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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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艺术歌曲,源于美声唱法发源地的意大利,原文为“Art Song”,是一个内涵较为宽泛的概念,原指根据著名诗人的抒情短诗而创作的歌曲,在词作上讲究技巧性与艺术性,与民歌相对;在音乐上强调伴奏的艺术处理。后来,又将一些歌剧选曲和一般的创作歌曲等,统称为艺术歌曲,以与民歌相对应。
我国声乐艺术起步相对较晚,早期的艺术歌曲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最早出现的艺术歌曲,其中主要是以著名诗人的抒情短诗为歌词而创作的歌曲。
具体而言,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审美特征,可以从以下三大层面予以解读。
一、时代性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既以时代精神为支撑,又反映时代的思想与主题。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正是以充分彰显弘扬五四时期时代的主旋律为重要的审美特征的。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作为以科学、民主为号召、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篇章。其重要的意义,就是唤起民众觉醒,走上民族振兴之路。
而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就充分表现了这一时代精神、时代主旨、时代思想。在这方面,有许多有力的证明。例如创作于1920―1921年间,易韦斋作词、萧友梅作曲的艺术歌曲《问》,就紧扣“五四”的时代脉搏,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深刻的社会问题:“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充满了对当时社会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的愤懑与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而创作于1920年,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艺术歌曲《睡狮》,则把中国比喻为“睡狮”,面对帝国主义“今天吸我血,明天扼我咽”的现实,发出“睡狮醒”的呼唤与“奋斗心须壮,复仇志要坚”的号召。创作于1924年,赵国钧作词、萧友梅作曲的艺术歌曲《五四纪念爱国歌》,是我国第一首直接歌颂五四运动的艺术歌曲,弘扬了爱国主义的时代大主题和“五四”精神。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时代性审美特征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二、人民性
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的意愿、心声、思想、感情。其实,人民性与时代性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也以人民性作为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有力的证明。例如歌曲《可怜的秋香》,就以儿童的视角和口吻,描写了牧羊女秋香孤苦悲惨的一生,表达出对中国劳动人民悲苦生活与悲剧命运的同情。而创作于1922年,发表于1928年,刘大白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艺术歌曲《卖布谣》,则“以质朴的歌谣体,叙说农业、手工业劳动者的辛劳悲苦,从一个侧面勾画了当时洋货倾销,农村经济破产的图景,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同情。创作于1926年,发表于1928年,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曾到处传唱,走红一时,就因为歌曲讴歌了“五四”时期中国青年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对纯洁爱情的执著精神,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人民性审美特征也是光彩无限、辉煌无比的。
三、民族性
民族性是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艺术的生命和灵魂。19世纪俄国作家赫尔岑指出:“诗人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不问他创作了什么,不管在他的作品中目的和思想是什么,不管他有意无意,他总得表现出民族性的一些自然因素。总是把它们表现得比民族的历史本身还要深刻,还要明朗。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对民族性审美特征的追求,应当说是有明确的理论主张的,萧友梅就提出:“要在继承民族音乐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作风,是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民族性审美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是词作的民族性。许多艺术歌曲,都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诗词五言、七言句式。例如《睡狮》:“睡狮睡了几千年,蛇虫狐鼠乱纠缠;今天吸我血,明天扼我咽。”就采用了七言、五言交错的句式。而《卖布谣》中的“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则采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四言体”,古味更浓烈,民族特色也愈加鲜明。而在自由体的歌词中,同样具有民族风格与民族意蕴,例如《问》《教我如何不想他》等,都是民族性的成功之作。
其二是曲作的民族性。许多艺术歌曲,都充分运用民族音乐语汇、民族音乐手法写成。例如《教我如何不想他》,采用了京剧“西皮原板”过门的音调加以变化,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格;郭沫若作词、陈啸空作曲的艺术歌曲《湘累》,则巧妙地运用了京剧青衣唱腔的悲切、幽婉的旋律;再如徐志摩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艺术歌曲《海韵》,虽以西洋乐器钢琴伴奏,但是无论是旋律还是风格,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民族化的审美特征,也是成功的。
综上所述,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时代性、人民性、民族性三大审美特征,是在美学上的提升与突破,这些成功的艺术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研究、学习、借鉴的。
我国声乐艺术起步相对较晚,早期的艺术歌曲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最早出现的艺术歌曲,其中主要是以著名诗人的抒情短诗为歌词而创作的歌曲。
具体而言,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审美特征,可以从以下三大层面予以解读。
一、时代性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既以时代精神为支撑,又反映时代的思想与主题。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正是以充分彰显弘扬五四时期时代的主旋律为重要的审美特征的。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作为以科学、民主为号召、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篇章。其重要的意义,就是唤起民众觉醒,走上民族振兴之路。
而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就充分表现了这一时代精神、时代主旨、时代思想。在这方面,有许多有力的证明。例如创作于1920―1921年间,易韦斋作词、萧友梅作曲的艺术歌曲《问》,就紧扣“五四”的时代脉搏,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深刻的社会问题:“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充满了对当时社会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的愤懑与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而创作于1920年,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艺术歌曲《睡狮》,则把中国比喻为“睡狮”,面对帝国主义“今天吸我血,明天扼我咽”的现实,发出“睡狮醒”的呼唤与“奋斗心须壮,复仇志要坚”的号召。创作于1924年,赵国钧作词、萧友梅作曲的艺术歌曲《五四纪念爱国歌》,是我国第一首直接歌颂五四运动的艺术歌曲,弘扬了爱国主义的时代大主题和“五四”精神。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时代性审美特征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二、人民性
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的意愿、心声、思想、感情。其实,人民性与时代性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也以人民性作为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有力的证明。例如歌曲《可怜的秋香》,就以儿童的视角和口吻,描写了牧羊女秋香孤苦悲惨的一生,表达出对中国劳动人民悲苦生活与悲剧命运的同情。而创作于1922年,发表于1928年,刘大白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艺术歌曲《卖布谣》,则“以质朴的歌谣体,叙说农业、手工业劳动者的辛劳悲苦,从一个侧面勾画了当时洋货倾销,农村经济破产的图景,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同情。创作于1926年,发表于1928年,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曾到处传唱,走红一时,就因为歌曲讴歌了“五四”时期中国青年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对纯洁爱情的执著精神,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人民性审美特征也是光彩无限、辉煌无比的。
三、民族性
民族性是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艺术的生命和灵魂。19世纪俄国作家赫尔岑指出:“诗人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不问他创作了什么,不管在他的作品中目的和思想是什么,不管他有意无意,他总得表现出民族性的一些自然因素。总是把它们表现得比民族的历史本身还要深刻,还要明朗。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对民族性审美特征的追求,应当说是有明确的理论主张的,萧友梅就提出:“要在继承民族音乐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作风,是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民族性审美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是词作的民族性。许多艺术歌曲,都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诗词五言、七言句式。例如《睡狮》:“睡狮睡了几千年,蛇虫狐鼠乱纠缠;今天吸我血,明天扼我咽。”就采用了七言、五言交错的句式。而《卖布谣》中的“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则采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四言体”,古味更浓烈,民族特色也愈加鲜明。而在自由体的歌词中,同样具有民族风格与民族意蕴,例如《问》《教我如何不想他》等,都是民族性的成功之作。
其二是曲作的民族性。许多艺术歌曲,都充分运用民族音乐语汇、民族音乐手法写成。例如《教我如何不想他》,采用了京剧“西皮原板”过门的音调加以变化,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格;郭沫若作词、陈啸空作曲的艺术歌曲《湘累》,则巧妙地运用了京剧青衣唱腔的悲切、幽婉的旋律;再如徐志摩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艺术歌曲《海韵》,虽以西洋乐器钢琴伴奏,但是无论是旋律还是风格,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民族化的审美特征,也是成功的。
综上所述,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时代性、人民性、民族性三大审美特征,是在美学上的提升与突破,这些成功的艺术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研究、学习、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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