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湖湘文化在近代经历了怎样的转型

Answer 1

　从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开始，以英国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近代。近代是中国备受列强凌虐、奴役和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谋求独立，向西方学习，努力奋起从而使自己走上近代化的历史。近代化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化。看中国是否走上近代化主要就是看其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新文化，换言之亦即是否脱离了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文化由于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条件，并非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产生，而是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由西方传播和移植过来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应以西方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汇作为标志。进而言之，倘若仅有西方文化的输入而没有对于这种文化的受容，那还不足以表现文化近代化的特征。只有当两种异质的文化彼此冲突融汇，原来的文化在此中发生变异，不再保持原来的面目，而是朝向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论湖湘文化的近代化开端及其标志》，《湖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运用这个标准审视鸦片战争发生后的湖湘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其近代化的起点不能与沿海地区划等号。至少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湖湘文化还没有走向近代化。
　　首先，从中西文化冲突融汇的视角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只有排斥，没有受容。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西教加以排斥。最早传入湖南的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据载在清雍正之前，衡阳与湘潭两地即建有天主教堂。太平天国期间，湖南境内的天主教堂“相当可观”。1860年《天津条约》订立，中国允许传教士入内地合法传教，湖南就更多传教士的足迹。可是这种西教文化并不能在湖南立足生根，它遭到了湖南人的强烈抗拒。从1860年开始，湖南反教排外的风气极盛。凡有传教士涉足之处，如湘潭、衡阳、永州、岳州、长沙、常德、武陵、龙阳、石门、桃源、临湘等地，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反教排外事件。据统计，从1860年到甲午战前，湖南的大小教案多达数十起，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这些教案或是焚烧教堂、驱逐教士；或是发布攻击性的揭贴和漫画，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周汉反洋教。周汉，湖南宁乡人，曾随陕甘总督刘锦棠前往新疆，在左宗棠的湘军营中帮办军务，后擢升陕西候补道。可说是位有功名的封建营伍之士。他反洋教主要采取漫画与歌谣的形式，将外国教士画作“猪精”，称天主教为“天猪教”，指责其“伤天理”、“灭天伦”。可见他反洋教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的“圣道”和“崇正黜邪”，并非自发与盲从。他在狱中的供词且自称：“我中国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周汉与反洋教斗争(附供词》，《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周汉的反洋教反映了当时传统的湖湘文化所蕴含的强烈内凝力，这种内凝力对于来自西方的异教文化，概加排斥，绝不受容。同样的例子，在曾国藩身上也可以看到。曾国藩组织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打起的便是一面“卫道”的旗帜。针对太平天国搬来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内容，亵渎孔子，崇奉上帝，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背离，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就抓住这一点大加指责。说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不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国藩全集·文学》卷3。）在这里，曾国藩的卫道与周汉的卫道，本质上并无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对抗太平军，不单是军事上的抗争，也是一场“文化绝续之战”，争战的结局，太平天国失败了，在中国、在湖南，是封建正统的儒家文化得以确保。这种“正统的”文化中心，被曾国藩不自觉地从北京搬到了湖南。
　　二是对于西方的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也一概加以排斥。这里可以略举几例。一是湘省行轮。早在1866年，湘阳人郭嵩焘上书总理衙门，主张在湘省制造火轮，“以分洋人之利”。1879年郭出使英法卸任归里，“以开设口岸、广通商务，为兴湘之第一义”。（《戊戌变法》(三)第376页。）并筹集资金，创议行轮于湘鄂间。不意竟遭到湘人极力反对。湘人认为轮船一开，会将外国人引入内地，民船也会因此而生涯尽失，故众口一词，指郭为“二毛子”。同官刘锡鸿还上奏弹劾，致使郭议败于无成。直到甲午战后，其它一些河海交通之区，如苏、浙、赣等省，早已兴办内河行轮了，然而当湘绅向湖广总督张之洞作恳切请求时，张仍以“湘省风气未开，易滋事端”为词，不予批准。（《张文襄公全集》卷218。）后经反复商请，始同意与鄂省合办。二是1872年6月，曾国藩病殁金陵，其柩由轮船运抵长沙，官绅大哗，反对轮船入境。曾为同治中兴贵宦，尚且如此，足见湖南守旧风气之强锢。这种风气，甚至到了甲午战前的两年，尚未减弱。据载1892年，湘鄂间架设电线，电杆树立后，澧州县绅民疑电线为洋人所设，群起将电杆毁折，终于迫其停工。故在西方传教士眼中，湖南好比《圣经》“创世纪”中一再提及的“铁门之城”伊塔——一个拒绝文化洗礼薰陶的地方，认为湖南之于中国，有如拉萨之于西藏，是禁地中的禁地，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当时舆论界这样评述道：“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之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以上便是甲午战前湖南对于西方文化所表现的态度。
　　其次，从文化的各个层面来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没有发生变异，仍属于封建的传统文化形态。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仅指观念形态，广义的文化则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社会心理的三个层面。物质文化是文化的表层结构，它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相联系，包括物质或器物的创造。可是在甲午战前，湖南没有出现任何资本主义的新式工、矿、交通、邮电等，社会经济依然故我。人们的物质生活及其环境，基本没有改变。社会心理文化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它表现人们的内心生活、观念形态及其社会习俗。可是在甲午战前，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社会心理，如同前述，对于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完全表现出排斥和抗拒的态度。在学术、文艺、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领域的建构，依然没有脱去传统的规范。士大夫多崇尚心性理学，或沉湎于考据训诂。虽然有一部分人倡导经世致用，这本来可以成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汇合点，但由于人地所限，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拒不受容，所谓经世之学，也依然不能突破儒学的藩篱。至于思想的传播工具及其各项辅助设施，诸如近代化的新闻、出版、印刷及其公共图书事业，也一概全无。介于物质与心理文化之间的是制度文化，它反映人们的集体生活。可是在甲午战前，社会各项制度也丝毫未曾注入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血液。以教育一项论，除了部分经世派对于科举制度有过批判，少数人进行过书院改革的某些尝试之外，真正能够体现资本主义文化设施的新式学堂，则一所都未出现。自然更谈不上政制、法制、兵制等各个方面的变迁了。总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其各个层面都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的氛围。传统的湖南社会以丰衣足食为满足，以奉行“三纲五常”为止境，士大夫以文风自豪，百姓以知就义为足。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自我中心”社会。但凡自我中心者，排外自必强烈。当然，造成这种自我中心的原因有许多，诸如地理环境、地方民族性格等等。但尤为贴近和明显的一个因素，则为湘军的兴起与功成。曾国藩以儒教治军，打败太平天国，使儒家传统得以确保，这就给湖南人带来了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因而也使其滋生一种虚骄狂妄之气。陈宝箴谓：“自咸丰以来，削平冠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49页。）皮锡瑞也称：“湘人尚气，勇于有为，而气太盛，则不能虚衷受益”。（皮锡瑞《伏师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此便是对于自我中心，湖南人的典型概括，又何尝不是对于传统的湖湘文化的概括呢!在这种狂妄的自我中心意识流的作用下，外界发生种种变故，湖南人皆不屑一顾，仍自抱残守缺。无怪乎有人这样评论：“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张明园《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31页。）
　　也许有人会说，甲午战前，湖南不是出现过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之士吗?如魏源、郭嵩焘、曾纪泽，甚至曾国藩也办过洋务。诚然，这都是客观事实。但人们也应看到，他们虽是湖南人，而他们的新思想却不是在湖南产生的。同时他们的思想和言行，也基本上没有对于甲午战前的湖南产生过作用和影响，更谈不上改变传统的湖湘文化结构和促使它向近代化过渡。他们当时或是不为湖南人所闻，或是受湖南人排斥。他们真正受到湖南人推崇并成为湖南人的骄傲，那恰恰是甲午战后的事情。要言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发生交汇，仍属于典型的传统文化结构。

甲午战后：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湖湘文化——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之二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是从甲午战后才开始起步的。具体说是在甲午战后的湖南维新运动中，湖南才一反甲午战前的那种守旧排外的格局，对于西方文化开始受容，并进行了各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模仿和创制。
　　为什么直到甲午战后，传统的湖湘文化才开始发生变化?这是新的时势和环境造成的。有些学者只注重从思想背景的角度解释这种变化，突出王夫之、魏源等人的思想影响在个中作用。我们不否认传统的湖湘文化与近代湖湘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但却不认为思想背景是引起湖南变的最主要的因素。之所以如此强调，即是说，倘若没有这层思想背景，在某一特定的外部条件的作用下，湖南也是要变的。这一外部条件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是役，老大的中国居然被小小日本给打败了，而湘抚吴大徵还亲率了一批湖湘子弟参与对日作战。昔日不可一世的湘军，如今居然不堪一击，这对于“自我中心”的湖南人来说，是一股强刺激。如果说过去的湖南人曾因为湘军所带来的荣耀而自我陶醉，以致于守旧排外，那么这种荣耀一经扫地，湖南人就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谭嗣同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虚骄之气既灭，虚衷受益才有可能。当时湖南人多以日本做榜样。日本所以打败中国，是因学习西方有成效，因此湖南人也就对于“西学”产生兴趣。谭嗣同的前后变化很可以说明这点。1895年，他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所谓“舍己从人取于人”，所谓“画此尽变西法之策”，表现出一种异于甲午战前的崭新姿态。甲午战后，一大批湖南人，就是抱着这种姿态，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挣脱出来，在陈宝箴、江标、徐仁铸、黄遵宪等湘省官吏的支持下，在梁启超等几位康门弟子的帮助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从而将湖湘文化推向近代化的进程。
　　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首先表现为传统的观念形态发生变革。为了破除甲午战前湖南守旧排外的格局，湖南维新派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开民智”与“倡西学”。传统的湖湘文化以自我封闭为其特征。自我中心的顽固之士抱着一种“普天之下，惟我独尊”，“舍我之外，必无教化”的观念。维新派将其指为“井蛙”和“夏虫”。井蛙不知天，夏虫不知冰。邵阳人樊锥写成《发锢》一文，抨击顽固派“不揽星球，则曰世界之宏”。（《湘报》，1898年4月19日，第38号。）告诫守旧人士在湖南和中国之外，尚有一个浩渺无垠的宇宙，宇宙中有无数星球，而我“仅据其一”，这“其一”之中，又有万国万教相列，“相犄相角，相抵相吞”，“宗旨岔出，言论横塞”。世界既如此之大，万国万教相列如此之多，又何可“唯我独尊”?针对守旧者将儒家文化奉为至高无上的“天理”，把西方文化视作非天理的异端邪说，樊锥驳斥说：“以天之理，不以是者理，非者不理也。世界之是非，皆理也”。“自然之性，欧亚相合，乌得以我独有天，彼独无天乎?又乌得以我之天独是，彼之天独不是乎?”他认为“天理”并非儒家所独有，天理即世界之公理!“天之于生，无非一也，一也者，公理焉；公理也者，平等焉”。故西方文化应与中国文化平等相视。所谓“一人孤生不成其为人，一国孤据不成其为国，一洲孤立不成其为地球，一筋一血一丝一络不成其为身，故一教不成其为世界也”。（《湘报》，1898年4月19日，第38号。）
　　二是宣场“中体西用”与“西学中源”说。对于西学合法地位的认定，必然导致维新人士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从而权衡轻重，判定优劣，决其取向。应该说，在这一点上维新人士之间存有差异。大部分维新人士，特别是在维新运动初期，通过比较，还只能对于西学中的“西艺”加以接受，即学习两方科技，进行器物文化的创造。他们并不认为“西政”，即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优于中国。因此他们奉行从60年代开始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为指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还不能变。湖南新政中的两项重要设施——南学会与时务学堂，便都是以“中体西用”为其宗旨。皮锡瑞主讲南学会时，屡次宣称：“中国自有教旨学派，二千年来信从已久，岂能尽弃其学，全仿西学?”（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由于奉行这种宗旨，于是便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许多维新人士在会通中西文化时，几乎都将西方文化说成是由中国文化派生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说。如唐才常解释湖南创设保卫局时这样说：“今西国有警察部，无不与《周官》暗合。《传》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记》曰：‘礼失求野’。吾能取其法，还之中国，斯可认上对古人，下慰民心。”（《湘报》，1898年3月8日第2号。）为何甲午战后，不少人已醉心“西政”，而湖南则还依然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层次上?试言之，一是湖南开风气较晚，它本身没有经历洋务运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还不能超越这个层次，甲午战后欲“毕其功于一役”，一时尚难办到；二是中央的官方文书中还只标榜“中体西用”，主持湘省新政的官员尚不敢有所逾越而去承担风险；三是维新人士为减少新政阻力，需要尽可能将中西文化的畛域消除。所谓“西学中源”说，对于部分维新者讲，实际上也隐寓着以维护传统的形式来打破传统的用意。
　　三是宣传“西政”并与保守派斗争。尽管多数人奉行“中体西用”，然而也有少数激进的维新人士，在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后期，旗帜鲜明地从“西艺”层面升华到了“西政”的高度。谭嗣同是其中突出的一员。他指责主张“西艺”者，是对西方“政令法度之美备曾未梦见”，认为中国变法应当从学习西方的政令法度入手，这就需要改变中国的“体”，即封建的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他指责封建君主为“窃国大盗”，指责三纲五常是“惨祸烈毒”。（《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其他还有一些激进派亦有同样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时，他们大倡西方的平等思想与民权学说。谭嗣同认为封建社会颠倒了君民关系，应当是“民本君末”，“君权民授”，“主权在民”。他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者，只有朋友一伦。“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梁启超在时务学堂面对青年学子的讲学中，更是大张其说。他们将封建文化的“体”批驳得体无完肤，成了传统文化的叛逆者。甚至他们中的个别人士，还主张全盘西化。樊锥有“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言论；（《湘报》，1898年4月2日第24号。）易鼐有“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的主张。（《湘报》，1898年3月29日第20号。）由此可见，封建的伦理观在他们思想上已发生变革，继之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观所取代。正因为这样，才招致守旧人士，也包括停留在中体西用层次上的一批人的反对。湖南维新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场斗争，史学界称之为新旧之争(其实应当是“体用之争”，或者说是“西艺”与“西政”之争)，便是由此而生的。在这场斗争中，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激进的维新派面对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反对派的猖狂进攻，毫不退却，生死以斗，甚至以“杀身灭族”相劝勉，充分表现出一种冲决罗网的献身精神。
　　总之，甲午战后经过维新派的积极宣传和努力，人们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与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变革和离异，这种变革、离异，成为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其次，维新派以变革后的新思想和新形式，开创了湖湘文化近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的开创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开设学堂。几乎所有的维新派，都提出了废科举、兴学校的要求。湖南时务学堂的设立，成为湖南省第一所近代化学校。课程设置除了经史，增设了不少西学课目，如格算、公法、外国史志等。省城还设立了近代化的专门学堂——武备学堂，采用西法培养新式军官。全省各地都纷纷改变旧的教育体制，标志着湖南近代教育的开创。
　　二是举办学会。省城设立南学会，成为湘省“开民智”的领导中心。遇有地方重大事情，均由此会讨论，提出办法，供省当局采纳。南学会定期开讲学术、政教、天文、舆地，听讲者可自由发问辩难，为人们提供了思想与言论交流的场地。全省各地不仅有南学会分会，还设立了其他各种学会，如校经学会、明达学会、致用学会、延年会、群萌学会、任学会、湖南不缠足会、三江学会、兴算学会、法律学会、公法学会、质学会、戒鸦片烟学会等等。各学会开展各项活动，移风易俗，蔚成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其中尤以湖南不缠足会与长沙延年会成绩显著。不缠足会旨在破除妇女缠足陋习。它的入会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谭嗣同撰《不缠足会嫁娶章程》还规定：“同会者可互通婚姻，婚姻从简，女方不得需索聘礼。（《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当时报名参加不缠足会者达一千数百人之多。总会在长沙设立，衡山、新化等地还设立分会。延年会则以树新风、除旧俗为主旨。它的章程规定：无故不得请客，贺节贺喜及虚文酬答一律免除，严格遵守工作作息时间，办事讲求效率，并每天做体操。（《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
　　三是推行市政管理措施。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湖南设立了保卫局。这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警察机构。它以“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为主旨。（《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除通缉罪犯，还清扫街道卫生，维持市内交通。
保卫局附设有迁善所，职责是收容和改造社会不法之徒，如骗、盗及流氓斗殴等，组织他们学习织布、缝纫、刻字、弹棉、制鞋等项技艺，使之释放之后，能有一正当职业谋生，不再危害社会。
　　四是建立各项近代文化设施。为开风气、拓见闻，省城办起《湘学报》与《湘报》。这是湖南最早的近代杂志和日报。它们开设各项专栏，有奏疏、电旨、公牍、论说、省内外新闻、商务、杂事、外国时事等。甚至还刊载每天市场商情、物价及各类广告，成为传递信息、沟通人们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成为宣传资本主义新文化与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园地。当时，《湘报》上出现了一些用白话体写作的文章和诗歌，如皮嘉佑的《平等歌》、《醒世歌》；吴獬的《大家想想歌》等，语言通俗活泼，开创了文学的新形式，还出现了一些新史学以及运用西方自然科学解释天文、地理的文章。《湘报》当时已经采用了最新的机器活字印刷技术，报纸日出一张。湖南近代的新闻、出版、印刷事业由此开创。南学会还设有藏书楼，也开湖南近代图书馆事业之先河。
　　五是开办近代新式企业。包括设矿务局，用机器和新法开采各种矿藏；设和丰火柴公司，提供人们日常必需的用具；设宝善成制造公司，开办机器制造业；设小型发电厂，使长沙最早有了电灯照明；设电报局，架湘鄂间电线，使湖南最早有了电信业。又开办湘鄂间的轮船营运；还筹建鄂汉铁路。
　　所有上述，表现了甲午战后的湖南，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社会心理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