城绮阁遥相望。遥相望，川无梁”(王勃《秋夜长》)之类的词句，用前一句的结尾来做后一句的起头，这种头尾蝉联的顶真辞格，又是学习六朝民歌《西洲曲》的作法，读来回环复沓，自然流转，特别是卢照邻《从军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写得十分豪壮，对高适、岑参的边塞诗，都有很大影响。卢、骆的七古，都有铺张闳丽，纵横雄放，以赋为诗，长篇巨制的特点。胡应麟《诗薮》说：“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然未脱梁陈也。……卢骆歌行，衍齐梁而畅之，而富丽有余。”正确指出了他们七古不足之处。的确，过分铺张藻饰，加上不太灵活的章法和句式，读起来象读汉代大赋似的给人以沉闷呆板的感觉，这也是诗家之大忌。
王勃的七古，只有七首，也存在胡应麟所批评的毛病，但在艺术成就上却高于卢骆。尤其是王勃的《采莲曲》，内容充实，风格清新，音调宛转，更是难得的七古佳作。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推崇王勃的文学主张和改革文风的功绩时，说他“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纷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翰苑豁如，辞林增峻。”这个评价，虽有夸大之嫌，但他倡风骨，并以创作实践力矫时弊，发展七古，取得了初唐时期张若虚之前的第一流成绩。以后，盛唐边塞诗派歌行、元白“长庆体”歌行，直至清代吴伟业“梅村体”，都是四杰歌行体的运用和发展。杜甫歌行以破偶为奇常用拗句见长，但其“《洗兵马》、《高都护》等篇，亦不废此一体。”①可见四杰歌行为后来诗人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诗体范式，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四杰的七古，总的来说，气势雄放，铺张富丽;可是他们之间又不尽相同。四杰对诗体发展的贡献，也是与其重视音律分不开的。卢照邻认为诗歌创作应“含今古之制，扣宫徵之声”，“妙谐钟律，体会风骚，”感叹“后生莫晓，更恨文律烦苛;知音者稀，帝恐词林交丧。”②王勃也说要“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节气”，③以开创雄放刚健而音律协畅的文学。骆宾王在批评六朝诗“莫能正本”，并要求“弘兹雅奏，依彼淫哇”时，也充分肯定了颜、谢以降“声律稍精”的艺术成就。④可见四杰对音律的重视就是和题材内容的拓展、艺术境界的新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改变了齐梁诗人单纯在诗体形式上探索的风气，使诗体形式的完善充分地为诗歌内容的表现服务，大大开拓了五言律诗和七言歌行的艺术天地和发展前景。
(三)诗风的创新
艺术风格是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独特艺术个性。“唐初，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①这是长期以来对初唐文学承传新变的普遍看法。四杰诗创作也常被误为齐梁余风的继续。古人有所谓“不脱齐梁之体”，② “犹沿六朝遗派”③的指责。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贞观诗坛虽然有理论和创作的纠偏改良，但诗歌创作并没有发展根本性质上的改变，艺术上那种尚典丽、重骈偶、研声律的风习一直是主要的美学趋势。随着宫廷诗人对音律偶对的刻意讲求，“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④的表现形式正适合宫廷风尚，加之，上官仪地位显赫，“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④构成龙朔年间的一时风气。面对诗坛长期以来这种浮靡风尚，四杰深感不满，他们富于激情，锐意进取，追求昂扬阔大刚健有力的新的诗美理想。杨炯曾描述南朝绮靡轻艳诗风在唐的变本加厉的发展趋势，“尝以龙朔初载，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⑤ “上官体”过分讲求烦琐的雕饰，僵死的对仗，铺陈堆砌，以至于满纸金玉龙凤，朱紫青黄一派珠光宝气的色泽，四处句栉字节的浮词，缺乏昂扬劲健的艺术感发力，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用“绮错婉媚”的语言形式掩饰主体精神的卑弱空虚。在诗歌创作上，王勃声称大丈夫要“开辟翰苑，扫荡文场，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杰气。虽陆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时步。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情，日月自安于调下。”(《山亭思友人亭》)，推行“气陵云汉，字挟风霜”(《平台密略赞·文艺》)的美学风格，以使廓清绮碎的文风，“反诸宏博”，(杨炯《王勃集序》)无创新的美学境界。卢照邻主张 “凡所著述，多以适意为宗;雅受清虚，不以繁词为贵”(《驸马都尉乔君集序》)。骆宾王则更重视诗中情感的抒发：“事感则万绪兴端，情应百忧交轸”(《伤祝阿王明府序》)，认为“情蓄自衷，事符则感，形潜以内，迹应斯通”(《上吏部裴侍郎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