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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唐四杰”反对初唐时期诗坛上人们普遍效仿的南朝浮靡诗风,认为这种诗风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给人一种萎靡不振的感觉。他们认为真正健康的诗歌应该骨气充沛,所以追求雄壮、刚健的审美风格。本文结合“初唐四杰”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分析了他们雄壮刚健的诗歌风格。
关键词: “初唐四杰” 雄壮刚健 诗歌风格
“初唐四杰”生活于唐太宗贞观末年至武周证圣元年的近七十年的时间里,而他们的文学创作高潮则是在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政的二圣时期。在此之前的太宗朝,诗人队伍主要是唐太宗和围绕在其身边的宫廷文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内容比较狭窄。以“四杰”为代表的下层知识分子走上诗坛以后,彻底改变了诗人队伍由宫廷文人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得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使诗歌创作题材“从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1],并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开启了富有雄壮刚健骨气的唐诗之音,为大唐诗歌盛世的到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注重诗歌的风骨
“四杰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而崭露头角时,就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2]“四杰”所提倡的刚健骨气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唐人风骨论的先河。“风骨”一词最初并不是用来品评文学艺术作品的,它作为文学批评的专门概念来提出,始于南朝齐梁的刘勰。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对风骨的阐释奠定了风骨在中国古典文艺学和美学中的地位,涵盖了对文学艺术语言形式和思想感情的两方面要求,而且涉及时代的风貌特返孙征。在文学史上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建安风骨”。建安风骨即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创作的诗歌以其厚实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而体现出来的。建安时期的诗人大多政治理想高涨,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另外,当时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疾役流行,人多短寿,也使他们产生了人生苦短的哀叹。所以他们的诗作在体现刚健骨气的同时,也难免会透露出一种悲凉之气。唐诗的风骨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展。“四杰”在这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就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3]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而扬弃了建安风骨中感慨悲凉的成分。在同上官体的斗争中,“四杰”已将唐初史家蕴涵着唐诗风骨论萌芽因素的“气质”、“贞刚”说发展成为以“刚健”、“雄壮”、“宏博”为内涵的“骨气”说,从而开始形成唐诗的风骨论,指出唐诗革新的方向和道路。“四杰”的美学追求不仅与建安诗人在主体精神上是一脉相通的,而且直接开启了陈子昂的风骨论。从“四杰”始,经陈子昂,风骨美就成为盛唐诗人努力追求的艺术目标。
二、文质并重
唐诗风骨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文质兼美。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文、质”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刘勰手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这一文学思想到了初唐,得到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文人的继承和发扬。“四杰”毫无疑问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继承前人,走南北文风融合的道路,便是他们这种追求的集中体现。“四杰”无论是在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中,都自觉继承了这一做法。罗宗强同志指出:“四杰在此的主要价值在于扑捉住了强大的盛唐社会将要要求于文学反映出来的那种精神风貌特质,把初唐政治家提漏稿链出的文质并重的一般原则,变为具体的可感的美学要求。”[4]“四杰”在艺术形式上的继承与创新也同样坚持了文质并重的原则。他们对齐梁诗风理论上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在实践中却并未完全否定,而是于继承中有所创新,基本上遵循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人们对文质的顾此失彼,在文学史上造成了文学的畸形发展。有的形式过于华美但无深刻的思想内容,有的内容充实形式却过于捉襟见肘,这都是不可取的。“四杰”继承并发展了文质并重的传统。他们注意到了情与物事的内在联系,并从情的生发特征着眼,强调文学的抒情功能,使文章内容不敬锋至于失真且形象生动,语言的优美更是如虎添翼。王勃从感悟起兴的角度探讨了诗歌的抒情性;骆宾王经历曲折,求仕、赋闲、入幕、从军、起义,复杂的人生遭遇使他对人生有更多更深的体验,对于诗歌的抒情特质体会尤深。“四杰”从感物起兴的角度论述诗歌创作的抒情特质,正是陈子昂“兴寄”论的先河,因此陈子昂的风骨论与兴寄论正是对“四杰”诗论的向前发展。
三、以赋为诗
“初唐四杰”追求雄壮、刚健的审美风格在诗的形式创新方面就表现为以赋为诗。闻一多对“四杰”以赋为诗的原因作了精彩的论述:“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须以赋为诗。”[5]这是一种审美传达的需要,改造旧制的需要。他们要用市井意识取代宫廷意识,这种内容的要求就必然需要采用相适应的形式机制。大、壮、长,正是赋作为形式的特征。“四杰”是一批才子,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情感冲决机制,诗歌内容突破形式,改变诗的一般手法,转用赋体。以赋为诗,形成壮大磅礴的审美境遇,改变诗的小家风范,形成大家之气,这正具有诗的美学史意义。
四、对雄壮、刚健审美风格追求的体现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送别诗的名作。诗人把在寻常诗人笔下使人黯然伤神的送别诗写得大气磅礴、令人振奋。诗的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以“三秦”、“五津”来代指送别地和被送人将要宦游之地,为诗的感情抒发定了基调。两地远隔千山万水,诗人却用“风烟”中之“望”使之连接起来。紧接着,“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点出诗人和被送行者的关系,使诗人感情的抒发有了着落。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组成意境和谐、珠联璧合的有机统一。第三联的出现,使我们体会到诗人在首联中之所以要把送别地和被送人将要离别之地笼统地写为“三秦”、“五津”的匠心所在。如果说第一联只是壮大物象的简单再现的话,那么,第三联则是雄壮刚健的宏大气势的艺术显现。由于感情有所寄托,因此,第一联的壮大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情抒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第二联作为首联的桥梁不可少,因为有“同是宦游人”的感情基础,才使得距离的“远”变化为心理的“近”成为可能。尾联以劝慰作结,点明题旨:“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表现出诗人从容潇洒的精神风貌。在这首诗里,诗人对雄壮刚健的宏大气势的美学追求,显示出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诗人突破了上官仪、许敬宗们狭窄的视野,走出了缠绵悱恻的个人生活的小圈子。
总之,大唐帝国蒸蒸日上的气象激励了“初唐四杰”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这些豪情壮志注入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之中,就使得他们的诗作显得有血有肉、内容充实,骨气刚健,从而形成了雄壮刚建的审美风格。
参考文献:
[1]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M].北京:三联书店,1982:72.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22.
[3]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78.
[4]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123.
[5]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5
关键词: “初唐四杰” 雄壮刚健 诗歌风格
“初唐四杰”生活于唐太宗贞观末年至武周证圣元年的近七十年的时间里,而他们的文学创作高潮则是在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政的二圣时期。在此之前的太宗朝,诗人队伍主要是唐太宗和围绕在其身边的宫廷文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内容比较狭窄。以“四杰”为代表的下层知识分子走上诗坛以后,彻底改变了诗人队伍由宫廷文人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得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使诗歌创作题材“从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1],并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开启了富有雄壮刚健骨气的唐诗之音,为大唐诗歌盛世的到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注重诗歌的风骨
“四杰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而崭露头角时,就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2]“四杰”所提倡的刚健骨气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唐人风骨论的先河。“风骨”一词最初并不是用来品评文学艺术作品的,它作为文学批评的专门概念来提出,始于南朝齐梁的刘勰。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对风骨的阐释奠定了风骨在中国古典文艺学和美学中的地位,涵盖了对文学艺术语言形式和思想感情的两方面要求,而且涉及时代的风貌特返孙征。在文学史上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建安风骨”。建安风骨即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创作的诗歌以其厚实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而体现出来的。建安时期的诗人大多政治理想高涨,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另外,当时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疾役流行,人多短寿,也使他们产生了人生苦短的哀叹。所以他们的诗作在体现刚健骨气的同时,也难免会透露出一种悲凉之气。唐诗的风骨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展。“四杰”在这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就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3]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而扬弃了建安风骨中感慨悲凉的成分。在同上官体的斗争中,“四杰”已将唐初史家蕴涵着唐诗风骨论萌芽因素的“气质”、“贞刚”说发展成为以“刚健”、“雄壮”、“宏博”为内涵的“骨气”说,从而开始形成唐诗的风骨论,指出唐诗革新的方向和道路。“四杰”的美学追求不仅与建安诗人在主体精神上是一脉相通的,而且直接开启了陈子昂的风骨论。从“四杰”始,经陈子昂,风骨美就成为盛唐诗人努力追求的艺术目标。
二、文质并重
唐诗风骨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文质兼美。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文、质”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刘勰手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这一文学思想到了初唐,得到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文人的继承和发扬。“四杰”毫无疑问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继承前人,走南北文风融合的道路,便是他们这种追求的集中体现。“四杰”无论是在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中,都自觉继承了这一做法。罗宗强同志指出:“四杰在此的主要价值在于扑捉住了强大的盛唐社会将要要求于文学反映出来的那种精神风貌特质,把初唐政治家提漏稿链出的文质并重的一般原则,变为具体的可感的美学要求。”[4]“四杰”在艺术形式上的继承与创新也同样坚持了文质并重的原则。他们对齐梁诗风理论上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在实践中却并未完全否定,而是于继承中有所创新,基本上遵循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人们对文质的顾此失彼,在文学史上造成了文学的畸形发展。有的形式过于华美但无深刻的思想内容,有的内容充实形式却过于捉襟见肘,这都是不可取的。“四杰”继承并发展了文质并重的传统。他们注意到了情与物事的内在联系,并从情的生发特征着眼,强调文学的抒情功能,使文章内容不敬锋至于失真且形象生动,语言的优美更是如虎添翼。王勃从感悟起兴的角度探讨了诗歌的抒情性;骆宾王经历曲折,求仕、赋闲、入幕、从军、起义,复杂的人生遭遇使他对人生有更多更深的体验,对于诗歌的抒情特质体会尤深。“四杰”从感物起兴的角度论述诗歌创作的抒情特质,正是陈子昂“兴寄”论的先河,因此陈子昂的风骨论与兴寄论正是对“四杰”诗论的向前发展。
三、以赋为诗
“初唐四杰”追求雄壮、刚健的审美风格在诗的形式创新方面就表现为以赋为诗。闻一多对“四杰”以赋为诗的原因作了精彩的论述:“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须以赋为诗。”[5]这是一种审美传达的需要,改造旧制的需要。他们要用市井意识取代宫廷意识,这种内容的要求就必然需要采用相适应的形式机制。大、壮、长,正是赋作为形式的特征。“四杰”是一批才子,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情感冲决机制,诗歌内容突破形式,改变诗的一般手法,转用赋体。以赋为诗,形成壮大磅礴的审美境遇,改变诗的小家风范,形成大家之气,这正具有诗的美学史意义。
四、对雄壮、刚健审美风格追求的体现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送别诗的名作。诗人把在寻常诗人笔下使人黯然伤神的送别诗写得大气磅礴、令人振奋。诗的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以“三秦”、“五津”来代指送别地和被送人将要宦游之地,为诗的感情抒发定了基调。两地远隔千山万水,诗人却用“风烟”中之“望”使之连接起来。紧接着,“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点出诗人和被送行者的关系,使诗人感情的抒发有了着落。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组成意境和谐、珠联璧合的有机统一。第三联的出现,使我们体会到诗人在首联中之所以要把送别地和被送人将要离别之地笼统地写为“三秦”、“五津”的匠心所在。如果说第一联只是壮大物象的简单再现的话,那么,第三联则是雄壮刚健的宏大气势的艺术显现。由于感情有所寄托,因此,第一联的壮大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情抒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第二联作为首联的桥梁不可少,因为有“同是宦游人”的感情基础,才使得距离的“远”变化为心理的“近”成为可能。尾联以劝慰作结,点明题旨:“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表现出诗人从容潇洒的精神风貌。在这首诗里,诗人对雄壮刚健的宏大气势的美学追求,显示出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诗人突破了上官仪、许敬宗们狭窄的视野,走出了缠绵悱恻的个人生活的小圈子。
总之,大唐帝国蒸蒸日上的气象激励了“初唐四杰”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这些豪情壮志注入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之中,就使得他们的诗作显得有血有肉、内容充实,骨气刚健,从而形成了雄壮刚建的审美风格。
参考文献:
[1]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M].北京:三联书店,1982:72.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22.
[3]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78.
[4]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123.
[5]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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