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浅谈张爱玲小说的写作特色

Answer 1

荒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作家。她在20世纪40年代初像彗星一样出现于上海文坛，甫登文坛就站到了文学创作的巅峰。在1943—1945年间基本完成她所有名作。在当时，市民阶层为她笔下编织的传奇故事情节所吸引，争相购买阅读；而文坛前辈们，无论褒贬，都对作者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重视；不同倾向、不同趣味、名类繁多的文学刊物，如《万象》、《杂志》、《苦竹》、《春秋》、《天地》等二十多家杂志纷纷向她约稿出书。一时间，张爱玲其人其作名声鹊起。1949年大陆解放后，她的创作渐趋平淡，1952年移居香港后，其小说创作更成罢笔之势，此后在大陆消音匿影。但在海外却一直热度不减，不仅拥有大量的“张迷”，而且还影响台、港新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作家。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人们审美观念趋向于多元化，国内才又开始对她的关注和研究。于是，张爱玲的名字又在她曾经闪耀过的地方再次引人注目。夏志清对张爱玲有一句很好的总结：“我们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的巧妙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1]张爱玲的一切都是以此为底色构建的。笔者以为，双重的边缘身份正是张爱玲小说创作呈现苍凉感的重要因素。

一、边缘的生存状态

张爱玲成长于上海租界，在香港求学并经历了港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是当时中国最为殖民化的地区，最腐朽的封建礼仪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同时并存。这里既是中国现代化的窗口，也是传统中国文明和现代西洋文明对立、竞争、融合之场所，同时也是中西文化相碰撞、相交会的场所。她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息和自小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环境使她脱离了大众，后来的窘迫生活又使她接近了大众；名门氏族的生活与教育浸润了她又抛弃了她，市井生活自由却已不能完全涵容她———她一直是个边缘人。这种身不由己的生存处境使她过早地接近了生活的本体，并使她获得了介乎两者之间的独特感受。这种边缘人的位置使她对于生活的观察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既深解其味又易于超脱。一方面，她正视人生的凡俗性，渴望融入普通的小市民中，认同他们对生存的依恋和执着；另一方面，她又清醒地体味到这种世俗生活所蕴涵的悲剧性，尤其是在乱世，具有弱者本质的女性常常无可避免地陷入这种牵牵绊绊的人生罗网，在极其尴尬的处境中感悟命运的悲凉。与此相应，在创作中她的视角也便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态度，在以整个生命体味生活的同时，对于外界各种喧嚣，对所有的一切，持一种冷眼旁观、居高临下、既不盲从也不全盘否定的姿态。整个中国都处在抗日的烽火中，只有像张爱玲这样处在敌占区的都市，经济独立、有人身“自由”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清醒的观察者，反顾其经常出入的“富贵闲人”的大群落，才会对人生产生疑惑与恐慌。她的小说写出了浮躁喧哗的都市生活中幽暗、阴冷的一面，描写了人世的冷暖、人生的凄凉，以及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永远也无法逾越的“墙”。

正是那个特定的时代和孤岛上海特定的地域环境，才成就了张爱玲。正如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写那样的：“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2]37因为上海被日军占领，不可能产生革命文学或抗战文学，少数留下的文人只能写些风花雪月或与战争无关的东西。而张爱玲自己也说：“她不善于写社会大题材，她的风格也不是情绪凸现而激烈的。”就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和特殊的环境里，张爱玲找到了表现人生琐碎、平庸、苍凉、绝望的时机。她把那个变动的社会作为她所写生活与人物的活动背景，描写那个社会中属于旧时代的人们变动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变动中人和人心的变化。她不像那些政治感强的作家那样，把笔下的生活和人物放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表现，她是面向人间的。而且也不强调生活和人生的飞扬，只偏重于写生活的苍凉，人生的沉浮。正如她所说：“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苍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2]46她笔下没有英雄，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大变动。她作品中所描写的平淡沉闷的生活，都涌动着这个时代的“活”的底子———战争和变革正改变着人们的命运。因此，她的整个创作也都渗透着苍凉。

二、边缘的文化教育背景

不仅在生活处境上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边缘人，而在她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上，她也一直游离于边缘的状态。

首先，早年的家庭氛围及丰富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使她在审美趣味和审美风格上承袭了古典文学以悲凉、哀怨为美的传统。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中国文人传统的文化人格的继承。她的小说中充满对普通人，特别是乱世中的普通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存前景的忧虑和关怀。这种深沉悠远的悲剧情怀是中国文人共有的一种品性，是传统文化在张爱玲意识中的积淀。

其次，她又饱受过英美风雨的熏染，因而她看世事不仅仅局限于发现了中国人宗教的“永远是虚空的空虚”的大悲哀，又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把这种体味作了形而上的思考。这就使得她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逃脱中国传统眼光的束缚，以一种局外人的冷静，加上她挑剔的习惯，在中西方文化的交织中冷静地观望着时代变迁中旧式人物的个体生命。而作为一个接受过西方教育，却又只能在西方文化门口徘徊的没落世家的后裔，在中西文化的夹缝的尴尬中，她的冷峻与挑剔，她敏感与早熟的性格，使她从悲剧性的身世之感中获得的不仅是一味的伤痛，而是多了一份理解与清醒。这样的经验投射到文学世界中，张爱玲对生命的审视，更多的是一种冷眼的张看，而不是价值取向的评判。刘志荣等曾说：“对于张爱玲这样的作家，从一开始起，他们就必然遭遇‘两重幻灭’：一方面，本土的文化传统不再让他们信奉；另一方面，外来的西方现代文明也已经显示没落的命运。”[3]20世纪初西方启蒙理性思潮对中国社会生活道德化和审美化的儒道思想构架的自足秩序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但是现代西方精神中的科学与宗教也处于危机之中，同时西方的宗教救赎传统也无法深入缺乏宗教意识的中国民众心中，中国人所立足的传统文化精神板块处于断裂与漂移中。在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境遇中，张爱玲只有重回审美。古代文人是寄情山水，她选择的是寄情于日常的生活细节，虽然在内心深处还怀念着古中国“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的光鲜整洁的秩序。

同时在张爱玲的思想中，她也从未将得救的希望寄托于社会革命或某种意识形态上。时代的沉重，时代的行进和巨变，给作家自我的落伍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就造成了她的作品浓重的苍凉感。那些呼啸前进的时代之子、生活强者是不会有这种苍凉感的。因此，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找不到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所关注的崇高、惊世、壮烈、忧患，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里的政治运动、社会冲突、对未来的乐观或绝望，似乎都是她竭力回避的主题。她的小说里既没有大波大澜的政治斗争，也没有生生死死的大喜大悲，而小人物的小幅度的情感，凡夫俗子的平淡享乐，则是她津津乐道的生活本相。因为这里有生活中最普遍的悲欢，有着生命与人性的永恒。她以男女之情，演绎着她所理解的“通常的人生的回声”。所以张爱玲多取苍凉作结局，因为“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2]44。启示的文学走出了消遣，走进了真正的悲凉。

由此，她的小说中的虚无就显得特别地赤裸与荒凉。在无法得救的绝境中，她只能将生存的意义系附在短暂的肉身此时此地的乐趣上，以及可以触摸可以把握的物质之中。因此，她的小说有着满满当当的物质和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于平凡人的琐碎的生活中，凭自己非同凡人的视察巧妙地融入自己对人生的体验，涂之以浓彩，抹之以繁复，用细腻的令人心酸的笔墨展现出来，点缀着她所体味的通向虚无的灰扑扑的人生之旅。在繁华的喧闹中，她处处寓示着大限的来临，让人们警醒着繁华后的悲凉，大喜后的大悲，使我们在她所指引的曲径通幽的探险中，慢慢体味出生活底色的悲。所以，读张爱玲也就有了多重感受：她的作品深含中国文字的独特韵味，既有国色天香的华丽之美，又有西风秋霜的萧瑟之悲；既体现着通俗文学的故事性，又融汇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直逼人类生存的困境，揭示了人生的悲观主义的本质。张爱玲正是以她边缘者的身份全力感受的同时，用她边缘者的心态诠释着眼中的“苍凉”。在这水土不相宜之地，结下一朵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