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汉文帝为什么没有重用贾谊

Answer 1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新庄）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33岁抑郁而亡。贾谊初到中央政权，短短的时间里就施展了自己的才能，被破格提拔，真可谓是一帆风顺，少年得志。汉文帝看到贾谊是一个很有见识、年轻有为的人，对他十分赏识。于是，就提出让贾谊担任更高的公卿职位，委以重任，并把这个意思交给大臣们讨论。哪曾想到，这样一来；却遇到了重重的阻力。 权贵诽谤： 阻力首先来自功臣显贵们，如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周勃原是以织苇薄 为生的小手工业者（还兼作吹鼓手），灌婴原是贩布的小商人，他们跟随刘邦东征西讨，战功显赫，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后来又除诸吕立文帝安刘氏再立新功。他们封侯拜相，位高权重；但他们又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尤其是周勃，更以“钝椎少文”出名。到了文帝朝，他们已经年老，自恃功高，思想守旧，胸襟狭隘。当贾谊这样学识渊博又有革新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汉王朝崭露头角时，这些老臣显贵们一方面因他年纪轻资历浅而看不起他；另一方面又因他才华出众而心怀妒忌。让贾谊当个博士、太中大夫之类只议论而无实权的官职，他们还能容忍，而一旦要让他升到公卿之位委以重任，和这些显贵们平起平坐，他们就难以忍受了。他们就众口一词地攻击贾谊：“这个洛阳人，小小年纪，学识浅薄，一心想专擅权力，要把国家的许多大事搞乱了！”当时文帝即位不久，而周勃、灌婴这些人是先帝的旧臣，权重势大，文帝虽爱贾谊的才能，但也不能违背权贵的意愿而进一步提拔他。当时在贾谊面前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文帝的宠臣佞悻邓通，邓通本是一个没有任何本事的人，完全是由于一个极荒唐的原因而得宠于文帝。原来文帝这人挺迷信，有一次他做梦要上天，上不去，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就飘飘然地上天了。文帝一觉醒来，非常高兴，就到渐台这个地方，暗中寻找这个推他上天的“黄头郎”。碰巧见到一个正在使船的头戴黄帽的年轻人，穿着容貌很象梦中推他上天的人，文帝就把他叫来，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邓通。文帝很高兴，就叫他随侍左右，经常同他一起玩耍，封他为上大夫，还赐给他巨额的金钱。当时贾谊恰好和邓通一起随侍文帝，地位也相当。但贾谊讨厌这个没有才能而受文帝宠爱的佞臣，常常在文帝面前讥讽他。邓通也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使得文帝逐渐疏远贾谊。就这样，外有大臣攻击，内有邓通进谗，内外夹攻，使贾谊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连在西汉朝廷中立足之地也没有了。其结果，是贾谊被贬出京师，到长沙国去当长沙王的太傅。长沙国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当时交通不发达，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更使贾谊难受的，是心中的悲愤。他有满肚子的学问，心中有远大的抱负，本想辅佐文帝干一番大事业。如今受谗被贬，受到这样的挫折，使他深感孤独和失望。他想到，绛、灌这些大臣们攻击他，还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毕竟是功臣宿将，为汉王朝出过大力；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邓通这样的人，他有何德何能？只不过是一个善于阿谀媚上的小人，而自己恰恰是因为文帝听信了这样的佞悻的谗言而遭贬，贾谊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怨气。他想到了爱国诗人屈原，也是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出楚国都城，最后投汨罗江而死。他想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似，就更加怀念屈原。当他南行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的江水，思绪联翩，就写了一首《吊屈原赋》，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之心，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他写道：……多么不幸啊，遭逢时世不祥。鸾鸟凤凰躲藏奔窜啊，恶鸟高空翱翔。小人显贵啊，谗谀之徒得志猖狂。贤良正直之士处逆境啊，是非颠倒反常。过去有人诬伯夷贪赃啊，反说盗跖廉洁善良；还把利剑当作钝剑啊，却夸铅刀有锋芒!多么不得意啊，先生无故受中伤。国人不理解自己啊，向谁诉说衷肠？凤凰飘然而飞去啊。远离浊世而深藏。长沙国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异姓（非刘氏）王国，从来是安分守法的王国。贾谊到长沙时，正是长沙靖王吴著（吴芮的后代）在位。贾谊当长沙王太傅，事情不多，就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学问。长沙虽远离长安，但贾谊以天下事为己任，对朝廷的政治和经济大事，给了极大的关注，遇有机会，就上疏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就在贾谊被贬到长沙的同一年（文帝三年，前177年），周勃到了自己的封地绛县（今山西省绛县）。绛县地属河东郡。绛侯周勃怕人害他，在郡守、郡尉巡视到绛县时，常常披甲带着亲兵持兵器出迎。第二年，有人就因此而诬告周勃想谋反。文帝一时糊涂，就把这个案子批给廷尉来办。廷尉把周勃逮捕到长安，关在监狱里，受尽了狱吏的凌辱。后来，因为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为周勃辩护，才得到赦免。贾谊在长沙得知此事，为周勃愤愤不平，就给文帝上疏，说了一番君主应该以廉耻礼义对待大臣的道理，实际上是对文帝提出了批评。文帝也很后悔，感到贾谊说得对，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凡是大臣有罪，都让他自杀，而不逮捕入狱受刑罚。当时，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自铸钱，因此，“邓氏钱”遍布天下；又有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吴钱也遍布天下。这样，币制就混乱了。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了《谏铸钱疏》，尖锐地指出，私人铸钱遍布天下，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但邓通是文帝的宠臣，铜山又是文帝赐给他并允许他铸钱的，文帝怎会禁止呢？而吴王刘濞远在东方，天高皇帝远，又禁止不了。因此，贾谊的这个建议在当时是不可能被采纳的，只不过增加了邓通对他的忌恨而已。贾谊在长沙第三年的一个黄昏，有一只鵩鸟飞进了他的住房里。鵩鸟就是猫头鹰，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鸟。贾谊谪居长沙，本来心情就忧郁，加上长沙卑隰，自以为寿命不长，如今猫头鹰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就写了一篇《鵩鸟赋》，对世界万物的变化和人间世事的沦桑作了一番感叹，同时也借此来宽慰自己。此时此地，贾谊思想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19256.htm?fr=wordsearch

Answer 2

贾谊是个人才，这没错。读过《新书》，甚至只上过中学的人对贾谊都比较容易有很好的印象。文采好，学问好这都没错。《史记》里就说他十八岁出名，二十岁做朝廷博士，雄辩滔滔，老博士们都不是他的敌手。但大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贾谊所表现和他所获得的所有东西（名声、官位、皇帝的喜爱、治国的见解等）都是纸上谈兵。这倒不是说他的看法不对，而是说他的看法仅仅只是理论，与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这倒很像现在的许多学者的论政，只求完美而不管现实操作层面的问题，听起来不错，却一点也不管用。
　　　　按司马迁的说法，汉文帝其实曾经尝试着提拔贾谊作国家重要领导人担任公卿之职，但这一提议受到周勃、灌婴等朝廷重臣的极力反对而最终失败。我相信这事可能发生过，但汉文帝绝对不可能坚持自己的主张。
　　　　因为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汉文帝应该最清楚，他所做出的每一个决策只有在没有阻力或者阻力不大的情况下才可能变成现实的政策，而可行性与有效性是他必须坚持的原则因为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不能失去国家。但他偏偏继承的是一个处于内忧外患都没有消除的国家：外寇环伺，内乱初定，朝臣恃功而骄，天下疮痍未平，自身威望不高。在这样的形势下，他纵有宏图大志，还不得不学会忍耐、妥协，甚至听之任之。因为　　　　他应该比所有人都明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他应该比所有人都明白前功尽弃的后果的严重性。
　　　　而贾谊最多不过冷眼旁观，看到了问题。然后就急不可耐，以为他的皇帝老板应该赶紧听他的、按他说的办这难道不是中国文人的自命不凡的通病？　　　　汉文帝当然明白贾谊。但他更清楚自己的责任。他不可能跟贾谊一样天真到以为正确的便是现实的，以为靠理想与热情便可以解决冷峻与残酷的问题。所以　　　　在汉文帝的世界里，贾谊最多只配做一个参谋

Answer 3

这楼答案是个白痴或着庸人不为过，根本不了解贾长沙...贾宜也是所遇非知己，文帝性格慈柔，脸皮薄，老好人。即位初年 朝局不稳 不重用贾宜也就算了 欣赏一阵子 提拔太中大夫不喜欢贾宜就疏远了他其实贾宜跟武帝是绝配 武帝很叹息生不同时文帝脸皮薄 一群人央求就拉不下脸心就软。贾宜其实极具战略远见着实 早早建议削藩，说众建诸侯把大诸侯按子孙不断拆分其实就是后来的推恩令。而且他提削藩的时候那些诸侯王都还是孩子，诸侯都掌握在朝廷派的太傅相国手里，他说这时候分齐楚赵大国为诸多小国，趁诸侯王小分封好安排，不然等他们长大太傅们老了告老还乡就控制不住了。这点其实非常正确，真的采纳了就不会有后来的七国之乱，早就扼杀在摇篮里了。淮南王作死，文帝很在意大家说他手足相残，好面子给淮南王六个儿子封王，贾宜苦劝不搭理。结果又给武帝埋雷。贾宜最后一次给文帝建议是看到山东诸侯强大，就建议函谷以东的梁国和淮阳国合并扩大，北到黄河南到长江，派亲皇子镇守为朝廷藩篱。文帝采纳了，把亲儿子刘武淮阳王改封梁王。这个决定才是真正平定七国之乱的根本。后来七国之乱吴楚几十万叛军就是被梁国阻挡住40多天并始终越不过去才给了朝廷周亚夫调兵遣将的机会...如果没有贾宜这个建议，没有扩大梁国没派亲皇子镇守，七国叛军就直接平推入关了

Answer 4

汉文帝当时受朝臣的限制，很多贾谊提出政策没办法实行，直到汉武帝是才有能力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