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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问夫子恶乎长?”
公孙丑问:“请问,老师擅长哪方面?”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说:“我能识别各种言论,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粗镇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岩猛粗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说:“难说清楚啊。它作为一种气,最为盛大,最为刚强,靠正直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就会充塞天地之间。它作为一种气,要和义与道配合;没有这些,它就会萎缩。它是不断积累义而产生的,不是偶然地有过正义的举动就取得的。如果行为有愧于心,气就萎缩了。因此我说,告子不曾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对浩然之气,)一定要培养它,不能停止下来;心里不能忘记它,也不妄自助长它。不要像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个担心他的禾苗不长而去拔高它的人,昏昏沉沉地回到家中,对家里人说:‘今天累极了,我帮助禾苗长高啦!’他的儿子赶忙跑到田里去看,禾苗已经枯死了。天下不助苗生长的人实在很少啊。以为(培养浩然之气)没有用处而放弃的人,就像是不给禾苗锄草的懒汉;妄自帮助它生长的,就像拔苗助长的人,非但没有好处,反而危害了它。”
“何谓知言?”
公孙丑问:“什么叫能识别各种言论?”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说:“偏颇的言论,知道它不全面的地方;过激的言论,知道它陷入错误的地方;邪曲的言论,知道它背离正道的地方;躲闪的言论,知道它理屈辞穷的地方。(这些言论)从心里产生出来,会危害政治;从政治上表现出来,会危害各种事业。如果有圣人再次出现,一定会赞成我所说的。”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⑦,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⑧。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公孙丑说:“宰我、子贡擅长言谈辞令,冉牛、闵子、颜渊擅长阐述德行。孔子兼有这两知御方面的特长,(却还)说:‘我对于辞令,是不擅长的。’(老师既然说擅长识别言论,)那么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吧?”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孟子说:“唉呀!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问孔子道:‘老师是圣人了吧?’孔子说:‘圣人,我不能做到,我只是学习不觉满足,教人不知疲倦。’子贡说:‘学习不觉满足,这样就有智慧;教人不知疲倦,这是实践仁德。既有仁德又有智慧,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圣人,孔子尚且不敢自居———(你说我是圣人了,)这是什么话呀?”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⑨,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公孙丑说:“以前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子夏、子游、子张都有圣人的一部分特点,冉牛、闵子、颜渊具备了圣人所有的特点,只是还嫌微浅。请问您处于哪种情况?”
曰:“姑舍是。”
孟子说:“暂且不谈这个问题。”
曰:“伯夷、伊尹何如⑩?”
公孙丑问:“伯夷、伊尹怎么样?”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11),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说:“处世的方法不同。不是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不是理想的百姓不去使唤;天下安定就入朝做官,天下动乱就辞官隐居,这是伯夷的处世方法。可以侍奉不好的君主,可以使唤不好的百姓,天下安定去做官,天下动乱也去做官,这是伊尹的处世方法。该做官就做官,该辞官就辞官,该任职长一些就任职长一些,该赶快辞职就赶快辞职,这是孔子的处世方法。(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还做不到他们这样;至于我所希望的,那就是学习孔子。”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公孙丑问:“伯夷、伊尹相对于孔子来说,是同等的吗?”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孟子说:“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
曰:“然则有同与?”
公孙丑问:“那么他们有共同之处吗?”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得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孟子说:“有。如果能有方圆百里的一块地方而由他们做君主,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而拥有天下;如果要他们干一件不义的事情,杀一个无辜的人而让他们得到天下,他们都是不愿去干的。这些是共同的。”
曰:“敢问其所以异。”
公孙丑说:“请问孔子和他们不同的地方。”
曰:“宰我、子贡、有若(12),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13)。’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孔子,即使有所夸大,也不至于阿谀吹捧他们所敬爱的人。宰我说:‘根据我对老师的观察,老师远远超过尧、舜了。’子贡说:‘见了一国礼制,就能知道一国的政治;听了一国的音乐,就能了解一国的德教;即使从一百代以后来评价这一百代的君主,也没有谁能违背孔子这个道理的。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有若说:‘岂只是人类有这样的不同!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土丘,河海对于水沟,都是同类的;圣人对于一般的人,也是同类的。(这些)都高出了同类,超出了同群。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了。’”
公孙丑问:“请问,老师擅长哪方面?”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说:“我能识别各种言论,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粗镇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岩猛粗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说:“难说清楚啊。它作为一种气,最为盛大,最为刚强,靠正直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就会充塞天地之间。它作为一种气,要和义与道配合;没有这些,它就会萎缩。它是不断积累义而产生的,不是偶然地有过正义的举动就取得的。如果行为有愧于心,气就萎缩了。因此我说,告子不曾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对浩然之气,)一定要培养它,不能停止下来;心里不能忘记它,也不妄自助长它。不要像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个担心他的禾苗不长而去拔高它的人,昏昏沉沉地回到家中,对家里人说:‘今天累极了,我帮助禾苗长高啦!’他的儿子赶忙跑到田里去看,禾苗已经枯死了。天下不助苗生长的人实在很少啊。以为(培养浩然之气)没有用处而放弃的人,就像是不给禾苗锄草的懒汉;妄自帮助它生长的,就像拔苗助长的人,非但没有好处,反而危害了它。”
“何谓知言?”
公孙丑问:“什么叫能识别各种言论?”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说:“偏颇的言论,知道它不全面的地方;过激的言论,知道它陷入错误的地方;邪曲的言论,知道它背离正道的地方;躲闪的言论,知道它理屈辞穷的地方。(这些言论)从心里产生出来,会危害政治;从政治上表现出来,会危害各种事业。如果有圣人再次出现,一定会赞成我所说的。”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⑦,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⑧。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公孙丑说:“宰我、子贡擅长言谈辞令,冉牛、闵子、颜渊擅长阐述德行。孔子兼有这两知御方面的特长,(却还)说:‘我对于辞令,是不擅长的。’(老师既然说擅长识别言论,)那么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吧?”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孟子说:“唉呀!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问孔子道:‘老师是圣人了吧?’孔子说:‘圣人,我不能做到,我只是学习不觉满足,教人不知疲倦。’子贡说:‘学习不觉满足,这样就有智慧;教人不知疲倦,这是实践仁德。既有仁德又有智慧,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圣人,孔子尚且不敢自居———(你说我是圣人了,)这是什么话呀?”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⑨,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公孙丑说:“以前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子夏、子游、子张都有圣人的一部分特点,冉牛、闵子、颜渊具备了圣人所有的特点,只是还嫌微浅。请问您处于哪种情况?”
曰:“姑舍是。”
孟子说:“暂且不谈这个问题。”
曰:“伯夷、伊尹何如⑩?”
公孙丑问:“伯夷、伊尹怎么样?”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11),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说:“处世的方法不同。不是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不是理想的百姓不去使唤;天下安定就入朝做官,天下动乱就辞官隐居,这是伯夷的处世方法。可以侍奉不好的君主,可以使唤不好的百姓,天下安定去做官,天下动乱也去做官,这是伊尹的处世方法。该做官就做官,该辞官就辞官,该任职长一些就任职长一些,该赶快辞职就赶快辞职,这是孔子的处世方法。(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还做不到他们这样;至于我所希望的,那就是学习孔子。”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公孙丑问:“伯夷、伊尹相对于孔子来说,是同等的吗?”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孟子说:“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
曰:“然则有同与?”
公孙丑问:“那么他们有共同之处吗?”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得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孟子说:“有。如果能有方圆百里的一块地方而由他们做君主,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而拥有天下;如果要他们干一件不义的事情,杀一个无辜的人而让他们得到天下,他们都是不愿去干的。这些是共同的。”
曰:“敢问其所以异。”
公孙丑说:“请问孔子和他们不同的地方。”
曰:“宰我、子贡、有若(12),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13)。’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孔子,即使有所夸大,也不至于阿谀吹捧他们所敬爱的人。宰我说:‘根据我对老师的观察,老师远远超过尧、舜了。’子贡说:‘见了一国礼制,就能知道一国的政治;听了一国的音乐,就能了解一国的德教;即使从一百代以后来评价这一百代的君主,也没有谁能违背孔子这个道理的。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有若说:‘岂只是人类有这样的不同!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土丘,河海对于水沟,都是同类的;圣人对于一般的人,也是同类的。(这些)都高出了同类,超出了同群。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了。’”
参考资料: 《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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