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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恶论”是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一个主流思潮。以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的观点为代表的西方性恶论,都把人的欲望说成人的本性,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必须加以限制和改造。这种性恶论思想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法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西方性恶论及其发展。
（一）、西方的性恶论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在基督教内部产生的。
那时,围绕对《圣经》的解释,发生了关于人性的争论。《圣经》上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受了蛇的怂恿,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犯了罪,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罗马帝国教父学的主要代表奥古斯丁据此提出了“原罪性恶论”。他认为,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就造成人的本性的堕落,他们的子孙天生就有罪。他说:“我们一定不要幻想在我们自身没有恶习,因为如使徒所说的:‘肉体之所欲,反抗心灵’……我们在现世里无论如何不能够达到至善的。”他认为,人有原罪,人性是邪恶的,人不能自己救自己,只有服从教会,通过教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
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都把奥古斯丁奉为理论权威,他的思想统治西方长达几世纪之久。
（二）文艺复兴时期对原罪性恶论的批判。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大都否定基督教的“原罪性恶论”,说这种理论是用宗教谎言欺骗群众,企图把群众变成愚昧无知的牛马,听任教士们摆布,温顺地缴纳各种贡赋。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类天然就倾向于互助友爱。人文主义对“原罪性恶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三）、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对性恶论的恢复和发展。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原罪性恶论”的冲击是巨大的,但由于宗教神学的影响年深日久,在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加尔文又恢复了奥古斯丁的理论。路德和加尔文较奥古斯丁的进步之处在于否定了教会的权威,认为《圣经》是最高权威,但他们都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路德和加尔文都认为,人得救的最大障碍是人的骄傲,人只有靠自己的有罪感、忏悔、对上帝的无条件服从和信仰上帝的宽恕,才能得救。
路德认为,人人之所以都有原罪,是因为人的始祖亚当就是有罪的,人生下来就有情感、欲望,这些都是邪恶的,反抗上帝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信仰上帝,没有得到圣灵和上帝 的恩惠,他就会放纵自己心中的情感、欲望,只能不间断地作恶犯罪,从一个罪走向另一个罪。
加尔文说,原罪是由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带来的,人人有原罪,堕落和邪恶渗透于所有人的灵魂的一切部分。“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原罪之中,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原罪的污染。因为婴儿是带着他们的罪一同来到世界上,所以,他们就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而不是由于别人的罪而应该受到惩罚。
（四）、霍布斯和弗洛伊德对性恶论的发展。
路德和加尔文的性恶论是在中世纪末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在西方一直受到重视，西方近现代都出现了新的性恶论观点。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抛开“原罪”,提出自己的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我保存,人与人是平等的,平等的人为了自我保存就会彼此侵犯,人对人像狼一样。现代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也坚持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被压抑在内心深层的无意识本能欲望,尤其是性本能欲望。这些本能欲望的活动原则是快乐原则,就是无条件地要求快乐和满足,与社会文明是对立的。不过他反对社会对人的本能欲望过多的压抑。
二、性恶论在西方文化历史过程中的影响
（一）、性恶论对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有重大影响。
受性恶论思想的影响，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人性卑鄙,有权必滥,所以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他提出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原则。这一原则成为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实际奉行的政治制度的一条根本准则。当代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认为,政治民主是以这样一种观念为根据的:没有一个人或有限的一群人是十分聪敏和十分良善的以至于无须别人的同意就去统治别人。政治民主是建立在对少数统治者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统治者也有通常人有的贪心,如果没有人监督他们,他们就会利用职权,任意占有他人的财富。他的学生胡克指出,民主政治有效行使最重要的要求是:对统治者的不信任。不然,民主制就会演变为独裁制,一种英雄崇拜的民主一定会过渡到专制的暴虐统治。“一个民主社会对于英雄人物必须永远加以提防。”这些政治思想都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之上的。
(二)、性恶论影响了西方的法治。很难
由于对权力的不信任，所以现代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原则，刑诉法规定了无罪推定、抗辩式审判等原则，目的是为了防止、限制司法权的滥用。行政法规定依法行政原则，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被告地位平等和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目的是为了防止、限制行政权的滥用。制定了界定每一个体权利义务的私法，划定了每一个体的权利义务范围，既不允许国家权力擅入个体权利领域,也不允许社会个体间相互践踏权利。私法是平等主体间利益竞争的战场规则，它不相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善人信条。相反，它首先承认利己欲望的正当性，然后再设定每一个体欲望、利益的范围。性恶论不相信人会自觉尽义务，因而制定法律旨在确定人的权利范围，这种法律属于“ 权利型”（权利本位）。
（三）、性恶论促进了西方商品经济和私有制的发展。
正如恩格斯所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 、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恩格斯在这里直言卑劣的贪欲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或许会让相信性善论的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性恶论是一种唯心的先验论，但与性善论相比它却在私有制社会显得更为真实，更有利于实行法治。它是片面的，但又是深刻的。 不管怎么说片面的深刻总是要比肤浅的全面略胜一筹。
一、西方性恶论及其发展。
（一）、西方的性恶论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在基督教内部产生的。
那时,围绕对《圣经》的解释,发生了关于人性的争论。《圣经》上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受了蛇的怂恿,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犯了罪,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罗马帝国教父学的主要代表奥古斯丁据此提出了“原罪性恶论”。他认为,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就造成人的本性的堕落,他们的子孙天生就有罪。他说:“我们一定不要幻想在我们自身没有恶习,因为如使徒所说的:‘肉体之所欲,反抗心灵’……我们在现世里无论如何不能够达到至善的。”他认为,人有原罪,人性是邪恶的,人不能自己救自己,只有服从教会,通过教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
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都把奥古斯丁奉为理论权威,他的思想统治西方长达几世纪之久。
（二）文艺复兴时期对原罪性恶论的批判。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大都否定基督教的“原罪性恶论”,说这种理论是用宗教谎言欺骗群众,企图把群众变成愚昧无知的牛马,听任教士们摆布,温顺地缴纳各种贡赋。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类天然就倾向于互助友爱。人文主义对“原罪性恶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三）、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对性恶论的恢复和发展。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原罪性恶论”的冲击是巨大的,但由于宗教神学的影响年深日久,在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加尔文又恢复了奥古斯丁的理论。路德和加尔文较奥古斯丁的进步之处在于否定了教会的权威,认为《圣经》是最高权威,但他们都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路德和加尔文都认为,人得救的最大障碍是人的骄傲,人只有靠自己的有罪感、忏悔、对上帝的无条件服从和信仰上帝的宽恕,才能得救。
路德认为,人人之所以都有原罪,是因为人的始祖亚当就是有罪的,人生下来就有情感、欲望,这些都是邪恶的,反抗上帝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信仰上帝,没有得到圣灵和上帝 的恩惠,他就会放纵自己心中的情感、欲望,只能不间断地作恶犯罪,从一个罪走向另一个罪。
加尔文说,原罪是由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带来的,人人有原罪,堕落和邪恶渗透于所有人的灵魂的一切部分。“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原罪之中,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原罪的污染。因为婴儿是带着他们的罪一同来到世界上,所以,他们就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而不是由于别人的罪而应该受到惩罚。
（四）、霍布斯和弗洛伊德对性恶论的发展。
路德和加尔文的性恶论是在中世纪末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在西方一直受到重视，西方近现代都出现了新的性恶论观点。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抛开“原罪”,提出自己的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我保存,人与人是平等的,平等的人为了自我保存就会彼此侵犯,人对人像狼一样。现代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也坚持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被压抑在内心深层的无意识本能欲望,尤其是性本能欲望。这些本能欲望的活动原则是快乐原则,就是无条件地要求快乐和满足,与社会文明是对立的。不过他反对社会对人的本能欲望过多的压抑。
二、性恶论在西方文化历史过程中的影响
（一）、性恶论对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有重大影响。
受性恶论思想的影响，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人性卑鄙,有权必滥,所以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他提出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原则。这一原则成为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实际奉行的政治制度的一条根本准则。当代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认为,政治民主是以这样一种观念为根据的:没有一个人或有限的一群人是十分聪敏和十分良善的以至于无须别人的同意就去统治别人。政治民主是建立在对少数统治者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统治者也有通常人有的贪心,如果没有人监督他们,他们就会利用职权,任意占有他人的财富。他的学生胡克指出,民主政治有效行使最重要的要求是:对统治者的不信任。不然,民主制就会演变为独裁制,一种英雄崇拜的民主一定会过渡到专制的暴虐统治。“一个民主社会对于英雄人物必须永远加以提防。”这些政治思想都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之上的。
(二)、性恶论影响了西方的法治。很难
由于对权力的不信任，所以现代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原则，刑诉法规定了无罪推定、抗辩式审判等原则，目的是为了防止、限制司法权的滥用。行政法规定依法行政原则，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被告地位平等和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目的是为了防止、限制行政权的滥用。制定了界定每一个体权利义务的私法，划定了每一个体的权利义务范围，既不允许国家权力擅入个体权利领域,也不允许社会个体间相互践踏权利。私法是平等主体间利益竞争的战场规则，它不相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善人信条。相反，它首先承认利己欲望的正当性，然后再设定每一个体欲望、利益的范围。性恶论不相信人会自觉尽义务，因而制定法律旨在确定人的权利范围，这种法律属于“ 权利型”（权利本位）。
（三）、性恶论促进了西方商品经济和私有制的发展。
正如恩格斯所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 、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恩格斯在这里直言卑劣的贪欲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或许会让相信性善论的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性恶论是一种唯心的先验论，但与性善论相比它却在私有制社会显得更为真实，更有利于实行法治。它是片面的，但又是深刻的。 不管怎么说片面的深刻总是要比肤浅的全面略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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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后，自然人性论被宗教神学的人性论淹没否定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人性论才又复兴。这个时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把关注的重点由神转到人，转到人的自然天性上，转到人间的世俗的精神。如薄伽丘明确肯定人的七情六欲，是人的自然本性，不可压抑，也不可能回避，认为人类天生是平等的。
近代欧洲启蒙学者的人性思想，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批判中世纪宗教神学以神性否定人性，代之以人性否定神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欧洲的自然人性论者几乎一致的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本性就是最求幸福和快乐，逃避痛苦和灾难，所以，自我保存、自利自私是天性使然。当然，各思想家也有自己的异见。比如，托马斯·霍布斯激烈的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恶的。他的名言就是：“人对人就像狼一样。”霍尔巴赫进一步指出，人的本性是爱自己，但是，人与人要和谐一致的生活，就必须做到一点：自己获得了自然权利而又不致丝毫损及别人。爱别人是使自己得到幸福的手段，因为人们的幸福是彼此相联系的。卢梭认定人的本性是自然天生的，这个天生本性的首要法则就是自爱。自利自爱是天所赋予的权利，这个天赋人权是不可侵犯的、出于人性的、不可放弃的。然而他认为，人不仅有自爱之心，而且还有怜悯之心。
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以人性论为武器，反对神学唯心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以人性反对神性，以自爱自利的自然天性反对禁欲主义，这些都是进步的。但他们所理解的人只是一种自然动物。但人的自然性只是多维人性中的一个方面。他们不了解社会生活、社会实践对人性所起的根本作用。
自然人性论者中，有一部分认为人性本恶，所以需要用外在的社会规范去强制约束。但也有一部分思想家，却从自然人性论中引出了快乐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他们主张按自然本性来生活，顺应自然。古希腊思想家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的感官需求应当得到满足，认为这是快乐和幸福的一个要求。其他如赫拉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等自然人性论者，也都把趋乐避苦作为人的本性，认为幸福就是追求感官的快乐，避免痛苦。当然他们也看到了人的幸福还必须包括精神快乐。德国的感觉主义人性论者费尔巴哈坚持认为，追求感性生活幸福是人和有生命的东西的共同天性。但过分强调人的肉体需要，一切从此出发，一切以此终结，得出享乐主义结论，这是自然主义感觉幸福论的败笔。它在人们生活追求中产生了一种低级的引导，在理论上也是对人性、人生、人的幸福的一种曲解。但是，它肯定了人在自然属性方面的需要，这些都是合理的。感觉主义的另一个理论弊端是没有回答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矛盾问题。因此，感觉幸福论和利己主义原则遭到了崇尚理性和德性的思想家的抨击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的思想家的批评。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然人性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自然属性”主要是指人的自然欲望和生理机能，从哲学角度讲就是人鱼自身动物性的关系。但人之为人，他的自然属性就不再有独立自存的意义。对于动物来说，人能够自觉地认识自然规律，能动地改造自然世界。总之，人一方面是自然的，是受时空和具体自然条件以及自己的存在形式限制的存在物，同时又是社会文化世界的主体，是一种可以掌握世界，创造不同于自然的社会文化的能动存在物。强调人有理性，人要过理性节制的生活，在早期希腊人那儿就已经开始提出了，如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等等，都主张人应在理性调控下生活，然而讨论人的本性的理性人性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思想中。
近代欧洲启蒙学者的人性思想，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批判中世纪宗教神学以神性否定人性，代之以人性否定神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欧洲的自然人性论者几乎一致的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本性就是最求幸福和快乐，逃避痛苦和灾难，所以，自我保存、自利自私是天性使然。当然，各思想家也有自己的异见。比如，托马斯·霍布斯激烈的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恶的。他的名言就是：“人对人就像狼一样。”霍尔巴赫进一步指出，人的本性是爱自己，但是，人与人要和谐一致的生活，就必须做到一点：自己获得了自然权利而又不致丝毫损及别人。爱别人是使自己得到幸福的手段，因为人们的幸福是彼此相联系的。卢梭认定人的本性是自然天生的，这个天生本性的首要法则就是自爱。自利自爱是天所赋予的权利，这个天赋人权是不可侵犯的、出于人性的、不可放弃的。然而他认为，人不仅有自爱之心，而且还有怜悯之心。
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以人性论为武器，反对神学唯心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以人性反对神性，以自爱自利的自然天性反对禁欲主义，这些都是进步的。但他们所理解的人只是一种自然动物。但人的自然性只是多维人性中的一个方面。他们不了解社会生活、社会实践对人性所起的根本作用。
自然人性论者中，有一部分认为人性本恶，所以需要用外在的社会规范去强制约束。但也有一部分思想家，却从自然人性论中引出了快乐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他们主张按自然本性来生活，顺应自然。古希腊思想家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的感官需求应当得到满足，认为这是快乐和幸福的一个要求。其他如赫拉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等自然人性论者，也都把趋乐避苦作为人的本性，认为幸福就是追求感官的快乐，避免痛苦。当然他们也看到了人的幸福还必须包括精神快乐。德国的感觉主义人性论者费尔巴哈坚持认为，追求感性生活幸福是人和有生命的东西的共同天性。但过分强调人的肉体需要，一切从此出发，一切以此终结，得出享乐主义结论，这是自然主义感觉幸福论的败笔。它在人们生活追求中产生了一种低级的引导，在理论上也是对人性、人生、人的幸福的一种曲解。但是，它肯定了人在自然属性方面的需要，这些都是合理的。感觉主义的另一个理论弊端是没有回答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矛盾问题。因此，感觉幸福论和利己主义原则遭到了崇尚理性和德性的思想家的抨击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的思想家的批评。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然人性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自然属性”主要是指人的自然欲望和生理机能，从哲学角度讲就是人鱼自身动物性的关系。但人之为人，他的自然属性就不再有独立自存的意义。对于动物来说，人能够自觉地认识自然规律，能动地改造自然世界。总之，人一方面是自然的，是受时空和具体自然条件以及自己的存在形式限制的存在物，同时又是社会文化世界的主体，是一种可以掌握世界，创造不同于自然的社会文化的能动存在物。强调人有理性，人要过理性节制的生活，在早期希腊人那儿就已经开始提出了，如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等等，都主张人应在理性调控下生活，然而讨论人的本性的理性人性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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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是性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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