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宋明儒学的政治思想方向·存天理灭人欲
儒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宋明儒学的政治思想方向·存天理灭人欲
“理”是宋代理学家的核心范畴。首次把“理”升华为宇宙间最高范畴的是程颢和程颐。二程说：“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二程遗书》卷二上)“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及四海而准。”(同上)“今一言以蔽之曰：万物一理耳。”(《粹言》一)
朱熹直接承袭二程的天下“万物一理”思想，对“理”进行了系统阐发：“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参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则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倾刻之或停也。”(《文集》卷七○)在朱熹看来，天地以及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即万物和人，是形而下的存在，理则是形而上的存在。
理对于天地万物人来说，不可谓无有;但从自身来说又不可谓有形;从存在的时空上说，理永恒存在又无处不在。理存在于天地万物人之中，但天地万物人之中仅含有一个理。理仅有一个，天地得之以为体，万物人得之以为性。如月在天，只一个月而已，然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所以张三不可为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马有马之性，不可做牛之性，物物各有个理。在朱熹这里，理对天地万物人来说更具有本原的意义，天地万物人是据理的存在而存在，无理则无天地万物人，理是天地万物人存在的根据。理在天地之间万物人中的具体体现是三纲五常。所以朱熹说：“纲纪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理便是仁义礼智。”(《语类》卷三)这里，朱熹把五常中的“信”省略了。因为朱熹认为，“理”真实无妄，也就是“诚”，信已含在理之中。
朱熹理的本体思想的政治意义在于论证封建纲常的永恒性和至上性。既然三纲五常是理在天地之间万物人中的具体体现，并且理是永恒的又无处不在的，那么三纲五常也就是永恒的，无处不在的。三纲五常不仅与万物人同体同在。而且是万物人存在的根据和法则，那么当然有万物人存在也就有三纲五常存在，而万物人也必然依据三纲五常来论定秩序和行为规范。朱熹把三纲秩序和五常规范提升到与天地共存的地位。
朱熹的“理一分殊”说论证了封建等级制度、礼散名分的合理性和不可变而性。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如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语类》卷一八)在这里，朱熹强调的是“分殊”。理虽同出一源，然落实到具体的万物之中又如异其用，因而大小等级不同，亲疏远近之分，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礼仪名分、人伦规范也就如异。这是由理之分殊决定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侵犯的。
正是从理一分殊的理论出发，朱熹在继承儒学道统方面提出“格物穷理”的内圣成德说。朱熹在为释格物致知补传中写道：“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术至手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所谓知之至也。”(《大学集注》)在朱熹看来，凡天地间万物莫不秉承一理而各具其性，若想穷尽这个理就要做格物的工夫。只有对天下万物之性(即具体事物之理)尽心穷尽，那么终有一日会豁然贯通，以洞见这个理。因而朱熹主张，格物就要逐物格将去，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这样不断地积累，在穷事事物物之理过程中，知也就得到不断扩充。当知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融汇贯通，这时，也就达到了致知的最高境界也就是知致。知致也就是穷理，即认识了那个“理一”。
在朱熹看来，做格物工夫是有重点的。并不是见物就格下去，如果泛泛去格万物之理，那么恐怕如大军之游骑，不得纲纪，如炊沙即欲成饭，不可能成功。格物重在格三纲、五常。他说：“如今说格物，只晨起开同时，便有四件在这里，不用外寻，仁义礼智是也。”(《语类》卷一五)“格物，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之类。”“事父母，则当尽其孝;处兄弟，则尽其友，如此之类。”(同上)“穷理”也是一个道理，是穷纲常伦理的道理。“如为人父如何便止于慈，为人子如何便止于孝，为人君为人臣如何便止于仁止于敬。”(《语类》卷一一七)朱熹的理学思想是系统的。既然，宇宙一理，而这个理在天地之间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那么穷理最切近的功夫就是格“仁义礼智”，只要把仁义礼智穷尽了，也就从捷径登上内圣之堂了。
子贡，姓端木，名赐。春秋末卫国人，孔子弟子。能言善辩，长于外交。
因此，说到底，朱熹的格物工夫本质是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就是仁义礼智的总名，人欲就是超过礼制规定的各种物欲。天理和人欲对处于不同等级和礼制地位的人界线是不同的。对一般平民，超过饥而欲食、渴而欲饮的界线而要求美味佳酿则是人欲;而对帝王，“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孟子集注》)。因此，说到底存天理、灭人欲，本质是仁义礼智来规范自己的情欲，把自己的情欲纳入符合礼序的范围，并实现“从心所欲而不愈矩”。 达到这种境界，也就完成了格物致知的工夫，内圣成德也就实现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熹的理学已向心学走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