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无为而治”,儒家和道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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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最重要的两派哲学一一儒家与道家,不约而同都提出“无为而治"的想法。两种无为而治:儒家的德行感召,道家的智慧启迪。
儒家主张人性向善,因此无为而治的方法是“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君主修养完美的德行,以身作则,百姓就会风动草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尚书.君陈》早就如此告诫君主:“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这种无为"是指不要采取修德以外的他方法,只要做到“恭己正面"就可以了。如果人性不是向善的,君主修德会有多大的成效呢?儒家的贡献,就在为德治提供人性上的基础。但是,随着民智渐开,不同的价值观纷然涌现,谁能够看得清楚与说得明白呢?
法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1890年出版的名著《模仿律》,有中文译本。 塔尔德说: 模仿是先天的,是我们生物特征的一部分,人们通过模仿而使行为一致。模仿是基本的社会现象,是社会进步的根源,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并提出了著名的“模仿三定律”:
1、下降律:社会下层人士具有模仿社会上层人士的倾向 。
2、几何级数率: 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模仿一旦开始,便以几何级数增长,迅速蔓延。
3、先内后外律: 个体对本土文化及其行为方式的模仿与选择,总是优先于外域文化及其行为方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是圣人情怀,而是方法论,是儒家方法论的核心,用今天的话说,是有理论依据的。这个理论依据,就是模仿三定律。当然,孔子在说“风动草偃”这句情景中有点高估统治者的力量和贬低老百姓的能力了。
对于儒家的无为而治,孟子显然有些着急,批判异端并大声疾呼:“能言距汤墨者.圣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要端正人心,消灭邪说,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唐的言论,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壮志豪言以言论来反对杨朱墨翟的,认为只有自己是圣人的门徒。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想,始终没有实现大同的理想社会。两千多年的实践证明,靠儒家思想,也实现不了。
因此,儒家学说的挑战是:第一,在理论上必须胜过各种所谓的异端学说,让人们觉知自己的人性是向善的,而人生只有走在善途上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快乐。第一,在践上不可能立竿见影,如何要求君主修德?君主的昏庸无能导致革命性取代,是否正当性?谁可以代表天命进行裁决?以上两项挑战历经两千年来依然存在。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的理论和儒家完全不同。老子笔下的圣人是“悟道的统治者",他的统治是由道的角度与眼光来看待一切。道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道在万物之中,万物也在道之中:这等于在说:天下本无事,何必庸人自扰?《老子,第八十章》所描写的“小国寡民"是让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庄子.马蹄》描写远古时代的情况:“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听来正是桃花源!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而治几乎是要梦游到人类存在的初期状况,才有出现的机会。我们今天能够学到心得主要是:把“无为"理解为“无心而为”。外表随顺时代,言行举止配合社会,这是消极的处世方式。
总之,儒家主张人性向善,所以重视德行修养;道家肯定道在万物,所以强调智慧觉悟。儒家所谓的善,是指一人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孔子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孟子则愤世急呼“舍我其谁”进行推广仁政理念。这样的儒家所向往的政治目标就是“大同”,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实现,以此为目标,有次一等的“小康”境界可以追求。这些理念在《礼记.礼运》中展现,值得我们认真看待。“大同”的社会,各尽所能,互私互利。历史上合乎大同目标的,大概只有尧舜的时代了。“小康”的社会,依礼治国,推崇仁爱与正义,安居乐业。大同的社会遥不可及,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六位君主“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负责执政的短暂时期中,达到小康的目标。
儒家是入世的,从个人的修养作起,到家庭,到社会,以至全国、全世界。礼记大学篇的八条目是:格物(穷究事物的道理),致知(使知识达到极点),正心(心意真实无妄),诚意(意念真诚),修身(修养自身),齐家(家庭圆满),治国(国家富强康乐),平天下(世界太平)。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作去,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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