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居士」苏轼，应该怎么评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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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明义。苏轼，自号东坡居士，这是他的诸多名号中最为人们熟知的一个，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
苏轼是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家，他因为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而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的诗歌、词作、散文、书法、绘画都很有名，他取得了他那个时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可以说，苏轼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艺术大师。
所以，对于这一以为文学艺术大师，该如何进行准确的评价呢？或者说，评价的切入点在哪里呢？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参照，那就是苏轼的仕宦生涯，从苏轼进入仕途到去世，在他四十余载的仕宦生涯中，有三十多年却是在贬谪的岁月中度过的。
既然贬谪的经历生活占据了苏轼大部分的人生履历，那么，要评价苏轼，还是从他的贬谪之路说起吧。
时光匆匆，步履不停。苏轼从“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到惠州、再到晚年被贬海南儋州，时光一晃就是三十多年。1101年7月28日，苏轼在北归途中于常州病逝，一代文学家走完了他的一生。
就在苏轼北归途中，经过真州时，他还去了一趟金山寺，金山寺的墙壁上有一幅李公麟多年前绘制的画，画中人物正是苏轼。
苏轼在金山寺见到自己的画像，他在画像下追忆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一时间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这首诗中苏轼将贬谪生涯视为“功业”，其中有一丝自嘲的味道。其实也写出了贬谪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而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无疑成为苏轼人生与仕途上最重要的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给苏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苏轼初遭贬谪时，心情是很低落的，这既是人之常情，也是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理。苏轼虽然有孤寂与落寞之情，却没有任何的幽怨。
相反，苏轼却有一种审美的诗意境界，这是苏轼豁达乐观心态的体现，此时豁达乐观的心态已经升华为苏轼的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
比如，苏轼初到黄州时写下的诗句：“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从诗中不难看出，苏轼已经对自己因为好论是非，因言贬谪的事情坦然面对了，他喜欢上了黄州鲜美的鱼和岸边鲜嫩的竹笋。失去的是仕途一时的荣宠，得到的却是生活的真谛。
其实，苏轼初来黄州时，他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他在黄州的好友马正卿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从郡里为苏轼申请了一块旧地，这块地在黄州城东。
于是苏轼便带领一家人开垦荒地，在地里种上了庄稼，苏轼亲自躬耕其间，这样一来，苏轼一家人的饮食暂时得到了保障。因为这块地位于城东，而且是一块坡地，所以苏轼便以这块地的方位和特点为名，自号“东坡”。
解决了饮食住宿问题后，苏轼带着释然的心态遍游黄州山水：在游览黄州赤鼻矶时，他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他在黄州与朋友同游兰溪，还写下了有名的《游兰溪》：“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不仅体现苏轼寄情山水的乐观心态，也体现了苏轼豁达乐观、笑对人生的积极向上。
在黄州时期，他渐渐地从贬谪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内心的失落和痛苦实现了超越。在惠州，苏轼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海南儋州，苏轼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
此时的苏轼，经历了时光的沉淀和岁月的洗礼，他变得更加豁达乐观，他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逐渐地反映了出来，这与其思想不断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追求一种不为世俗所累的境界，向往一种既入世又洒脱的生活。
如苏轼到海南儋州之后，生活条件是相当清苦的，他以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再回到家乡：“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死有余责。”苏轼到海南后，情况比想象的还要艰苦，连书籍都看不到，苏轼一开始无法适应海南的气候：“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但他并没有因此一味消沉，他亲自从事生产劳作，他从别人处租了一小块地，自己种植蔬菜。如果说苏轼来海南之前还有一些担忧的，那么，此时，这种担忧早已一扫而空
这是因为苏轼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他已不在意清苦的物质生活条件，而能很平静地接受它们；还有一点就是他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思想性格和随遇而安的心态起了重要作用，这是苏轼思想境界提升的体现。
苏轼能从传统哲学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力量。苏轼在贬谪期间用庄子的哲学思想和佛家思想来修身养性，他一生深受儒、释、道文化的熏陶，他汲取并融合了三家的思想精华。这样不仅可以让他在饱经沧桑的岁月中静心修养，以便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同时还能提升精神境界，达到养生的目的。
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苏轼学会了从更高一层的角度看问题，这极大地缓解了自身所承担的种种压力，他的胸怀也更加宽广了，视野也更加开阔了：他不再计较于荣辱得失、境遇的好坏，此时的苏轼已经具有了超然的情怀。
苏轼曾说“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意思是说在苏轼心里，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尊卑贵贱之分，“玉皇大帝”也好，“卑田院乞儿”也好，在他心里都是一样的，他都可以陪他们聊陪他们玩，这其实是苏轼仁厚宽容的博大胸怀的体现。
苏轼在仕途贬谪的岁月里，他并没有因为仕途沉浮而意志消沉，相反，在贬谪的岁月里，他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
在任职的每一个地方，他都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为当地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正是在贬谪的岁月里，苏轼因为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井喷式的状态，从而攀上了文学的另一个高峰。
苏轼随遇而安、豁达、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让他从贬谪的低谷甚至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很好地和当地的同事和百姓融合在一起，找到归属感，找到精神的家园，从而获得精神层面上的畅适自足。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土人情，开阔了苏轼的眼界，让他饱经沧桑、历尽忧患，也升华了苏轼的人生境界。 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仕途中的低谷，却成就了苏轼思想性格、心态的最高峰，也成就了苏轼文学成就的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