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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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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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

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

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

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

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

良渚文化时期炊器大多是鼎。

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

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

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

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 *** 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

玉器上的纹饰除神 *** 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

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

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

良渚文化时期的食物以水稻为主。

发现和命名

1934年发现浙江吴兴1936年发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

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的黑陶相类似,因此,也称作龙山文化。

1939年,有人把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区,并指出杭州湾区的文化相与山东、河南的有显著区别。

1957年,有人认为浙江的黑陶干后容易褪色,没有标准的蛋壳黑陶,在陶器、石器的形制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于1959年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

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上海市上海县马桥、青浦县福泉山等。

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

轮制较普遍。

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

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

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

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

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文化分期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

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 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

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

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社会经济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

据在钱山漾发现的稻谷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

在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农作物,也有人对其出土层位和鉴定结果有所怀疑。

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

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背面较平,正面稍隆起,常穿有1~3孔,有人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

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顶端有一个斜向的柄,制作较粗糙,往往仅在刃部磨光,有人认为是安装木柄后用来在土地上划出沟槽的,称为“破土器”。

这两种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时期使用较多,对其定名和确切用途尚待深入研究。

手工业也很兴旺,有的可能已形成专业性的生产部门。

玉器制作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

玉器主要有珠、管、坠、、瑗、璜、镯、琮、璧、蝉等。

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规格定型,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

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浅刻横道分为15节。

另一件玉琮高达23厘米,雕刻有几组兽面纹,一件大玉璧直径达26.2厘米。

类似的琮、璧在张陵山、草鞋山、福泉山等地墓葬内也有发现。

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见)。

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

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

在发现的陶文,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手工纺织业也有迅速的发展。

钱山漾遗址发现有国内早期的丝麻织物。

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

丝带为30根单纱分 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蚕的饲养可能以太湖地区为最早。

但也有人对丝织品的时代持怀疑态度。

麻布片经鉴定为苎麻纺织品,也是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各有24根,有的细麻布经线31根、纬线20根。

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实物。

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制品集中发现在钱山漾遗址,共200多件。

竹篾多数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

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一类比较复杂的编织法。

制品种类有捕鱼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筑上用的竹席,以及篓、篮、谷箩、簸箕、箅等,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

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

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居址和墓葬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

在钱山漾遗址发现 3座的。

其中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

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

在吴县澄湖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

昆山太史淀的水井还有木构井圈,系用4~5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各地共发现墓葬数十座,墓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

有大、小墓之分。

在浙江海宁、嘉兴、平湖和余杭等地发现的小墓,随葬陶器的质量一般远逊于实用品,有的小墓用猪下颚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

大型墓不仅墓坑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

如草鞋山198号墓,东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镯、管、珠、锥形饰、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

福泉山遗址6号墓虽遭破坏,仍遗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玉琮5件,玉璧4件。

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

用如此大量玉器随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在良渚文化中也属特殊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玉敛葬”。

张陵山遗址的一座墓葬,随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兽面纹的玉琮和玉瑗、玉蝉等较为突出,在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3个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

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遗址的两座墓邻近处,分别有一具猪、狗的骨骸,可能是殉牲。

以上表明,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当时已出现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的玉琮、玉璧等礼器。

有的玉琮上还刻有数组象征威武的兽面纹饰(见)。

良渚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走上解体的道路。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草鞋山、张陵山等处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对比分析,良渚文化是由崧泽文化演变而来的。

崧泽文化的墓葬,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这与良渚文化的基本一致。

崧泽文化的石锛,背面逐渐出现脊线,正处于良渚文化阶形有段石锛的前一阶段。

两者的穿孔石斧也相近似。

崧泽文化的扁方侧足鼎、细高把豆、高领扁腹壶等,与良渚文化的鱼鳍形足和扁方形足的鼎、黑陶细高把豆、高领贯耳壶等有着继承关系。

关于良渚文化的发展去向,马桥中层的青铜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

马桥中层叠压在马桥下层即良渚文化晚期遗存之上,发现的石镰、有段石锛、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与良渚文化的接近,而后两种石器的数量比良渚文化时期又有所增加。

马桥中层的黑衣陶与良渚文化的黑皮陶存在承袭关系,两者的鼎、簋等器形也有密切的关系。

至于马桥中层含有较多数量的印纹陶,目前尚无材料说明与良渚文化存在联系,其来源有待进一步研究。

良渚文化与和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有段石锛和贯耳壶,是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的遗存中有少量发现,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

大汶口出土的玉笄,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饰可能有联系。

在上海县马桥、金山县亭林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数片涡纹彩陶片,可能是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

马桥、雀幕桥等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也当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关。

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陶器都普遍采用轮制,黑陶占有显著的地位,盛行磨光素面陶,三足器、圈足器都很多,等等,则表现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

良渚古城

浙江省考古所上周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

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为中心,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

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说,距今4000年以前。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是“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严文明教授说,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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