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吗

Answer 1

不是。

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是反传统，这并不错。但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空穴来风，除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这一外部条件以外，还有中国人文传统内部演变所提供的土壤。

新文化运动在“整理国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古典小说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讨论，陈独秀、钱玄同的文字学研究，都堪称“整理国故”的实绩。

他们的工作方法是科学的、近代的，受西方学术影响较大，因而所做“整理国故”，在方法、视野、择题等方面往往有许多旧式学者所不及之处。

扩展资料：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看起来是接过西方思想家尼采的口号，实际上与自明末清初以来所开启的“复古解放”一脉相承。

五四时期虽有批判传统的风气，甚至很盛，但我们不能说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的“断裂”。蔡元培、胡适理想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新文化运动批评、扬弃了传统文化的正统东西，他们又选择了清代朴学方法、白话文、古典小说、戏曲，他们研究先秦诸子，发掘墨子的思想价值。这些不仅表现了他们置身于传统之中，而且对中国人文传统有新的发扬和光大。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五四不是传统文化的断裂

Answer 2

社会中，公民对各种思想无不各取所需；多一主张即多一色彩，纷繁斑斓，赏心悦目，有何不可？

　　第二，有没有冤屈对手？

　　论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期间，思想家们咸与维新，破旧立新，锋芒所向，冤屈随之，实不足取。康有为，特别是杜亚泉是时贤为之叫屈的典型。

　　诚然，康氏即使与张勋联手，将溥仪小友再次抱上龙椅，亦拟行君主立宪之制，“维新”云云，并非全无根据。可是，这次复辟闹剧虽历时甚短，康氏预先草拟的“虚君共和”等数十道诏书只落得“见排不用”4的下场。潘多拉合子打开后果如何，未可逆料。以康氏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1916年9月20日致总统、总理的公开信来说，宣示世人的是：

　　“虽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而所依归，在孔子之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作谏书，以《易》通阴阳，以《中庸》传心，以《孝经》却贼，以《大学》治鬼，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个人有如是信念，自无不可。但其结论是，要动用政府权力，“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并要以孔子教主为“全国人之魂”！

　　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即使是君主立宪也罢，能够容许这样的思想箝制吗？新文化运动所以猛烈抨击康氏，旨在维护思想、言论和信仰自由。陈独秀说：

　　“孔教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力？倘不发生效力，国法岂非儿戏？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

　　“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因国教虽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文中，可谓万国所无之大笑话。”

　　批判康有为，是揭露他冀图建立取消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半专制国家(如果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的话)的荒唐。显然，这是一场严肃的思想争论，而且是平等的自由争论，无须苛责。

　　陈独秀等人与杜亚泉等人的争论，情况复杂一些，但也不是无是非可言甚至以势压人的称霸战。

　　杜亚泉(1873-1933)190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11-1920年间任《东方杂志》主编。毕生献身教育、出版事业，卓有贡献。他关注思想文化思潮的发展，多半岁月是引领时代潮流前进的先进知识分子。7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与陈独秀等人意见相左，有过一场争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陈独秀的意见有偏颇之处，例如夸大了功利主义的作用，忽视了学术的独立性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意义等等。不过，杜亚泉的三个主要的或独特的观点却使他有与历史行程背离之嫌：

　　1.以中国因有文明为基础的“统整”论。

　　与中体西用论一脉相承，他认为“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他的绳索不外是“圣贤之书”和“名教纲常诸大端”。在他看来这是不能丢弃的“国是”，而“国是之丧失……为国家致亡之由”。这个以“纲常名教”“统整”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奇想，最主要的一条，是显示了他对现代社会以思想言论自由为基础的

　　多元文化的恐惧。他说：

　　“今日之主义主张者，盖苦于固有文明之统整，不能肆其竞争权利寻求奢侈之伎俩，乃假托于西洋思想以扰乱之。此即孙叔敖之所谓群非不利于国是之存在，而陷吾人于迷乱者。吾人若望救济于此等主义主张，是犹望魔鬼之接引以入天堂也。魔鬼乎，魔鬼乎，汝其速灭。”

　　“统整”成功，“魔鬼”消灭，“纲常名教”诸“国是”再度君临天下，如此一元世界，自然美妙无比。

　　2.以中国固有自然经济的经济目的，取代现代市场经济。

　　在杜亚泉看来，西方以追逐利润和满足欲望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是不可取的：“吾人之经济目的，在生活所需之资料，充足而无缺乏而已……虽坐是而科学不兴，发达经济之手段，数千年无甚进步，诚不能谓其全无流弊，然目的固未尝误也，西洋社会之经济目的，则不在充足其生活所需之资料，而在满足其生活所具之欲望……生活之程度愈高，维持愈难，竞争愈烈……今日之大战，即为国家民族间经济的冲突而起也。”9他把中国传统经济的目的称为“自给自足”，而称西方的为“给人足人”。就在发表引起与陈独秀激烈争辩的《迷乱之现代人心》的同一期的《东方杂志》上，刊出其《工艺杂志》序，完整地阐释了他的经济主张：

　　“欲给人足人，则其因工艺以侵略他国干涉他国之事，仍不能免，世界和平，终不能保……故鄙人之意，以为给人足人之工艺，虽当嫉之恶之；而自给自足之工艺，则亟宜提倡……一，当以人类生活所必须者为限(如纺绩制纸之类)。凡发达肉欲助长奢侈之工艺品，当屏绝之。二，凡可以手工制作者，勿以机械代之……三，……提倡国货，勿以输入品之廉价而就之……四，吾国讲求工艺者，勿视此为投机致富之捷径，当常存公德之心，抱义务之念……”

　　依据这些主张去发展经济，出现在世界东方的，必然是封闭、停滞，气息奄奄的中国。而这正是其以固有“国是”为基，融合中西，“统整”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3.以中国文化拯救世界。

　　从世界范围看，东方文化救世论源远流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中国也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小潮流，杜亚泉亦卷进其中。他说：

　　“……吾国数千年来之固有文明，决不能为百余年来新产之西洋文明所破坏……近世西洋学者，对于东洋文明之智识，渐渐深造……吾国五千年以前之旧文明，将流入西洋，发生二十世纪之新文明。”

　　20世纪行将过去，这个预言没有实现；21世纪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美梦成真，更为渺茫。这个思潮所以在中国屡仆屡起，客观条件是资本主义确非理想世界，世界大战更将其恶的一面暴露无遗；而中国知识阶层的古老大国昔日辉煌的潜意识更使它伺机喷涌。

　　杜亚泉生长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期。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研究者曾一再指认他吸收了不少来自西方的新思想，确认他绝非顽固守旧之流。但不能不正视的是在第一次大战爆发以后，他进入了与前期有别的思想迷乱期。请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今大战终结，实为旧文明死灭，新文明产生之时期。旧文明者，即以权利竞争为基础之现代文明，而新文明者，即以正义公道为基础之方来文明也。但此在欧洲言之则然，若就我国言之，则当易为新文明死灭，旧文明复活之转语。盖我国今日，固以权利竞争为新文明，而以正义人道为旧文明也。我国近二十年来之纷扰，实以权利竞争为之厉阶，皆食此所谓新文明之赐，与欧洲国际间纷扰之祸根，实为同物。”

　　明白无误的信息是：告别权利与竞争，回归传统。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大转变。

　　“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当代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共识。13这个让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方文化救世论者一再失算的自我更新能力，恰恰来自杜亚泉要坚决摈弃的公民的权利与竞争。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在改革和调整。本世纪初列宁已经肯定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因素，在行将告别20世纪之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和融合(无可辩驳的是经济全球化)已是无法逆转的现实和愈来愈强劲的趋势。有识之士大都承认，不管姓社姓资，是东是西，公民权利和竞争都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机枢。杜亚泉在这一关键问题的拒绝，对一个思想家来说，不能不说是重大迷误。从这一角度看，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在争论中代表了历史正确的一面。

　　杜氏失足何处？1919年他曾动情地描绘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以俭惜物，以勤治生，严于守己而勿吝于给人，是为中国之古君子，是为世界之新人物。”观其一生，勇于汲取新知，拥护和宣扬民主共和，为传播科技、发展出版和教育事业呕心呖血，言行一致，确是道德高尚、“古风犹存”的君子。可是，他生活在海内外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大转折年代，他缺乏大思想家洞察古今中外的思想穿透力，面对海内外战乱、社会不均、道德失范等混乱现象，民族情结和传统文化的幻景遮蔽了他的眼光，中体西用、东方文化救世等念头由是乘虚而入。

　　第三，是不是导致“封闭性”的“五四意识形态”的建立？

　　请先看看下面的几段论断：
　　“任何一个要求进步——尤其是一个要求以革命为进步手段——的运动，必需具有凝聚群众的力量，而由‘奇里斯码’型人物倡导的意识形态，由于它的系统性、封闭性与道德情操的诉求，自然是凝聚群众所不可或缺的了。但，因为其自身的封闭性，它往往与现代知识隔绝，甚至与常识隔绝；因此受到强度特高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的改革或革命，便往往会犯重大的错误，带来重大的灾难。”

　　对近代中国各式革命组织而言，这是十分有益的醒世良言。但是不是“任何一个要求进步的运动”，都必然出现“封闭性”的意识形态，这又是有待验证的假设。看看作者怎样继续写下去吧：

　　“人类学家基尔兹(Clifford
　　Geertz)正确地指出，当一个社会产生了社会与政治危机，加上文化因迷失方向而产了文化危机的时候，那就最需要意识形态的时候。”

　　这个说法亦不失为有一定根据的一家之言，但也有过于绝对化的毛病。因为它排除了在危机时期出现多种理论、纲领、方案交锋，在争斗中不断完善和修改自己的主张的可能性。这个逻辑失误掩盖了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屡屡出现的多元并立的开放性。

　　随之而来的推论，也是作者自己的结论便更值得注意了：

　　“军阀混战的‘五四’时期，没有政治秩序，也没有社会与文化秩序。人们处于政治、社会与文化三重危机之中，此时最需要强度高的意识形态来应付他们的危机。”

　　“正因为在‘五四’时代传统的秩序已经崩溃，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危机极为严重，所以任何思想在‘系统化’的过程中都难逃意识形态化的命运。”

　　于是，作者大声疾呼：“我们要超脱‘五四’意识形态的藩(樊)篱”！

　　这些是上一个十年发表的文字。出版地在香港，咫尺天涯，不久前笔者才有幸拜读。旧话值得重提，是因近十年对“五四”的指摘，持论类似，而又未见有人对此作出回应。

　　窃以为这些貌似雄辩的言辞的主要弱点，在于说的都是“应然”——以某个学者的论断为前提的推论；缺少的则是“实然”——对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分析。作者口口声声说“最需要强度高的意识形态”或“难逃意识形态化”的命运，但没有具体回答出现了哪些“封闭性”的意识形态。

　　“五四”时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政治和文化的危机。

　　政治上，一是民主政体不完善甚至被人肆意践踏；二是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对策是启发和培植公民的权利意识，维护法治，坚决反对南北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要说“封闭性”的意识形态，在那些穷兵黩武的军阀或军阀集团身上不难找到，而与新文化运动则风马牛不相及。后者不是政治组织，也没有统治全国的野心，他们坚持不懈鼓吹的无非是自由、民主、法治，而且是按照西方主流文化通常的阐释去宣扬的，没有加上“中国特色”或他们独创的内容。这是最具开放性的主张，何来“封闭性”的“意识形态”？

　　在文化领域，当时确实存在着思想文化不能满足民主共和制度需要的危机。可是，不应忽视当时已经有一个现代教育文化制度的雏形。以学术自由为基础的大学，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独立的报刊和出版系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内运作的。多元鼎立，自由论难，以理服人。虽然有过侵犯言论自由的事件，但知识分子和有关人士敢于公开抗争，没有“全面专政”。在这样的文化制度下，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没有组织的松散的文化思想流派，而在思想上则大同小异，在自由探讨中各自为战。他们坚决反对好同恶异、思想统一、多数或一人专制，而以人格独立和自由思想为基本出发点。《青年杂志》创刊伊始便大声宣告：“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6这是自由思想运动，其领袖没有人尝试建立封闭性的意识形态(个别领袖后来参与创建政党，已经超出新文化运动范围)
　　。把这一自由思想运动说成是封闭性的意识形态，与历史事实实在相差太远。

　　顺便说说，流行甚广的指摘新文化运动因为以国家富强为目标，妨碍了对自由的追求的说法，也是于史无据的。有各式各样的爱国运动。总结历史经验，新文化运动以人权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为救国的不二法门。科学的基本诉求是理性；人权、民主的基本内容则是个人自由和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宪政。谴责新文化运动不关注个人自由是很不严肃的。

　　新文化运动确实冲击了传统文化，但这个冲击是中国文化新生的契机而不是它的终结。在现代社会，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只有接受除旧布新的洗礼才能适应这一格局。现代社会的现代文化又是世界的，不洗刷自身封闭的宗法专制扼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理性的色彩，任何古老文化都逃脱不了衰亡的命运。

　　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吗？请向为它的回春再造历尽艰辛的新文化运动肃立致敬！

Answer 3

　　不是，是吸取精华，去其糟粕。
　　新文化运动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与“赛先生”）。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Answer 4

是的，从所谓“打倒孔家店”等口号可以看出。不过是否真的被打倒或者打倒到什么程度就比较难说了，但的的确确对旧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甚至破坏。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这是很不理性的。不过当时为了“冲决网罗”。亦是迫于无奈，零敲碎打只怕难以成事。在今天，我们或许觉得有些否定过于绝对化了，但应该原谅那些前辈，毕竟他们是为了打破一个老文明的束缚。

Answer 5

是可以这么说，陈李这批人的态度当时是比较激进的，打到孔家店什么的就是这帮人干的，对传统文化伤害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