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递信息方式小故事

5年级下册综合性学习;走进信息世界要小故事!像《网上呼救》的一样,但要短的。可以把一篇长的概括。马上就要!!快快快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了!... 5年级下册综合性学习;走进信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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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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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传递信息的方式
一、我国古代的邮驿与烽火台通信

我国最早关于通信的记载,是来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殷即商代,亦称殷商。殷的故都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清光绪年间,在此掘得龟甲兽骨,上刻文字,后称甲骨文。甲骨文中记载着殷商盘庚年代(公元前1400年左右),边戌向天子报告军情的记述,有“来鼓”二宇。经考证,“来鼓”即类似今天的侦察通信兵。在古书《待经》中,也有“简书”的记载,‘简书”就是用兽骨刻上文字,由通信兵传递的官府紧急文书。“简书”出于殷末周初(公元前12世纪一11世纪),这也就是邮驿的前身。

邮驿与烽火台通信,都源于奴隶制国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通信的需要。据历史记载,在两千七百年前的周幽王时代,就有了利用烽火台通信的方法。关于烽火通信有个叫“千金一笑”的故事。故事的大意是说:周幽王有个爱妃褒姒,她虽长得很美,但轻易不肯一笑。为此,周幽王使出了个赏格:“谁要能叫娘娘一笑,就赏他一千斤金子”(当时把铜叫金子)。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点起烽火戏诸侯的办法,想换取娘娘一笑,一天傍晚,周幽王带着爱妃褒姒登上城楼,命令四下点起烽火。临近的诸侯看到了烽火,以为西戎(当时西方的一个部族)来犯,便领兵赶到城下救援,但见灯火辉煌,鼓乐喧天。一打听才知是周幽王为了取乐于娘娘而干的荒唐事儿,各诺侯敢怒不敢言,只好气愤地收兵回营。袭姐见状,果然淡然一笑。但事隔不久,西戎果真来犯,虽然点起了烽火,却无援兵赶到。原来各诸侯以为周幽王又是故技重演。结果被西戎攻下城堡,杀了周幽王,从此灭了四周。这个历史故事不仅生动的描绘了当时利用烽火台通信的情况,同时也告戒后人,不企是什么人和什么时候,都不能拿通信当儿戏。

利用烽火台传递信息,虽然较快,但只能起到报警的作用,很难满足掌握敌情,指挥作战的需要。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从殷商时代的“来鼓”到了周代已逐步形成了传送官府文书的更加严密的邮驿制度,并与烽火台互为补充,配合使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1年),在全国修驰道,“车同轨、书同文”,建立了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绎站网,制订了邮驿律令,如竹简怎样捆扎、加封印泥盖印以保密;如何为邮驿人马供应粮草;邮驿怎样接待过往官员、役夫等,形成了我国最早的邮驿法。
汉代邮驿继承秦朝制度,并统一名称叫“驿”。规定五里一,十里一亭,三十里置驿。邮驿还随着“丝绸之路”的形成而通达印度、缅甸、波斯等国。到了唐代,邮驿大大发展,全国共有陆驿、水驿及水陆兼办邮驿1600多处,行程也有具体规定,并订有考绩和视察制度,驿使执行任务时,随身携带“驿卷”或“信牌”等身份证件。
宋代由于战争频繁,军事紧急文件很多,要求既快又安全,因而将由民夫充任的驿卒改由士兵担任,增设“急递铺”,设金牌、银牌、铜牌三种,金牌一昼夜行五百里,银牌四百里,铜脾三百里。实行每到一站换人换马接力传递。到了元代,由于军事范围和疆域扩大,仅在国内就有驿站1496处,并将邮驿改称为驿站。
明代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由于海上交通日渐发达,随着部和七下西洋,还开辟了海上邮驿。清初有官办驿站1600余处,驿卒七万余名,驿马四万多匹,归兵部主管。19世纪中叶以后,驿站经费多被官吏贪污中饱,驿政废驰。到了清朝末年,近代邮政逐步兴起,驿站的作用日渐消失,于是,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全部撤销驿站。
邮驿制度起源于奴隶制度的国家,盛行于封建社会,并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而告终结。邮驿与烽火台通信虽系历代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但同时也是我国进入有组织的进行通信工作的开始。它不仅在我国邮政通信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也为促进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我国古代民间的通信组织

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传递官府文书。一般老百姓传递信息,只有托人捎带,然而辗转传递,缓不济急,且易延误遗失。我国古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鸿雁捎书”一类的故事,可见古代人民通信多么艰难。而今天人们依旧把鸿雁作为邮政通信的象征,又可见人民群众对邮政通信所寄于的厚望。
民间通信组织的形成,大约始于唐朝。当时主要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商贸易的需要。首先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有了为民间商人服务的“驿驴”。当时还有一种叫“飞钱”的办法,就是各地商人把在长安贩卖货物所得的钱,存入各地方政府驻长安的办事机构,然后再凭收据到各地方官府如教取回,这也就是今天汇兑业务的萌芽。到了明朝才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息的民信局。在西南各省也曾有“麻乡约”探亲带信的出现。相传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农民,由于思念家乡,相约每年推派代表回乡探望,往返时带些土产和信件,而后逐渐形成民信局。
民信局开始出现于交通方便、贸易发达的沿海城市,以后逐渐发展到内地。民信局由私人经营,以谋利为目的。他们一方面是哪里有利就在那里办,偏僻地区无人管;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招揽生意,相竞为主顾提供方便,如派人上门收取信件、汇款,收费也可以记帐,等等,促使民信局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了清同治年间(公元1821年到1874年)是民信局的最盛时期,全国大小民信局已达数千家之多。有的在商业中心上海设总店,各地设分店和代办店,民信局之间互相联营,构成了民间通信网。
自宋、元以来,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一带的贫苦人民,有的为了谋生,被拐骗国外做苦工,这些旅居国外的侨胞,要与祖国亲友通信,或将物品和汇款寄回祖国,“侨批局”便应时而生。“侨批局” 实际上就是侨信局,因为福建方言把“信” 叫“批”,所以把为华侨通信服务的侨信局习损称为侨批局。由于侨批局对华侨服务周到,信誉卓著,几乎垄断了华侨寄信和汇款的业务。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任凭侵略者侵夺我国邮权,并伙同洋人利用亦官亦洋的特殊权利,采取强令民信局登记,接受海关邮政领导,限制民信局向轮船发运邮件,并采用资本主义的竞争手段,将大部分民信局置于无法经营的境地。到1935年,民信局已被国民党强迫停办,而侨批局一直到解放前夕尚有100多家。
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邮政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止,在长达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岁月中,我国邮权同遭丧失,形成了邮驿、民信局、侨批局、客邮、海关邮政、大清邮政等相继并存的混乱局面,
(一)“客邮”
自1840年中国封建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后,中国便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首先是英国在中国领土上任意开办英国邮局,接踵而来的是法、美、德、俄、日等国也在中国领土开办起他们自己的邮局,而清政府把这些掠夺中国邮权的外国邮局美其名为“客邮”。这些所谓的“客邮”,从沿海到内地,直至边远地区的新疆、内蒙等地,几乎遍布全国。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客邮”的目的,并非为了方便我国人民使用邮政,而是为了对我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目的而服务的。有些国家还利用“客邮”大量贩运鸦片、吗啡等毒品,走私漏税。“容邮”实际上是掠夺我国财富、毒害我国人民的场所。直到1921年在美国召开的九国太平洋会议和限制军备会议上,才通过撤销“在华客邮案”,但日本在东北和英国在西藏的“客邮”,都赖着不撤,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容邮”,直到1954年4月1日才移交我国。

烽火台。是万里长城防御工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作用是作为传递 军情的设施。烽火台这种传递信息的工具很早就有了,长城一开始修筑的时候就很好地利用了它而且逐步加以完善,成了古代传递军情的一种最好的方法。传递的方法是白天燃烟,夜间举火,因白天阳光很强,火光不易见到,夜间火光很远就能看见。这是一传递 信息很科学又很迅速的方法。为了报告敌兵来犯的多少,采用了以燃烟、举火数目的多少来加以区别。到了明朝还在燃烟、举火数目的同时加放炮声,以增强报警的效果,使军情 传递顷刻千里。在古代没有电话、无线电通讯的情况下,这种传递军情信息的办法可以说十分迅速了。关于烽火台的布局也是十分重要的,要紧的是要把它布置在高山险处或是 峰回路转的地方,而且必须是要三个台都能相互望见,以便于看见和传递。烽火台在汉代 曾经称过亭、亭隧、烽燧等名称,明代称作烟墩。它除了传递军情之外,还为来往使节保护安全,提供食宿、供应马匹粮秣等服务。还有些地段的长城只设烽台、亭燧而不筑墙的,可见烽火台在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性。

信息技术,最近二三十年是有史以来科学技术发展最迅速的阶段,各种高新技术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信息技术,而且已经成为当代新技术革命最活跃的领域。信息技术是一间由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控制技术等构成的一间综合性高新技术,它是所有高新技术的基础和核心。它的发展是以电子技术,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的进步为前提的。信息技术对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起着先导作用,而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信息技术更快地发展。一般地讲,其他技术作用于能源和物质,而信息技术则改变人们对空间、时间和知识的理解。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将会充分挖掘人类的智力资源,而且对包括能源和物质资源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效能的发挥,将起到催化和倍增作用。
由于到目前为止信息还没有一个统一而公认的定义,因此,对信息技术也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而公认的定义。一般认为,所谓信息技术就是人类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所有手段的总和。
信息技术既包括有关信息的产生、收集、表示、检测、处理和存储等方面的技术,也包括有关信息的传递、变换、显示、识别、提取、控制和利用等方面的技术。由此可见,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其历史几乎和信息一样久远,因为只要有了信息就要使之发挥作用,不能发挥作用的信息是没有意义的。而各种使信息发挥作用的技术不但现代有,古代有,就是远古时代也有。就信息的传递来说,它是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远古时代,它是用手势来进行的;在古代,它是用烽火台和驿站来进行的;而到了现代,它是用电话、电报、电视、传真、微波和通信卫星来进行的。三个时代的功能和效率虽然不可以同日而语,但是它们的目的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尽可能准确和迅速地传递信息。信息的传递技术如此,信息技术的其他组成部分也莫不如此。信息技术雏形虽然早已存在,但是真正作为一间技术被人们所重视,并系统地加以研究、开发和利用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信息技术的发展状况和信息的发展状况几乎是一样的。在60年代以前,计算机技术主要用于军事方面。从60年代初期开始,计算机技术逐渐用于信息处理。70年代后,特别是进人90年代,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信息处理技术好像插上了强劲有力的翅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迅速发展阶段。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信息技术发展史。

古代信息管理思想

万里长城的修筑,主要目的是防御敌人的进犯,因而及时传递信息、掌握敌情是十分重要的,其信息传播技术、方法都令人叹服。长城上的烽火台就起着“信息源”的作用,白日以烟、夜晚以火作为传递信息的媒介。明代规定,来敌百人左右,一烟一炮示之;五百人二烟二炮;千人以上,三烟三炮;五千人以上五烟五炮。这种信息传递,既定性(敌人来犯),又定量(来敌人数),烟炮配合,光声并举,相互核对,几小时之内就能把军情准确地传递至千里之外的指挥机关。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十分重视信息和情报的作用,《孙子兵法》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不仅在军事上运用信息管理手段,在经济管理上也运用信息手段。唐代刘晏建立全国信息网,以迅速掌握全国各地的经济信息和物价状态。他以朝庭用驿道快马传递公文的办法,设置知院官,收集各种庄稼好坏、市场价格的变动、四方物资的余缺等情报交给招募来的“驶足”,由他们一站接一站传递。数日内可将全国各地的信息迅速传递到刘晏处,再由刘晏等人综合各地信息,做出决策。由于信息灵活,渠道多,使市场长年保持稳定,国家掌握了足够资金。虽经数十年战乱,仍保证了唐代国富民安。可见,信息管理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一、我国古代的邮驿与烽火台通信

我国最早关于通信的记载,是来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殷即商代,亦称殷商。殷的故都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清光绪年间,在此掘得龟甲兽骨,上刻文字,后称甲骨文。甲骨文中记载着殷商盘庚年代(公元前1400年左右),边戌向天子报告军情的记述,有“来鼓”二宇。经考证,“来鼓”即类似今天的侦察通信兵。在古书《待经》中,也有“简书”的记载,‘简书”就是用兽骨刻上文字,由通信兵传递的官府紧急文书。“简书”出于殷末周初(公元前12世纪一11世纪),这也就是邮驿的前身。

邮驿与烽火台通信,都源于奴隶制国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通信的需要。据历史记载,在两千七百年前的周幽王时代,就有了利用烽火台通信的方法。关于烽火通信有个叫“千金一笑”的故事。故事的大意是说:周幽王有个爱妃褒姒,她虽长得很美,但轻易不肯一笑。为此,周幽王使出了个赏格:“谁要能叫娘娘一笑,就赏他一千斤金子”(当时把铜叫金子)。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点起烽火戏诸侯的办法,想换取娘娘一笑,一天傍晚,周幽王带着爱妃褒姒登上城楼,命令四下点起烽火。临近的诸侯看到了烽火,以为西戎(当时西方的一个部族)来犯,便领兵赶到城下救援,但见灯火辉煌,鼓乐喧天。一打听才知是周幽王为了取乐于娘娘而干的荒唐事儿,各诺侯敢怒不敢言,只好气愤地收兵回营。袭姐见状,果然淡然一笑。但事隔不久,西戎果真来犯,虽然点起了烽火,却无援兵赶到。原来各诸侯以为周幽王又是故技重演。结果被西戎攻下城堡,杀了周幽王,从此灭了四周。这个历史故事不仅生动的描绘了当时利用烽火台通信的情况,同时也告戒后人,不企是什么人和什么时候,都不能拿通信当儿戏。

利用烽火台传递信息,虽然较快,但只能起到报警的作用,很难满足掌握敌情,指挥作战的需要。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从殷商时代的“来鼓”到了周代已逐步形成了传送官府文书的更加严密的邮驿制度,并与烽火台互为补充,配合使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1年),在全国修驰道,“车同轨、书同文”,建立了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绎站网,制订了邮驿律令,如竹简怎样捆扎、加封印泥盖印以保密;如何为邮驿人马供应粮草;邮驿怎样接待过往官员、役夫等,形成了我国最早的邮驿法。
汉代邮驿继承秦朝制度,并统一名称叫“驿”。规定五里一,十里一亭,三十里置驿。邮驿还随着“丝绸之路”的形成而通达印度、缅甸、波斯等国。到了唐代,邮驿大大发展,全国共有陆驿、水驿及水陆兼办邮驿1600多处,行程也有具体规定,并订有考绩和视察制度,驿使执行任务时,随身携带“驿卷”或“信牌”等身份证件。
宋代由于战争频繁,军事紧急文件很多,要求既快又安全,因而将由民夫充任的驿卒改由士兵担任,增设“急递铺”,设金牌、银牌、铜牌三种,金牌一昼夜行五百里,银牌四百里,铜脾三百里。实行每到一站换人换马接力传递。到了元代,由于军事范围和疆域扩大,仅在国内就有驿站1496处,并将邮驿改称为驿站。
明代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由于海上交通日渐发达,随着部和七下西洋,还开辟了海上邮驿。清初有官办驿站1600余处,驿卒七万余名,驿马四万多匹,归兵部主管。19世纪中叶以后,驿站经费多被官吏贪污中饱,驿政废驰。到了清朝末年,近代邮政逐步兴起,驿站的作用日渐消失,于是,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全部撤销驿站。
邮驿制度起源于奴隶制度的国家,盛行于封建社会,并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而告终结。邮驿与烽火台通信虽系历代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但同时也是我国进入有组织的进行通信工作的开始。它不仅在我国邮政通信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也为促进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我国古代民间的通信组织

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传递官府文书。一般老百姓传递信息,只有托人捎带,然而辗转传递,缓不济急,且易延误遗失。我国古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鸿雁捎书”一类的故事,可见古代人民通信多么艰难。而今天人们依旧把鸿雁作为邮政通信的象征,又可见人民群众对邮政通信所寄于的厚望。
民间通信组织的形成,大约始于唐朝。当时主要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商贸易的需要。首先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有了为民间商人服务的“驿驴”。当时还有一种叫“飞钱”的办法,就是各地商人把在长安贩卖货物所得的钱,存入各地方政府驻长安的办事机构,然后再凭收据到各地方官府如教取回,这也就是今天汇兑业务的萌芽。到了明朝才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息的民信局。在西南各省也曾有“麻乡约”探亲带信的出现。相传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农民,由于思念家乡,相约每年推派代表回乡探望,往返时带些土产和信件,而后逐渐形成民信局。
民信局开始出现于交通方便、贸易发达的沿海城市,以后逐渐发展到内地。民信局由私人经营,以谋利为目的。他们一方面是哪里有利就在那里办,偏僻地区无人管;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招揽生意,相竞为主顾提供方便,如派人上门收取信件、汇款,收费也可以记帐,等等,促使民信局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了清同治年间(公元1821年到1874年)是民信局的最盛时期,全国大小民信局已达数千家之多。有的在商业中心上海设总店,各地设分店和代办店,民信局之间互相联营,构成了民间通信网。
自宋、元以来,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一带的贫苦人民,有的为了谋生,被拐骗国外做苦工,这些旅居国外的侨胞,要与祖国亲友通信,或将物品和汇款寄回祖国,“侨批局”便应时而生。“侨批局” 实际上就是侨信局,因为福建方言把“信” 叫“批”,所以把为华侨通信服务的侨信局习损称为侨批局。由于侨批局对华侨服务周到,信誉卓著,几乎垄断了华侨寄信和汇款的业务。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任凭侵略者侵夺我国邮权,并伙同洋人利用亦官亦洋的特殊权利,采取强令民信局登记,接受海关邮政领导,限制民信局向轮船发运邮件,并采用资本主义的竞争手段,将大部分民信局置于无法经营的境地。到1935年,民信局已被国民党强迫停办,而侨批局一直到解放前夕尚有100多家。
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邮政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止,在长达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岁月中,我国邮权同遭丧失,形成了邮驿、民信局、侨批局、客邮、海关邮政、大清邮政等相继并存的混乱局面,
(一)“客邮”
自1840年中国封建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后,中国便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首先是英国在中国领土上任意开办英国邮局,接踵而来的是法、美、德、俄、日等国也在中国领土开办起他们自己的邮局,而清政府把这些掠夺中国邮权的外国邮局美其名为“客邮”。这些所谓的“客邮”,从沿海到内地,直至边远地区的新疆、内蒙等地,几乎遍布全国。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客邮”的目的,并非为了方便我国人民使用邮政,而是为了对我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目的而服务的。有些国家还利用“客邮”大量贩运鸦片、吗啡等毒品,走私漏税。“容邮”实际上是掠夺我国财富、毒害我国人民的场所。直到1921年在美国召开的九国太平洋会议和限制军备会议上,才通过撤销“在华客邮案”,但日本在东北和英国在西藏的“客邮”,都赖着不撤,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容邮”,直到1954年4月1日才移交我国。

烽火台。是万里长城防御工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作用是作为传递 军情的设施。烽火台这种传递信息的工具很早就有了,长城一开始修筑的时候就很好地利用了它而且逐步加以完善,成了古代传递军情的一种最好的方法。传递的方法是白天燃烟,夜间举火,因白天阳光很强,火光不易见到,夜间火光很远就能看见。这是一传递 信息很科学又很迅速的方法。为了报告敌兵来犯的多少,采用了以燃烟、举火数目的多少来加以区别。到了明朝还在燃烟、举火数目的同时加放炮声,以增强报警的效果,使军情 传递顷刻千里。在古代没有电话、无线电通讯的情况下,这种传递军情信息的办法可以说十分迅速了。关于烽火台的布局也是十分重要的,要紧的是要把它布置在高山险处或是 峰回路转的地方,而且必须是要三个台都能相互望见,以便于看见和传递。烽火台在汉代 曾经称过亭、亭隧、烽燧等名称,明代称作烟墩。它除了传递军情之外,还为来往使节保护安全,提供食宿、供应马匹粮秣等服务。还有些地段的长城只设烽台、亭燧而不筑墙的,可见烽火台在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性。

信息技术,最近二三十年是有史以来科学技术发展最迅速的阶段,各种高新技术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信息技术,而且已经成为当代新技术革命最活跃的领域。信息技术是一间由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控制技术等构成的一间综合性高新技术,它是所有高新技术的基础和核心。它的发展是以电子技术,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的进步为前提的。信息技术对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起着先导作用,而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信息技术更快地发展。一般地讲,其他技术作用于能源和物质,而信息技术则改变人们对空间、时间和知识的理解。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将会充分挖掘人类的智力资源,而且对包括能源和物质资源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效能的发挥,将起到催化和倍增作用。
由于到目前为止信息还没有一个统一而公认的定义,因此,对信息技术也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而公认的定义。一般认为,所谓信息技术就是人类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所有手段的总和。
信息技术既包括有关信息的产生、收集、表示、检测、处理和存储等方面的技术,也包括有关信息的传递、变换、显示、识别、提取、控制和利用等方面的技术。由此可见,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其历史几乎和信息一样久远,因为只要有了信息就要使之发挥作用,不能发挥作用的信息是没有意义的。而各种使信息发挥作用的技术不但现代有,古代有,就是远古时代也有。就信息的传递来说,它是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远古时代,它是用手势来进行的;在古代,它是用烽火台和驿站来进行的;而到了现代,它是用电话、电报、电视、传真、微波和通信卫星来进行的。三个时代的功能和效率虽然不可以同日而语,但是它们的目的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尽可能准确和迅速地传递信息。信息的传递技术如此,信息技术的其他组成部分也莫不如此。信息技术雏形虽然早已存在,但是真正作为一间技术被人们所重视,并系统地加以研究、开发和利用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信息技术的发展状况和信息的发展状况几乎是一样的。在60年代以前,计算机技术主要用于军事方面。从60年代初期开始,计算机技术逐渐用于信息处理。70年代后,特别是进人90年代,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信息处理技术好像插上了强劲有力的翅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迅速发展阶段。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信息技术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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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传递信息主要用以下方法:飞鸽,烽火,快马,暗号,手语,书信,旗帜等。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古代信息传递的出现离不开“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长城。“长城”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代的文献记载。在古代不通朝代有着不同的修筑形式,所以对这种防御工程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如:列城、方城、塞、暂洛、界壕、边墙等,实际上均指“长城”,其实广义的长城是对中国古代所有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而言。
在历代长城修筑过程中都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据险致塞”。一是根据地型来构筑工程。二是充分利用地理天险防御敌人。长城以垣墙为主体,包括了城障、关隘、兵营、卫所、墩台、烽堠和观察、通讯等综合功能,形成了古代最为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中,设于长城内侧的烽火台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为了防备敌人入侵,采用“烽隧”作为边防告急的联络信号。在古史书《周礼》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各国从边疆到腹地的通道上,每隔一段距离,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台上有桔槔,桔槔头上有装着柴草的笼子,敌人入侵时,烽火台一个接一个地燃放烟火传递警报。每逢夜间预警,守台人点燃笼中柴草并把它举高,靠火光给领台传递信息,称为“烽”,白天预警则点燃台上积存的薪草,以烟示急,称为“燧”。古人为了使烟直而不弯,以便远远就能望见,还常以狼粪代替薪草,所以又别称狼烟。周朝规定:天子举烽燧各地诸侯必须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共同抵抗敌人。由此可见,烽燧制度的实施,意味着早在周时就已出现了庞大而又完善的军事信息联系网络。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2年至1976年在居延通过发掘获得了汉代木简三万余枚,并发掘了烽燧遗址,对我们了解汉代烽燧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据木简可知两汉时代,从河西四郡(今甘肃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直到盐泽都有烽燧设置,而且规模很大,管理极严,号称“烽燧万里相望”,据说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举放烽火,昼夜不同,白天放烟,夜晚举火。此外,还采用各种不同的暗号表示进犯敌人的多少,敌人在五百人以下的放一道烽火,在五百里以上的放两道烽火等等。在出土的《塞上烽火品》中记载了当时朝廷制定的临敌报警和举放烽火的条例,即“联防公约”。该条文规定了在匈奴侵扰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变动以及天气异常等情况下,各塞举放烽火的类别、数量、传递方法以及发生失误如何纠正等细则,就连燧长有病请假都要经上级批准。这种信息传递方法,对防守边疆、抵御敌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烽火传递信息是非常快速的,在公元前119年大将卫青和霍去病率领几十万大军分路出击,以举放烽火作为进军的信号,仅仅一天的时间,这一信号就从河西传到几千里外的辽东。由于烽燧报警的迅速及时,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沿用不衰。山东省的烟台市就是因为明朝在那里设置狼烟台,以防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烽火传递军情固然迅速,但它不能完整地表达深刻复杂的军事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依靠畜力传递信息的通信方式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形成了传递官府文书的更为严密的驿传制度和烽燧报警配合使用。
西周时期,为了适应周王同诸侯之间联系需要,在大道上每隔30里设一个驿站,备良马周车,专门负责传递官府文书,接待来往官吏和运送货物等。孔子曾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他所提倡的道德学说,比邮驿传送命令传播得更快。可见当时的邮驿通信不仅已相当完备,而且速度也已相当快了。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
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许传递官府文书。除宋朝准许高官显宦附寄家信之外,都不准附寄私人信件,私人书信只能托人捎带。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一处秦代墓室中发掘出两件木牍家信,第一封信是“黑夫”和“惊”联名写给一个叫“中”的人;第二封信是“惊”写给“中”的,这是我国现知最早的家书实物。据估计这两封信是由同在军中服役期满后返乡的同乡捎往家中的。古代人民通信之困难,由此可见。
到了明朝,才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件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在明永乐年间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移民,由于思念故乡,相约每年推选同乡代表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的组织称“麻乡约”。后来就形成了专业的民信局。
邮驿通信在边防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成为我国古代信息传递的主要形式。岁月流转,那些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已被今日方便、快捷的现代化通讯方式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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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心且恬然的雏菊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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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传递信息主要用以下方法:飞鸽,烽火,快马,暗号,手语,书信,旗帜等。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古代信息传递的出现离不开“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长城。“长城”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代的文献记载。在古代不通朝代有着不同的修筑形式,所以对这种防御工程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如:列城、方城、塞、暂洛、界壕、边墙等,实际上均指“长城”,其实广义的长城是对中国古代所有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而言。
在历代长城修筑过程中都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据险致塞”。一是根据地型来构筑工程。二是充分利用地理天险防御敌人。长城以垣墙为主体,包括了城障、关隘、兵营、卫所、墩台、烽堠和观察、通讯等综合功能,形成了古代最为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中,设于长城内侧的烽火台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为了防备敌人入侵,采用“烽隧”作为边防告急的联络信号。在古史书《周礼》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各国从边疆到腹地的通道上,每隔一段距离,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台上有桔槔,桔槔头上有装着柴草的笼子,敌人入侵时,烽火台一个接一个地燃放烟火传递警报。每逢夜间预警,守台人点燃笼中柴草并把它举高,靠火光给领台传递信息,称为“烽”,白天预警则点燃台上积存的薪草,以烟示急,称为“燧”。古人为了使烟直而不弯,以便远远就能望见,还常以狼粪代替薪草,所以又别称狼烟。周朝规定:天子举烽燧各地诸侯必须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共同抵抗敌人。由此可见,烽燧制度的实施,意味着早在周时就已出现了庞大而又完善的军事信息联系网络。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2年至1976年在居延通过发掘获得了汉代木简三万余枚,并发掘了烽燧遗址,对我们了解汉代烽燧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据木简可知两汉时代,从河西四郡(今甘肃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直到盐泽都有烽燧设置,而且规模很大,管理极严,号称“烽燧万里相望”,据说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举放烽火,昼夜不同,白天放烟,夜晚举火。此外,还采用各种不同的暗号表示进犯敌人的多少,敌人在五百人以下的放一道烽火,在五百里以上的放两道烽火等等。在出土的《塞上烽火品》中记载了当时朝廷制定的临敌报警和举放烽火的条例,即“联防公约”。该条文规定了在匈奴侵扰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变动以及天气异常等情况下,各塞举放烽火的类别、数量、传递方法以及发生失误如何纠正等细则,就连燧长有病请假都要经上级批准。这种信息传递方法,对防守边疆、抵御敌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烽火传递信息是非常快速的,在公元前119年大将卫青和霍去病率领几十万大军分路出击,以举放烽火作为进军的信号,仅仅一天的时间,这一信号就从河西传到几千里外的辽东。由于烽燧报警的迅速及时,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沿用不衰。山东省的烟台市就是因为明朝在那里设置狼烟台,以防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烽火传递军情固然迅速,但它不能完整地表达深刻复杂的军事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依靠畜力传递信息的通信方式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形成了传递官府文书的更为严密的驿传制度和烽燧报警配合使用。
西周时期,为了适应周王同诸侯之间联系需要,在大道上每隔30里设一个驿站,备良马周车,专门负责传递官府文书,接待来往官吏和运送货物等。孔子曾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他所提倡的道德学说,比邮驿传送命令传播得更快。可见当时的邮驿通信不仅已相当完备,而且速度也已相当快了。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
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许传递官府文书。除宋朝准许高官显宦附寄家信之外,都不准附寄私人信件,私人书信只能托人捎带。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一处秦代墓室中发掘出两件木牍家信,第一封信是“黑夫”和“惊”联名写给一个叫“中”的人;第二封信是“惊”写给“中”的,这是我国现知最早的家书实物。据估计这两封信是由同在军中服役期满后返乡的同乡捎往家中的。古代人民通信之困难,由此可见。
到了明朝,才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件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在明永乐年间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移民,由于思念故乡,相约每年推选同乡代表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的组织称“麻乡约”。后来就形成了专业的民信局。
邮驿通信在边防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成为我国古代信息传递的主要形式。岁月流转,那些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已被今日方便、快捷的现代化通讯方式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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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建凡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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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

在中国古代,为了传递军事情报,人们曾设立过烽火台,利用火与烟传递信息。烽火台白天烧狼粪,夜间点柴草。传说烧狼粪时有很大的浓烟直冲蓝天,在白天比火光更易被人发现,因此烽火有时又被称为狼烟。当发现敌情时,燃起烽火,台台相传,一直传到军营。在2700多年前,中国周朝时的烽火告警系统就已经很完备了。

马拉松长跑是为了报信

在交通和通信很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要传递信息只能靠两条腿或骑马。马拉松长跑项目,就是为了纪念一位2000多年前为传送捷报而牺牲的英雄设立的。公元前490年,希腊军队在马拉松平原击退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军队的入侵。传令兵菲迪皮茨一口气从马拉松镇跑到首都雅典报告喜讯,当他跑完42.195千米的路程,赶到雅典广场说完捷报之后,就精疲力竭,倒地而死。为了纪念这位战士的英雄事迹,1896年,在世界第一届奥运会上,他跑过的距离被作为一个长跑比赛项目列入运动会。

用驿站传递信息

文字的发明促进了人们的交往,从此通信也就开始了。中国远在周朝时就建立了专门传递官府文书的驿站,通过骑马将文书一个驿站接一个驿站地传递下去,同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驿邮制度,以实现快速、准确的通信。秦代统一六国后,就将驿站信息传递系统作为国家的行政机构确定下来。驿邮是以骏马每小时奔跑15千米左右的速度传递信息,来实现远距离通信的。在当时这已经很快了。

信鸽和信猴

为了传递信息,古时候的人们还想出了许多奇异的方法,比如漂流瓶、信号树、信鸽和信猴等等。

在尼日利亚贝喀萨地区,人们用猴子送信。人们将母猴和子猴分别关在两地,并时常将母猴带去寻找子猴,使母猴认得路线。当人们需要通信时,将信装在竹筒里绑在母猴身上,放它出去寻找子猴,母猴总能将信送到目的地。

信鸽从古至今,一直是有效的信息传送工具。在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信鸽仍有用武之地。在战争中,通信联络至关紧要。然而一旦爆发核战争,核爆炸产生的强烈电磁辐射将使现有的各种电子通信系统陷于瘫痪,但信鸽仍能自由飞翔。瑞士军队训练培育出了能双向投书的信鸽。这些信鸽不再传送传统的文字书信,而是携带着装在胶囊里的计算机芯片,内中的密码情报也只能在专门的装置上阅读,保密性极高。信鸽甚至有可能成为特种通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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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网友91300deef
201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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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对象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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