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威继光这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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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英雄戚继光
戚继光,字元敬,原号南唐,后来又改号为孟诸。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初一,生于山东济宁县南的鲁桥镇,他的名之所以叫继光,据说是他出生时正是夜半,晴朗的天空,繁星熠熠闪光,第二天的清晨,旭日初升,朝霞映罩着鲁桥,房前的红枫和苍松,构成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这时年已五十六岁,老来得子,格外高兴,便把自然界的景色和这位刚出生的男孩的前途联系起来,起名为继光,希望这个儿子长大以后对先祖业绩能继承光大。果然,戚继光不负父望,长大以后,成为一代名将,为捍卫东南沿海各省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倭寇进行了坚决斗争,成为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将领和民族英雄。
严格的家教
戚继光的祖辈都是明代将领。其六世祖戚详参加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仍在明军中服役,在攻打云南时阵亡,明王朝为追念其前功,授他的儿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今蓬莱县)指挥佥事。传到戚景通时已经是第六代,仍然袭登州卫指挥佥事。
戚景通治军严明,精通武艺,熟读兵书,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袭职之后,他曾被提升为都指挥和大宁府都指挥使等职。但他的家景却很清贫。景通为官清廉,从不收受额外之费,更不对权贵阿谀奉承,有一次,他升任江南运粮把总,是个肥缺。他第一次运粮进太仓时,按照陈规,运粮把总都要先给仓官送礼,以免受仓官的刁难。戚景通知坚决不干,宁可受刁难也不行贿,结果把运粮把总给丢了。他回到登州卫所,过着清贫的生活,当时总督山东备倭军事的戚勋,是景通的上司,听说景通拒绝行贿而丢掉把总,对贯通的行为很敬重,就来和他认本家,想抬举他一下。但戚景通却说他的先祖姓倪不姓戚,谢绝了戚勋的好意。
当然,戚景通廉洁为官的事例还很多。表现在个人生活中的俭朴、孝顺,也是很有名的。对刚懂事的孩子戚继光,戚景通施以严格的教育。为了使儿子成材,他从小就教儿子读书、识字、习武,还经常教导儿子,长大以后为国家尽力。生活上对戚继光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工匠来替戚家修房屋,景通交代在两楹之间装四扇雕花门户。但按规定,将门家可装十二扇雕花门户,工匠向十二岁的戚继光说了此事。戚继光就去找父亲,说可装十二个门户。戚景通狠狠地批评了戚继光,并训斥他,要他以后不要有虚荣心,更不应讲排场。又一次,戚继光穿了一双很讲究的丝履,被父亲看到,自然又是一顿训斥,说他小小年纪就穿这么好的鞋,将来还了得,并说这样下去,将来当了军官,岂不侵吞士兵粮饷。后来虽然弄清了鞋是外祖父送的,母亲王氏叫他穿的,但景通还是命令他脱了。
严格的家教,使戚继光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据说,他从小就喜欢做军事游戏,以泥土碎石为垒,以纸旗为号,指挥颇有条理,进退有方。戚继光从小喜欢读书,通经史大义。一次,有个朋友,见到戚家生活困苦,就对戚景通说:“你为官廉洁,是大家都承认的,可是你用什么东西留给子孙后代呢?”景通把继光叫到面前说:“我留给你的就是国家的土地,你应好好保卫它!”戚继光明白父亲的意思,便说:“大人所留给的,儿当誓死保卫。”
青少年时代,戚继光并非在安逸中渡过。十岁那年,母亲王氏去世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十七岁那年的夏天,年过古稀的父亲得了重病,戚景通知道自己的时日不会长了,就让儿子到北京办理袭职。临走时,他谆谆告诫,要儿子忠心为国,保卫国土。秋天,戚景通去世了,生活的重担便落在戚继光的身上,年老的嫡母和未成年的弟妹,要靠他来抚养。为了有人照顾家庭,第二年冬天戚继光便结婚了。
戚继光袭了登州指挥佥事后,便开始他的军事生涯。不过,当时山东比较平静,指挥佥事这一职务并不太忙。戚继光除了应办的公务之外,就是练兵、读书。他希望趁年青,血气方刚时,干出一番事业来。他曾经在一篇文稿中这样写道:“自觉二十岁上下,务必做好官,猛于进取,而他利害劳顿,皆不屑计也。”他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写了一首《韬钤深处》的诗:
小筑惭高忱,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座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这首诗表达了戚继光的抱负,说明他对倭寇侵扰的担忧。他既然祈望“海波平”,就决心要在保卫海疆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王朝为抵御蒙古鞑鞍部南袭京城,把蓟州列为边镇,由山东、河南抽调官兵戍防。那时的蓟州是指山海关到居庸关一线,戚继光每年春季要率本部人马来到这一带驻防。连续五年,戚继光每年奔走于登州和蓟州之间。这期间,戚继光曾到北京参加会试,当时正值鞑鞍俺答汗率兵攻入密云、顺义、通州,京城大震,明政府调兵遣将保卫北京。应试武举的戚继光积极参加了京城的保卫工作,并两次上书,献备敌方略。明廷中一些主持军务的官员对戚继光的胆识很是赞赏,兵部主事计士元在一封推荐书里说,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迹武闱。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职而操持不苟。”他认为戚继光将来“可望干城之寄”。
五年的蓟门戍防,使戚继光熟悉了边疆的形势,磨练了保卫边疆的责任心。这一点,有他所作的《马上作》一诗可以说明。诗是这样写的: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初踏抗倭征途
倭害起自元末明初,到嘉靖年间最为猖獗。十四世纪末叶,日本北朝的足利氏征服了南朝,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南朝失败后一批武士流亡海岛,他们勾结一批海人和破产农民,来到中国沿海,名义上是做生意,实则走私、骚掠,无所不为。到了十六世纪中叶,倭寇之害十分严重。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足利氏的管领细川氏以及西海路诸侯大内氏各遣贡使瑞佐、宋素卿和宗设分道来宁波,大内船先达,细川船后至,按照宁波市舶司规定,货物运岸应以人港先后为序。但是,后至的细川氏宋素卿买通市舶司太监,先办理手续。宴会时又以细川船的瑞佐居上座,大内船的宗设居次座,宗设大怒,和瑞佐发生械斗,追瑞佐到绍兴,沿途烧杀、抢掠。这就是当时震动浙中的所谓“争贡之役”。明朝政府处理善后也有不当,罢了市舶司,断绝与日本的贸易。本来应罢的应是市舶司受贿的内臣,而不是市舶司。通商的禁止,便招致日本商人大量走私,内地的奸商、流氓、海盗和倭寇互相勾结,给他们提供种种方便。于是倭寇便可出随意登陆,进行抢劫,掠夺,滥杀中国居民。
正在倭患严重的时刻,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被擢升为主管山东防倭军务的都指挥佥事,统辖三营二十四卫所。他的防线包括从江苏、山东交界处一直到山东半岛的北端。这样辽阔的海路线,如何设防?戚继光毕竟是将门之后,加上有防戍蓟州和登州的经验,他到任以后,先摸清倭寇的活动规律,当时海船行驶要依仗风力,船只在什么地方靠岸与风向有很大关系。一般倭寇最猖狂的时候是在三、四、五月或九、十月间。摸清了这些规律,戚继光便按时按地段设防。但当时山东防务空虚,兵不满额,纪律松弛,征战不力。戚继光便重新整顿军容,严肃纪律,对营伍、卫所进行认真整肃。有些资格老的军官,多少有点瞧不起这个年轻的将领,尤其是军中有个军官,是戚继光的舅父,恃长辈身份,不听戚继光号令。戚继光开初很头痛,对处分舅舅很感为难。但这个不听号令的舅父如果不能恰当处理,他自己就不能在军中树立威信。经过再三考虑,他以上司身份,当众严厉处分了这个舅父。事后,他又以外甥的身份,把舅父找来,向他赔礼道谦。这位老资格的长辈被戚继光光明磊落的行为所感动,当即以下级军官身份跪了下来,保证今后不再违抗命令。处分舅父,警戒了全军,一些倚老卖老的军官,也就规矩多了。于是军纪很快得到整肃,山东海防也较过去巩固了。
当时的倭患以江浙最为严重。明王朝政治腐败,明世宗朱厚* 十余年不临朝,大权落在内阁首辅严嵩手中。严嵩贪污受贿,户部每年边饷就有十分之六要送给严嵩,因此边防废弛。浙江倭患严重时,明政府只好从各省抽兵来援,但因客兵不熟悉当地地形与倭寇的活动规律,很难收到效果。而积极抗倭的巡抚王 * 、总督张经,又遭到严嵩及其死党赵文华等人的排挤打击。因而倭患日益加剧,人民遭受的灾难日益深重。在这种情况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明廷升戚继光为参将,由山东调到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那是倭寇活动的中心地带。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浙江总督胡宗宪命令戚继光随抗倭名将俞大猷去进攻倭寇据守的岑港(今定海西北)。因围攻日久,不能克,戚继光被撒参将职,“戴罪办贼”。第二年攻克岑港,才又恢复原职。这是他到浙江后参加的一次较大的战役。初战不利的原因,戚继光认为是:“驱福广之水兵而使之陆战,用流寄之杂卒而责其即戎,且号令未明,士心未附。”通过这个战役,戚继光认为原来的部队战斗力不强,主张训练练新兵。原先他曾两次上书胡宗宪主张训练浙兵。胡宗宪把将兵佥事曹天右所部三千人交戚继光训练,但这支部队多出身市井,军容虽然整齐,作战时却很懦怯,不能打硬战。他决心训练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抗倭劲旅,认为只有建立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才能彻底打败倭寇。
戚家军的建立
如上所述,戚继光到浙江后,曾向胡宗宪提出练兵的建议。他所陈述的理由是中肯的。他说“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兵之事也。”这样才能克服当前士兵中存在的弱点,即“军书警报,将士忧惶。徒将流寄杂兵(客兵)应敌,更取福广舟师驱而陆战。兵无节制,卒鲜经练,士心不附,军令不知。”他主张自行招募,认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诚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胡宗宪对他的练兵建议并不重视。但戚继光还是决心要训练一支指挥自如能作战的部队。
嘉靖三十六年(1558年),义乌发生矿夫和乡团大规模械斗。浙江处州,是明代银矿丰富的地方,聚居大批农民出身的矿夫,义乌县南的保山富于银矿,这一年,处州的矿夫流徙到保山开矿,和义乌势家大族陈大成为首的乡团发生武装冲突。械斗进行了三次,规模越来越大,所聚人员各有数千人之多。双方伤亡的人,不计其数。戚继光从这场械斗中看到,即使乡团作战也比官军勇猛,他提出要到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为新兵,加以训练,让他们把自相火并的力量用到消灭倭寇的斗争中去,正在这时,义乌县令赵大河也上书要求戚继光亲自到义乌招集争斗双方的农民和矿夫参军,以抗击倭寇。这个建议正好和戚继光的想法一样。于是,戚继光决心亲自到义乌招募新兵。消息一传开,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乡团和矿夫都是“罪人”,招募“罪人”参军无异于“病狂丧心”。但是,当时抗倭名将台州知府谭纶却支持戚继光的设想。后来戚继光在一首《蓟门述》的诗里透露了这件事:“檄募婺越士,知交苦相留。当日主此盟,惟有谭郡侯。”
戚继光于第二年,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来到义乌募兵。但是,募兵也不顺利,他贴了一分布告,题为《谕以君父水土之恩》,号召农民、矿夫丢掉前隙,共同起来保卫家乡,抗御倭寇。布告贴出之后,并没有人来应募。后来了解,双方的头目和农民、矿夫都在观望。戚继光一面向他们说明在这里募兵的原委,一面晓以爱国的民族大义。其实,不论是乡团首领陈大成还是矿夫首领王如龙都不存心和戚继光为难,他们历来对这位抗倭将领,抱有敬佩之心。所以,听戚继光陈明募兵原委以后,陈大成和王如龙都各自率领乡亲和矿夫前去应募,两支相为仇敌的队伍都成为戚家军的骨干,为抗倭事业作了杰出的贡献。
戚继光从应募的人员中挑选了四千多名,带回绍兴,经过两个月的严格训练,建立了一支军纪、法度比较熟练的部队。建军成以卫民为目的,戚继光首先教育新战士,建立这支队伍是为了保卫家乡的安全。他对新战士说:“沿海卫所初建置,本以保障民生,捍卫地方。故民出膏脂以供馈饷,今积承平二百年来,一旦被有倭患,其民社供馈军饷且如旧矣,而军不惟不能保民,无益内地,且每事急,又请民兵以为伊城守,是供军者民也,杀贼者又民也,保民者民也,保军者又民也”。军队不能保民,反要民来保护军队,这种事体颠倒,说明军队的腐败。因此,新成立的戚家军,就必须是一支能杀贼保民的军队。他指出:“兵是用来杀贼的,贼是要杀老百姓的,百姓们当然希望你们勇敢杀贼。如果你们既能杀贼又守军法,不扰害百姓,百姓怎能不奉承你们呢?”
戚继光的练兵思想,是纪律和武艺教育并重。纪律训练的目的,在于克服农民、矿夫原来的自由散漫思想,用严明的纪律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损害百姓的利益,而武艺的训练,即让士兵掌握杀敌的本领。他曾经启发部下,武艺训练,并不是“应官差的公事”,而是立功、杀贼、救命的“本身上的贴骨的勾当”。因为,你有高强的武艺,就能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呢?但是,如果你武艺不高,不如敌人,那么,贼”决杀了你”。这种浅显的说教,是很有说服力的。戚继光训练士兵的另一个思想,是军官以身作则,他认为军官凡事要身先士卒,但这不仅是指临阵作战时要身先士卒,即平时训练时也要身先士卒。只有军官带头,士兵才能奋勇作战。
戚继光除了对士兵进行纪律和武艺的训练之外。还根据和倭寇作战的特点,如作战大多在薮泽之处,不能像在北方旱地一样。所以,他对原来明代的兵制进行了改造。按明军制:每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每二十五人为甲,设甲长一人;每一百二十五人为队,设队长一人;每六百二十五人为哨,设一哨总和左右哨长。戚继光认为这种队列,不利于在江南水乡作战。他对这种阵列进行改革,创造了有利于江南水乡作战的鸳鸯阵。鸳鸯阵的基本阵法是以十二人为一队,最前面的一人是队长,次两人持牌,一持长牌,一持圆牌。长牌圆牌面积大,可防敌人的倭刀、重矢、并掩护后面的队伍继续前进。其他九人的配备是这样的:再次两人持狼筅(用竹做的一种武器),再次四人持长枪,再次二人持短兵器,最后一人为火兵即炊事兵。这个阵法在作战时“二牌并列,狼筅各跟一牌,长枪每二支,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长枪进的老了,即便杀上。筅以救牌,长抢救筅,短兵救长枪”。这种阵法;不但行动灵活,并有较大的杀伤力。鸳鸯阵队列的根据,是按士兵的体质不同,编成一个战斗小组。如力气大有胆识的可以持牌,身体健壮的可以持狼筅,按士兵各自的特长,持不同的兵器,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士兵的战斗力。这种阵法,还可以因时变化,一队可以分成两队,叫两仪阵,人分成两队,兵器也随人各分成两队。还可以由两仪阵再变成“三才阵”,队长居中,两边配以两狼筅、两短兵,左右两冀各有一牌、二长枪。这样一个队列,就是把纵队变化成横队,十二个人同时在一条战线上展开。
鸳鸯阵后来又配上鸟铳手、弓弩手、火箭手,组成步兵大营,下分前、后、左、中、右五营,如遇敌人的大部队,前营正面出击,左右两营由两侧配合,中营居中指挥,后营是预备部队,或作伏兵,或作支援、策应。
经过上面的训练和改革,戚家军不但纪律好,责质高,而且熟悉作战阵法,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根据形势需要,戚继光除了训练陆师之外,又亲自督造战船,建立水师。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他督造战船达到四十多艘,建成一支素质很好的水师。
平息浙江倭寇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倭寇一万余人,大举侵掠浙东沿海的台州府属的圻头、桃渚,以及温州海边等地,一面准备进攻台州,一面以主力进攻宁海。戚继光闻警即以一部分兵力镇守台州,然后亲率主力赶到宁海。戚继光的新兵很有朝气,兵行迅速。主力部队到达宁海时,正在桃渚焚掠的倭寇被扼住去路。戚军迫使敌人在龙山地方进行一场决战,把倭寇打得大败,残敌逃到雁门岭,戚继光乘胜追击。雁门岭在温州西面,地势险要。五年前倭寇曾经在这个地方击败明军,这次他们仍然抄袭旧谱,凭险而守,和戚家军对峙,希望寻机反击。戚继光的部队不但训练有素,而且土气高涨,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终于攻下了雁南岭。但是,正在这时,另一支倭寇却乘威继光主力进攻雁门岭之际,去进攻台州府城,当时台州守军不多,且城墙不固,处境危急。戚继光闻报后,立即挥军来救台州。戚家军一到台州城下,先是用火器进攻敌阵,接着以大队人马进击。戚继光亲临火线激励士卒,宣布如能杀倭巨魁者,给予重赏。矿夫出身的战士朱珏,奋勇当先,持铳直冲向前,杀死了倭首及倭寇多人。其他战士一见,也奋勇冲上。倭寇鬼计多端,就将抢劫来的金银故意散落地上,想引诱戚军前去拣抬,然后杀回马枪。但是,戚军纪律严明,任何人都不在战斗中抢掠银两,总是等战斗结束后再平分战利品,使倭寇白费了心机。戚家军愈战愈强,奋勇冲杀,倭寇溃不成军,陈大成、王如龙等乘胜追杀到瓜陵江,悉数歼灭这股倭寇。
这一战打得很漂亮,主要是戚军士气高昂,指挥机动灵活。敌兵在战败时,突然改变阵容,以左哨敌戚家军右哨,以右哨敌戚家军左哨。戚家军也旗鼓突变,伏兵配合正兵一齐杀出,敌军措手不及,遂大败。同时,戚家军兵行迅速,出击时火兵刚开始做饭,全胜收兵之后,饭才刚刚做熟。这一战,获倭寇首级三百零八级,生擒巨魁两人,其余倭寇悉数淹死江中。戚军损失很少,只有哨长陈文清和两名战士阵亡。
当时倭寇在浙江很猖獗,戚家军消灭这股倭寇之后的第四天,又一股倭寇从圻头来袭击台州,屯扎在城东的大田。戚继光认为这是消灭倭寇的好机会,立即集合部队,进行了认真部署。其时,戚家军三千余人,一半以上留在卫所,随时作为机动的只有一千五百人。戚继光率领这些部队进击大田的倭寇。但倭寇坚壁不出,又逢大雨,未能交锋。后来,倭寇看到台州有备,加上另一支倭寇刚刚在台州被歼,不敢轻举妄动再去进攻台州,便于戚军到达后的第三天,抄小路走仙居,准备进攻处州。戚继光预料倭寇一定取道上峰岭,便派一支部队在上峰岭设伏,然后派一支小部队尾随倭寇。戚继光为避免伏兵暴露,令士兵每人手执松枝一束,遮蔽身体。倭寇头目首先登上上峰岭,见四面尽是苍松,不见有兵,便下令过岭。等到倭寇队伍过去一半,炮声一响,戚军奋勇进击。戚继光令陈大成为前锋,正面进攻,王如龙、陈子銮为左右冀,拼命冲杀,铳声、喊杀声震撼山谷。倭寇措手不及,恐慌万状,死伤不计其数。有一部分倭寇见势不妙,逃上一座小山顽抗。敌人掌握了制高点,戚继光认为如果拼命冲上去,也能消灭敌人,但损失要大些。于是,他把一面白旗竖在山下,然后命令部下向山上的敌人喊话,说明凡是被胁从的中国百姓,只要空手投奔旗下,即可免杀,悉数放回家乡。话音一下,投奔到白棋下的即达数百人。剩下的倭寇见势不妙,又逃往上界岭。戚家军一鼓作气,冲了上去,倭寇抵挡不住,狼狈逃命,摔死摔伤大半。余下少数的倭寇逃到山下,藏在百姓家。当地百姓协助戚家军,群起而攻之,倾刻之间,把这些倭寇也悉数消灭了。
经过这几次战斗,倭寇在浙的主力基本上就歼,被杀死及摔死、溺水而死的达五、六千人之多,其余倭寇闻风丧胆,纷纷逃散。戚家军胜利返回台州,台州人民出城欢迎,人群长达二十多里,欢声雷动,共颂戚家军卫国保民,功绩无边。
台州战役之后,浙东倭患大大减轻。是年九月,一股倭寇进犯温州,被总兵卢镗击败。第二年五月,又有一股倭寇进犯台州、温州,也被戚继光部消灭。至此,浙东倭患即告平息。
台州战役之后,戚继光以军功晋升为都指挥使。根据海防需要,他又在义乌招募二千人,把戚家军扩大到六千人左右。在这前后,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至四十年(1561年)之间,他完成了重要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这是他统军以来,尤其是和倭寇斗争以来的经验总结,对练兵的一套方法及阵列都作了详细记述。他对那些不重视学习古代兵法,或者不重视对具体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和部署的人很瞧不起。他对《孙子》兵法非常重视,在《纪效新书》的“自序”里写道:“数年间,予承乏浙东,乃知孙吴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下学者何由以措?于是集所练士卒条目,自选畎敏民丁,以至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一一择其实用有效者分别教练,先后次第,各为一卷,以诲之三军,俾习焉。”可知他写《纪效新书》是受《孙子》兵法的影响,吸收其中有益的精华部分,同时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兵器的变化,而有所创造发展。这本军事著作之所以取名《纪效新书》,作者在“自序”作了这样交代:“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效新书》共十八卷,其中四卷是台州战役后,根据实战经验补进去的。还有一篇《纪效或问》和两篇文章《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新任台金严请任事公移》,放在卷首。《纪效新书》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对后人颇有影响。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攻取杭州后,桌上就放着《纪效新书》。
两度入闽剿倭
戚继光在浙江大败倭寇时,一部分倭寇为避戚家军兵锋逃往福建,加上浙江总督胡宗宪急于平息浙东倭患,不让戚家军追击逃亡的倭寇。于是,浙东倭患平息之后,福建倭患又猖獗起来,嘉靖三十六年(1558年)倭寇攻陷福清,第二年又陷福安、福宁。嘉靖四十年(1561年)又攻陷永宁。在宁德县城外的海中有个横屿岛,倭寇在此扎营,作为大本营。福建沿海,“自福宁至漳泉,千里尽贼窟”。福建的明军,惧怕倭寇,不敢进剿。倭寇越宋越多,兴化城外也扎有倭寇,四处抢掠,为害极大。福建巡抚只好向明廷告急,明廷令浙江派兵援闽,胡宗宪即调戚继光到福建剿倭。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七月,戚继光率所部六千人由温州起航到平阳,又从平阳间道入闽,戚继光到福建后,对倭寇在福建的分布,以及大本营所在地横屿进行了解,分析,迅速制定了剿倭战略:先破横屿,乘胜破福清的牛田,最后再歼灭兴化的倭寇。横屿四面是海,离岸十多里,和大陆之间隔者浅滩,潮来成海,潮退成泥。水师进击怕搁浅,陆师进剿难行泥路。戚继光首先进攻横屿对面的张湾,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许多胁从的倭寇,听说戚家军要来进剿,几天之内就有一千多人投诚。戚继光攻下张湾之后,就挥师进击横屿岛。八月初八这一天,潮水早落午涨。戚继光大清早就命令士兵,每人带好草束,在海滩行军时将草束铺在泥滩上,匍匐前进。尽管倭寇在这个岛上已盘踞三年,营垒坚固,戒备又极森严。但是,倭寇还是对戚家军的骁勇善战估计不足,他们以为戚军进剿只能在水涨时用水师来攻,没有想到戚继光却用陆师来攻岛。一见戚家军抢渡滩涂,他们连忙摆开阵势,企图顽抗。但戚家军一登陆,戚继光即命令士卒进击敌营,以部将吴惟忠攻打木城,陈大成包抄敌营背后。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际,王如龙又从对岸来援,于是戚军声势大振。王惟忠一马当先攻克木城,顿时火光四起,硝烟猕漫。戚军各队见吴惟忠攻破木城,对各个据点发动总攻,战斗进行了三个小时,共斩敌人首级三百余级,残冠向海上逃命,落水淹死者六百余人,戚军解救被掳男妇八百余人。戚家军入闽首战告捷。第二天,戚继光率领部将凯旋回宁德休整。几天之后已是中秋佳节,戚继光和他的部下共度中秋节。他写了一首祝捷歌让战士们咏吟,歌词是这样写的:
万众一心兮,泰山可撼;
唯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
干犯军法令,身不自由,
号令明兮,赏罚信,
赴水火兮,敢迟留?
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
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戚继光,字元敬,原号南唐,后来又改号为孟诸。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初一,生于山东济宁县南的鲁桥镇,他的名之所以叫继光,据说是他出生时正是夜半,晴朗的天空,繁星熠熠闪光,第二天的清晨,旭日初升,朝霞映罩着鲁桥,房前的红枫和苍松,构成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这时年已五十六岁,老来得子,格外高兴,便把自然界的景色和这位刚出生的男孩的前途联系起来,起名为继光,希望这个儿子长大以后对先祖业绩能继承光大。果然,戚继光不负父望,长大以后,成为一代名将,为捍卫东南沿海各省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倭寇进行了坚决斗争,成为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将领和民族英雄。
严格的家教
戚继光的祖辈都是明代将领。其六世祖戚详参加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仍在明军中服役,在攻打云南时阵亡,明王朝为追念其前功,授他的儿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今蓬莱县)指挥佥事。传到戚景通时已经是第六代,仍然袭登州卫指挥佥事。
戚景通治军严明,精通武艺,熟读兵书,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袭职之后,他曾被提升为都指挥和大宁府都指挥使等职。但他的家景却很清贫。景通为官清廉,从不收受额外之费,更不对权贵阿谀奉承,有一次,他升任江南运粮把总,是个肥缺。他第一次运粮进太仓时,按照陈规,运粮把总都要先给仓官送礼,以免受仓官的刁难。戚景通知坚决不干,宁可受刁难也不行贿,结果把运粮把总给丢了。他回到登州卫所,过着清贫的生活,当时总督山东备倭军事的戚勋,是景通的上司,听说景通拒绝行贿而丢掉把总,对贯通的行为很敬重,就来和他认本家,想抬举他一下。但戚景通却说他的先祖姓倪不姓戚,谢绝了戚勋的好意。
当然,戚景通廉洁为官的事例还很多。表现在个人生活中的俭朴、孝顺,也是很有名的。对刚懂事的孩子戚继光,戚景通施以严格的教育。为了使儿子成材,他从小就教儿子读书、识字、习武,还经常教导儿子,长大以后为国家尽力。生活上对戚继光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工匠来替戚家修房屋,景通交代在两楹之间装四扇雕花门户。但按规定,将门家可装十二扇雕花门户,工匠向十二岁的戚继光说了此事。戚继光就去找父亲,说可装十二个门户。戚景通狠狠地批评了戚继光,并训斥他,要他以后不要有虚荣心,更不应讲排场。又一次,戚继光穿了一双很讲究的丝履,被父亲看到,自然又是一顿训斥,说他小小年纪就穿这么好的鞋,将来还了得,并说这样下去,将来当了军官,岂不侵吞士兵粮饷。后来虽然弄清了鞋是外祖父送的,母亲王氏叫他穿的,但景通还是命令他脱了。
严格的家教,使戚继光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据说,他从小就喜欢做军事游戏,以泥土碎石为垒,以纸旗为号,指挥颇有条理,进退有方。戚继光从小喜欢读书,通经史大义。一次,有个朋友,见到戚家生活困苦,就对戚景通说:“你为官廉洁,是大家都承认的,可是你用什么东西留给子孙后代呢?”景通把继光叫到面前说:“我留给你的就是国家的土地,你应好好保卫它!”戚继光明白父亲的意思,便说:“大人所留给的,儿当誓死保卫。”
青少年时代,戚继光并非在安逸中渡过。十岁那年,母亲王氏去世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十七岁那年的夏天,年过古稀的父亲得了重病,戚景通知道自己的时日不会长了,就让儿子到北京办理袭职。临走时,他谆谆告诫,要儿子忠心为国,保卫国土。秋天,戚景通去世了,生活的重担便落在戚继光的身上,年老的嫡母和未成年的弟妹,要靠他来抚养。为了有人照顾家庭,第二年冬天戚继光便结婚了。
戚继光袭了登州指挥佥事后,便开始他的军事生涯。不过,当时山东比较平静,指挥佥事这一职务并不太忙。戚继光除了应办的公务之外,就是练兵、读书。他希望趁年青,血气方刚时,干出一番事业来。他曾经在一篇文稿中这样写道:“自觉二十岁上下,务必做好官,猛于进取,而他利害劳顿,皆不屑计也。”他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写了一首《韬钤深处》的诗:
小筑惭高忱,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座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这首诗表达了戚继光的抱负,说明他对倭寇侵扰的担忧。他既然祈望“海波平”,就决心要在保卫海疆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王朝为抵御蒙古鞑鞍部南袭京城,把蓟州列为边镇,由山东、河南抽调官兵戍防。那时的蓟州是指山海关到居庸关一线,戚继光每年春季要率本部人马来到这一带驻防。连续五年,戚继光每年奔走于登州和蓟州之间。这期间,戚继光曾到北京参加会试,当时正值鞑鞍俺答汗率兵攻入密云、顺义、通州,京城大震,明政府调兵遣将保卫北京。应试武举的戚继光积极参加了京城的保卫工作,并两次上书,献备敌方略。明廷中一些主持军务的官员对戚继光的胆识很是赞赏,兵部主事计士元在一封推荐书里说,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迹武闱。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职而操持不苟。”他认为戚继光将来“可望干城之寄”。
五年的蓟门戍防,使戚继光熟悉了边疆的形势,磨练了保卫边疆的责任心。这一点,有他所作的《马上作》一诗可以说明。诗是这样写的: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初踏抗倭征途
倭害起自元末明初,到嘉靖年间最为猖獗。十四世纪末叶,日本北朝的足利氏征服了南朝,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南朝失败后一批武士流亡海岛,他们勾结一批海人和破产农民,来到中国沿海,名义上是做生意,实则走私、骚掠,无所不为。到了十六世纪中叶,倭寇之害十分严重。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足利氏的管领细川氏以及西海路诸侯大内氏各遣贡使瑞佐、宋素卿和宗设分道来宁波,大内船先达,细川船后至,按照宁波市舶司规定,货物运岸应以人港先后为序。但是,后至的细川氏宋素卿买通市舶司太监,先办理手续。宴会时又以细川船的瑞佐居上座,大内船的宗设居次座,宗设大怒,和瑞佐发生械斗,追瑞佐到绍兴,沿途烧杀、抢掠。这就是当时震动浙中的所谓“争贡之役”。明朝政府处理善后也有不当,罢了市舶司,断绝与日本的贸易。本来应罢的应是市舶司受贿的内臣,而不是市舶司。通商的禁止,便招致日本商人大量走私,内地的奸商、流氓、海盗和倭寇互相勾结,给他们提供种种方便。于是倭寇便可出随意登陆,进行抢劫,掠夺,滥杀中国居民。
正在倭患严重的时刻,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被擢升为主管山东防倭军务的都指挥佥事,统辖三营二十四卫所。他的防线包括从江苏、山东交界处一直到山东半岛的北端。这样辽阔的海路线,如何设防?戚继光毕竟是将门之后,加上有防戍蓟州和登州的经验,他到任以后,先摸清倭寇的活动规律,当时海船行驶要依仗风力,船只在什么地方靠岸与风向有很大关系。一般倭寇最猖狂的时候是在三、四、五月或九、十月间。摸清了这些规律,戚继光便按时按地段设防。但当时山东防务空虚,兵不满额,纪律松弛,征战不力。戚继光便重新整顿军容,严肃纪律,对营伍、卫所进行认真整肃。有些资格老的军官,多少有点瞧不起这个年轻的将领,尤其是军中有个军官,是戚继光的舅父,恃长辈身份,不听戚继光号令。戚继光开初很头痛,对处分舅舅很感为难。但这个不听号令的舅父如果不能恰当处理,他自己就不能在军中树立威信。经过再三考虑,他以上司身份,当众严厉处分了这个舅父。事后,他又以外甥的身份,把舅父找来,向他赔礼道谦。这位老资格的长辈被戚继光光明磊落的行为所感动,当即以下级军官身份跪了下来,保证今后不再违抗命令。处分舅父,警戒了全军,一些倚老卖老的军官,也就规矩多了。于是军纪很快得到整肃,山东海防也较过去巩固了。
当时的倭患以江浙最为严重。明王朝政治腐败,明世宗朱厚* 十余年不临朝,大权落在内阁首辅严嵩手中。严嵩贪污受贿,户部每年边饷就有十分之六要送给严嵩,因此边防废弛。浙江倭患严重时,明政府只好从各省抽兵来援,但因客兵不熟悉当地地形与倭寇的活动规律,很难收到效果。而积极抗倭的巡抚王 * 、总督张经,又遭到严嵩及其死党赵文华等人的排挤打击。因而倭患日益加剧,人民遭受的灾难日益深重。在这种情况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明廷升戚继光为参将,由山东调到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那是倭寇活动的中心地带。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浙江总督胡宗宪命令戚继光随抗倭名将俞大猷去进攻倭寇据守的岑港(今定海西北)。因围攻日久,不能克,戚继光被撒参将职,“戴罪办贼”。第二年攻克岑港,才又恢复原职。这是他到浙江后参加的一次较大的战役。初战不利的原因,戚继光认为是:“驱福广之水兵而使之陆战,用流寄之杂卒而责其即戎,且号令未明,士心未附。”通过这个战役,戚继光认为原来的部队战斗力不强,主张训练练新兵。原先他曾两次上书胡宗宪主张训练浙兵。胡宗宪把将兵佥事曹天右所部三千人交戚继光训练,但这支部队多出身市井,军容虽然整齐,作战时却很懦怯,不能打硬战。他决心训练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抗倭劲旅,认为只有建立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才能彻底打败倭寇。
戚家军的建立
如上所述,戚继光到浙江后,曾向胡宗宪提出练兵的建议。他所陈述的理由是中肯的。他说“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兵之事也。”这样才能克服当前士兵中存在的弱点,即“军书警报,将士忧惶。徒将流寄杂兵(客兵)应敌,更取福广舟师驱而陆战。兵无节制,卒鲜经练,士心不附,军令不知。”他主张自行招募,认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诚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胡宗宪对他的练兵建议并不重视。但戚继光还是决心要训练一支指挥自如能作战的部队。
嘉靖三十六年(1558年),义乌发生矿夫和乡团大规模械斗。浙江处州,是明代银矿丰富的地方,聚居大批农民出身的矿夫,义乌县南的保山富于银矿,这一年,处州的矿夫流徙到保山开矿,和义乌势家大族陈大成为首的乡团发生武装冲突。械斗进行了三次,规模越来越大,所聚人员各有数千人之多。双方伤亡的人,不计其数。戚继光从这场械斗中看到,即使乡团作战也比官军勇猛,他提出要到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为新兵,加以训练,让他们把自相火并的力量用到消灭倭寇的斗争中去,正在这时,义乌县令赵大河也上书要求戚继光亲自到义乌招集争斗双方的农民和矿夫参军,以抗击倭寇。这个建议正好和戚继光的想法一样。于是,戚继光决心亲自到义乌招募新兵。消息一传开,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乡团和矿夫都是“罪人”,招募“罪人”参军无异于“病狂丧心”。但是,当时抗倭名将台州知府谭纶却支持戚继光的设想。后来戚继光在一首《蓟门述》的诗里透露了这件事:“檄募婺越士,知交苦相留。当日主此盟,惟有谭郡侯。”
戚继光于第二年,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来到义乌募兵。但是,募兵也不顺利,他贴了一分布告,题为《谕以君父水土之恩》,号召农民、矿夫丢掉前隙,共同起来保卫家乡,抗御倭寇。布告贴出之后,并没有人来应募。后来了解,双方的头目和农民、矿夫都在观望。戚继光一面向他们说明在这里募兵的原委,一面晓以爱国的民族大义。其实,不论是乡团首领陈大成还是矿夫首领王如龙都不存心和戚继光为难,他们历来对这位抗倭将领,抱有敬佩之心。所以,听戚继光陈明募兵原委以后,陈大成和王如龙都各自率领乡亲和矿夫前去应募,两支相为仇敌的队伍都成为戚家军的骨干,为抗倭事业作了杰出的贡献。
戚继光从应募的人员中挑选了四千多名,带回绍兴,经过两个月的严格训练,建立了一支军纪、法度比较熟练的部队。建军成以卫民为目的,戚继光首先教育新战士,建立这支队伍是为了保卫家乡的安全。他对新战士说:“沿海卫所初建置,本以保障民生,捍卫地方。故民出膏脂以供馈饷,今积承平二百年来,一旦被有倭患,其民社供馈军饷且如旧矣,而军不惟不能保民,无益内地,且每事急,又请民兵以为伊城守,是供军者民也,杀贼者又民也,保民者民也,保军者又民也”。军队不能保民,反要民来保护军队,这种事体颠倒,说明军队的腐败。因此,新成立的戚家军,就必须是一支能杀贼保民的军队。他指出:“兵是用来杀贼的,贼是要杀老百姓的,百姓们当然希望你们勇敢杀贼。如果你们既能杀贼又守军法,不扰害百姓,百姓怎能不奉承你们呢?”
戚继光的练兵思想,是纪律和武艺教育并重。纪律训练的目的,在于克服农民、矿夫原来的自由散漫思想,用严明的纪律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损害百姓的利益,而武艺的训练,即让士兵掌握杀敌的本领。他曾经启发部下,武艺训练,并不是“应官差的公事”,而是立功、杀贼、救命的“本身上的贴骨的勾当”。因为,你有高强的武艺,就能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呢?但是,如果你武艺不高,不如敌人,那么,贼”决杀了你”。这种浅显的说教,是很有说服力的。戚继光训练士兵的另一个思想,是军官以身作则,他认为军官凡事要身先士卒,但这不仅是指临阵作战时要身先士卒,即平时训练时也要身先士卒。只有军官带头,士兵才能奋勇作战。
戚继光除了对士兵进行纪律和武艺的训练之外。还根据和倭寇作战的特点,如作战大多在薮泽之处,不能像在北方旱地一样。所以,他对原来明代的兵制进行了改造。按明军制:每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每二十五人为甲,设甲长一人;每一百二十五人为队,设队长一人;每六百二十五人为哨,设一哨总和左右哨长。戚继光认为这种队列,不利于在江南水乡作战。他对这种阵列进行改革,创造了有利于江南水乡作战的鸳鸯阵。鸳鸯阵的基本阵法是以十二人为一队,最前面的一人是队长,次两人持牌,一持长牌,一持圆牌。长牌圆牌面积大,可防敌人的倭刀、重矢、并掩护后面的队伍继续前进。其他九人的配备是这样的:再次两人持狼筅(用竹做的一种武器),再次四人持长枪,再次二人持短兵器,最后一人为火兵即炊事兵。这个阵法在作战时“二牌并列,狼筅各跟一牌,长枪每二支,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长枪进的老了,即便杀上。筅以救牌,长抢救筅,短兵救长枪”。这种阵法;不但行动灵活,并有较大的杀伤力。鸳鸯阵队列的根据,是按士兵的体质不同,编成一个战斗小组。如力气大有胆识的可以持牌,身体健壮的可以持狼筅,按士兵各自的特长,持不同的兵器,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士兵的战斗力。这种阵法,还可以因时变化,一队可以分成两队,叫两仪阵,人分成两队,兵器也随人各分成两队。还可以由两仪阵再变成“三才阵”,队长居中,两边配以两狼筅、两短兵,左右两冀各有一牌、二长枪。这样一个队列,就是把纵队变化成横队,十二个人同时在一条战线上展开。
鸳鸯阵后来又配上鸟铳手、弓弩手、火箭手,组成步兵大营,下分前、后、左、中、右五营,如遇敌人的大部队,前营正面出击,左右两营由两侧配合,中营居中指挥,后营是预备部队,或作伏兵,或作支援、策应。
经过上面的训练和改革,戚家军不但纪律好,责质高,而且熟悉作战阵法,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根据形势需要,戚继光除了训练陆师之外,又亲自督造战船,建立水师。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他督造战船达到四十多艘,建成一支素质很好的水师。
平息浙江倭寇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倭寇一万余人,大举侵掠浙东沿海的台州府属的圻头、桃渚,以及温州海边等地,一面准备进攻台州,一面以主力进攻宁海。戚继光闻警即以一部分兵力镇守台州,然后亲率主力赶到宁海。戚继光的新兵很有朝气,兵行迅速。主力部队到达宁海时,正在桃渚焚掠的倭寇被扼住去路。戚军迫使敌人在龙山地方进行一场决战,把倭寇打得大败,残敌逃到雁门岭,戚继光乘胜追击。雁门岭在温州西面,地势险要。五年前倭寇曾经在这个地方击败明军,这次他们仍然抄袭旧谱,凭险而守,和戚家军对峙,希望寻机反击。戚继光的部队不但训练有素,而且土气高涨,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终于攻下了雁南岭。但是,正在这时,另一支倭寇却乘威继光主力进攻雁门岭之际,去进攻台州府城,当时台州守军不多,且城墙不固,处境危急。戚继光闻报后,立即挥军来救台州。戚家军一到台州城下,先是用火器进攻敌阵,接着以大队人马进击。戚继光亲临火线激励士卒,宣布如能杀倭巨魁者,给予重赏。矿夫出身的战士朱珏,奋勇当先,持铳直冲向前,杀死了倭首及倭寇多人。其他战士一见,也奋勇冲上。倭寇鬼计多端,就将抢劫来的金银故意散落地上,想引诱戚军前去拣抬,然后杀回马枪。但是,戚军纪律严明,任何人都不在战斗中抢掠银两,总是等战斗结束后再平分战利品,使倭寇白费了心机。戚家军愈战愈强,奋勇冲杀,倭寇溃不成军,陈大成、王如龙等乘胜追杀到瓜陵江,悉数歼灭这股倭寇。
这一战打得很漂亮,主要是戚军士气高昂,指挥机动灵活。敌兵在战败时,突然改变阵容,以左哨敌戚家军右哨,以右哨敌戚家军左哨。戚家军也旗鼓突变,伏兵配合正兵一齐杀出,敌军措手不及,遂大败。同时,戚家军兵行迅速,出击时火兵刚开始做饭,全胜收兵之后,饭才刚刚做熟。这一战,获倭寇首级三百零八级,生擒巨魁两人,其余倭寇悉数淹死江中。戚军损失很少,只有哨长陈文清和两名战士阵亡。
当时倭寇在浙江很猖獗,戚家军消灭这股倭寇之后的第四天,又一股倭寇从圻头来袭击台州,屯扎在城东的大田。戚继光认为这是消灭倭寇的好机会,立即集合部队,进行了认真部署。其时,戚家军三千余人,一半以上留在卫所,随时作为机动的只有一千五百人。戚继光率领这些部队进击大田的倭寇。但倭寇坚壁不出,又逢大雨,未能交锋。后来,倭寇看到台州有备,加上另一支倭寇刚刚在台州被歼,不敢轻举妄动再去进攻台州,便于戚军到达后的第三天,抄小路走仙居,准备进攻处州。戚继光预料倭寇一定取道上峰岭,便派一支部队在上峰岭设伏,然后派一支小部队尾随倭寇。戚继光为避免伏兵暴露,令士兵每人手执松枝一束,遮蔽身体。倭寇头目首先登上上峰岭,见四面尽是苍松,不见有兵,便下令过岭。等到倭寇队伍过去一半,炮声一响,戚军奋勇进击。戚继光令陈大成为前锋,正面进攻,王如龙、陈子銮为左右冀,拼命冲杀,铳声、喊杀声震撼山谷。倭寇措手不及,恐慌万状,死伤不计其数。有一部分倭寇见势不妙,逃上一座小山顽抗。敌人掌握了制高点,戚继光认为如果拼命冲上去,也能消灭敌人,但损失要大些。于是,他把一面白旗竖在山下,然后命令部下向山上的敌人喊话,说明凡是被胁从的中国百姓,只要空手投奔旗下,即可免杀,悉数放回家乡。话音一下,投奔到白棋下的即达数百人。剩下的倭寇见势不妙,又逃往上界岭。戚家军一鼓作气,冲了上去,倭寇抵挡不住,狼狈逃命,摔死摔伤大半。余下少数的倭寇逃到山下,藏在百姓家。当地百姓协助戚家军,群起而攻之,倾刻之间,把这些倭寇也悉数消灭了。
经过这几次战斗,倭寇在浙的主力基本上就歼,被杀死及摔死、溺水而死的达五、六千人之多,其余倭寇闻风丧胆,纷纷逃散。戚家军胜利返回台州,台州人民出城欢迎,人群长达二十多里,欢声雷动,共颂戚家军卫国保民,功绩无边。
台州战役之后,浙东倭患大大减轻。是年九月,一股倭寇进犯温州,被总兵卢镗击败。第二年五月,又有一股倭寇进犯台州、温州,也被戚继光部消灭。至此,浙东倭患即告平息。
台州战役之后,戚继光以军功晋升为都指挥使。根据海防需要,他又在义乌招募二千人,把戚家军扩大到六千人左右。在这前后,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至四十年(1561年)之间,他完成了重要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这是他统军以来,尤其是和倭寇斗争以来的经验总结,对练兵的一套方法及阵列都作了详细记述。他对那些不重视学习古代兵法,或者不重视对具体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和部署的人很瞧不起。他对《孙子》兵法非常重视,在《纪效新书》的“自序”里写道:“数年间,予承乏浙东,乃知孙吴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下学者何由以措?于是集所练士卒条目,自选畎敏民丁,以至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一一择其实用有效者分别教练,先后次第,各为一卷,以诲之三军,俾习焉。”可知他写《纪效新书》是受《孙子》兵法的影响,吸收其中有益的精华部分,同时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兵器的变化,而有所创造发展。这本军事著作之所以取名《纪效新书》,作者在“自序”作了这样交代:“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效新书》共十八卷,其中四卷是台州战役后,根据实战经验补进去的。还有一篇《纪效或问》和两篇文章《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新任台金严请任事公移》,放在卷首。《纪效新书》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对后人颇有影响。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攻取杭州后,桌上就放着《纪效新书》。
两度入闽剿倭
戚继光在浙江大败倭寇时,一部分倭寇为避戚家军兵锋逃往福建,加上浙江总督胡宗宪急于平息浙东倭患,不让戚家军追击逃亡的倭寇。于是,浙东倭患平息之后,福建倭患又猖獗起来,嘉靖三十六年(1558年)倭寇攻陷福清,第二年又陷福安、福宁。嘉靖四十年(1561年)又攻陷永宁。在宁德县城外的海中有个横屿岛,倭寇在此扎营,作为大本营。福建沿海,“自福宁至漳泉,千里尽贼窟”。福建的明军,惧怕倭寇,不敢进剿。倭寇越宋越多,兴化城外也扎有倭寇,四处抢掠,为害极大。福建巡抚只好向明廷告急,明廷令浙江派兵援闽,胡宗宪即调戚继光到福建剿倭。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七月,戚继光率所部六千人由温州起航到平阳,又从平阳间道入闽,戚继光到福建后,对倭寇在福建的分布,以及大本营所在地横屿进行了解,分析,迅速制定了剿倭战略:先破横屿,乘胜破福清的牛田,最后再歼灭兴化的倭寇。横屿四面是海,离岸十多里,和大陆之间隔者浅滩,潮来成海,潮退成泥。水师进击怕搁浅,陆师进剿难行泥路。戚继光首先进攻横屿对面的张湾,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许多胁从的倭寇,听说戚家军要来进剿,几天之内就有一千多人投诚。戚继光攻下张湾之后,就挥师进击横屿岛。八月初八这一天,潮水早落午涨。戚继光大清早就命令士兵,每人带好草束,在海滩行军时将草束铺在泥滩上,匍匐前进。尽管倭寇在这个岛上已盘踞三年,营垒坚固,戒备又极森严。但是,倭寇还是对戚家军的骁勇善战估计不足,他们以为戚军进剿只能在水涨时用水师来攻,没有想到戚继光却用陆师来攻岛。一见戚家军抢渡滩涂,他们连忙摆开阵势,企图顽抗。但戚家军一登陆,戚继光即命令士卒进击敌营,以部将吴惟忠攻打木城,陈大成包抄敌营背后。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际,王如龙又从对岸来援,于是戚军声势大振。王惟忠一马当先攻克木城,顿时火光四起,硝烟猕漫。戚军各队见吴惟忠攻破木城,对各个据点发动总攻,战斗进行了三个小时,共斩敌人首级三百余级,残冠向海上逃命,落水淹死者六百余人,戚军解救被掳男妇八百余人。戚家军入闽首战告捷。第二天,戚继光率领部将凯旋回宁德休整。几天之后已是中秋佳节,戚继光和他的部下共度中秋节。他写了一首祝捷歌让战士们咏吟,歌词是这样写的:
万众一心兮,泰山可撼;
唯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
干犯军法令,身不自由,
号令明兮,赏罚信,
赴水火兮,敢迟留?
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
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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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啊,这是真实历史人物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汉族,安徽定远人,生于山东微山。明朝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患,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又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十余年,保卫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进了蒙汉民族的和平发展,写下了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十四卷本《练兵实纪》等著名兵书,还有《止止堂集》及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呈报朝廷的奏疏和修议。
同时,戚继光又是一位杰出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他改造、发明了各种火攻武器;他建造的大小战船、战车,使明军水路装备优于敌人;他富有创造性的在长城上修建空心敌台,进可攻退可守,是极具特色的军事工程。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汉族,安徽定远人,生于山东微山。明朝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患,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又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十余年,保卫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进了蒙汉民族的和平发展,写下了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十四卷本《练兵实纪》等著名兵书,还有《止止堂集》及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呈报朝廷的奏疏和修议。
同时,戚继光又是一位杰出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他改造、发明了各种火攻武器;他建造的大小战船、战车,使明军水路装备优于敌人;他富有创造性的在长城上修建空心敌台,进可攻退可守,是极具特色的军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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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威继光,只有戚继光,他是明朝的抗倭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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