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李大钊 胡适 在五四时期新闻工作中各自的贡献和作用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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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在首都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这场影响巨大的群众运动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并没有站在斗争风潮的风口浪尖上，却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与影响。
决定将“革命的社会主义”引入中国
据考证，李大钊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1917年11月中旬进入北京大学，出任图书馆主任的。进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以后，他开始与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等人一起领导新文化运动，以通过改造青年思想，从根本上改造文化，从而收到政治改革的功效，达到富强国家的目标。与陈独秀等人不同的是，李大钊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后，率先在中国接受和认识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1918年冬天，他在北京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群众集会上发表了演说《庶民的胜利》，继而又在《新青年》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直言“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说“这次战局终结”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表明，李大钊到这时不仅已经看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而且也认识到“革命的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并势必会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就此，他决定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引入中国，在中国开马克思主义之先河。
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的思想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以后，开始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唯物论。1918年冬天，他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19年春天，他帮助《晨报》副刊开辟“自由论坛”和“译丛”等专栏，以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为名，借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之机，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同时，他开始着力搜集和寻找日译本和英译本马克思著述，准备撰写介绍马克思主要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准备把由他负责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新青年》第6卷第5号计划于1919年5月出版，由于五四运动爆发，时局发生很大变化，李大钊无以再专心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专号”延至9月刊印。同年7月下旬，在五四运动基本告一段落以后，李大钊再次到家乡附近的昌黎五峰山避暑，准备利用假期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写就。他到达五峰山后，先写了一封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亮明了自己全面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和所极力倡导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紧接，他日以继夜地抓紧撰写自己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到下山时基本写完。他的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熟与深化。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革命青年的思想，是通过学习这篇论著，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转移的；就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被毛泽东确认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的思想，也是由李大钊的这一卓越工作，开始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并与李大钊一起寻找“根本解决”的办法，共同尽力筹建中国共产党的。
时政文章影响感召爱国青年
当时，李大钊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宣传的同时，也写了不少有关时政的文章。他在《每周评论》发表的《新纪元》等短论、随感中，都殷切地希望把自己感受到的社会革命的曙光折射给中国人民，启发青年和人民心中本有的光明，做照亮黑暗中国的光源。这当是他对投身五四运动的爱国青年的主要思想影响和感召力。另外，他与发起五四运动的一些组织者和积极分子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当时，组织北京五四游行的主要是两个学生组织，一个是新潮社，全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另一个是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包括北京各高校学生和外地的高校学生。这两个组织的核心成员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如新潮社的傅斯年，少年中国学会的易克嶷、许德珩等。这两个组织的成立及其所办刊物都得到了李大钊的热心支持和帮助。李大钊本身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在学会中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易克嶷、许德珩等均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创办《新潮》杂志的新潮社，是由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创议，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和帮助成立的，担任《新潮》杂志顾问的李大钊还专门在图书馆分出一间屋子供他们作为办公室使用。参加新潮社的学生大多在思想上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罗家伦、傅斯年当时都认为“以后的革命就是俄国式的革命”，主张革命后实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爆发20多年后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当是广义上的一种形容。这主要是因为没有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发起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不可能发生五四运动，青年学生的觉悟既是国难当头的刺激，也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引领的结果。
应当指出的是，1919年7月下旬，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是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主要思想活动的真实写照和能动反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文章中一再亮明的自己全面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以及所极力倡导的马克思唯物史观，还有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的“根本解决”思想。这当是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思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和方向问题的主要思想结晶。这表明，作为阅历比较丰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李大钊在当时不仅已经在倡导“直接行动”，而且在致力于寻找“根本解决”的途径了。在整个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是与陈独秀同样在思想和精神上有巨大影响的主要领袖，当时，李大钊最突出、最独特的贡献，在于他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是“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奠基者和“导其先河”者。他的这些卓越贡献，为中国共产党在五四运动爆发两年以后的适时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决定将“革命的社会主义”引入中国
据考证，李大钊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1917年11月中旬进入北京大学，出任图书馆主任的。进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以后，他开始与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等人一起领导新文化运动，以通过改造青年思想，从根本上改造文化，从而收到政治改革的功效，达到富强国家的目标。与陈独秀等人不同的是，李大钊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后，率先在中国接受和认识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1918年冬天，他在北京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群众集会上发表了演说《庶民的胜利》，继而又在《新青年》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直言“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说“这次战局终结”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表明，李大钊到这时不仅已经看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而且也认识到“革命的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并势必会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就此，他决定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引入中国，在中国开马克思主义之先河。
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的思想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以后，开始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唯物论。1918年冬天，他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19年春天，他帮助《晨报》副刊开辟“自由论坛”和“译丛”等专栏，以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为名，借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之机，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同时，他开始着力搜集和寻找日译本和英译本马克思著述，准备撰写介绍马克思主要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准备把由他负责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新青年》第6卷第5号计划于1919年5月出版，由于五四运动爆发，时局发生很大变化，李大钊无以再专心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专号”延至9月刊印。同年7月下旬，在五四运动基本告一段落以后，李大钊再次到家乡附近的昌黎五峰山避暑，准备利用假期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写就。他到达五峰山后，先写了一封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亮明了自己全面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和所极力倡导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紧接，他日以继夜地抓紧撰写自己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到下山时基本写完。他的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熟与深化。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革命青年的思想，是通过学习这篇论著，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转移的；就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被毛泽东确认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的思想，也是由李大钊的这一卓越工作，开始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并与李大钊一起寻找“根本解决”的办法，共同尽力筹建中国共产党的。
时政文章影响感召爱国青年
当时，李大钊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宣传的同时，也写了不少有关时政的文章。他在《每周评论》发表的《新纪元》等短论、随感中，都殷切地希望把自己感受到的社会革命的曙光折射给中国人民，启发青年和人民心中本有的光明，做照亮黑暗中国的光源。这当是他对投身五四运动的爱国青年的主要思想影响和感召力。另外，他与发起五四运动的一些组织者和积极分子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当时，组织北京五四游行的主要是两个学生组织，一个是新潮社，全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另一个是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包括北京各高校学生和外地的高校学生。这两个组织的核心成员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如新潮社的傅斯年，少年中国学会的易克嶷、许德珩等。这两个组织的成立及其所办刊物都得到了李大钊的热心支持和帮助。李大钊本身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在学会中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易克嶷、许德珩等均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创办《新潮》杂志的新潮社，是由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创议，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和帮助成立的，担任《新潮》杂志顾问的李大钊还专门在图书馆分出一间屋子供他们作为办公室使用。参加新潮社的学生大多在思想上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罗家伦、傅斯年当时都认为“以后的革命就是俄国式的革命”，主张革命后实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爆发20多年后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当是广义上的一种形容。这主要是因为没有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发起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不可能发生五四运动，青年学生的觉悟既是国难当头的刺激，也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引领的结果。
应当指出的是，1919年7月下旬，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是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主要思想活动的真实写照和能动反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文章中一再亮明的自己全面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以及所极力倡导的马克思唯物史观，还有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的“根本解决”思想。这当是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思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和方向问题的主要思想结晶。这表明，作为阅历比较丰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李大钊在当时不仅已经在倡导“直接行动”，而且在致力于寻找“根本解决”的途径了。在整个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是与陈独秀同样在思想和精神上有巨大影响的主要领袖，当时，李大钊最突出、最独特的贡献，在于他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是“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奠基者和“导其先河”者。他的这些卓越贡献，为中国共产党在五四运动爆发两年以后的适时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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