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文化的文化发源地
（“河套人”与“河套文化” ）
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Licent）在鄂尔多斯地区根据当地蒙古人旺楚克提供的线索找到了盛产动物化石的萨拉乌苏河大沟湾,并从地表拾到了三件已相当石化的人类肢骨。1923年，桑志华和另一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组成一支考察队在鄂尔多斯地区进行考察，先后发现了水洞沟与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后来，德日进在室内研究中，从1922年采集的一堆羚羊牙齿和鸵鸟蛋片中意外地发现了一颗石化程度很深的桥备人类的上门齿。这颗牙齿经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卡达生（Davidson Black）研究，命名为“河套牙齿”（The ordos Tooth）。四十年代，我国的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裴文中在他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两个中文名词。“河套人”以那颗“河套牙齿”为代表，“河套文化”以水洞沟（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境内）与萨拉乌苏河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两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为代表。
1956----1960年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汪宇平曾三次赴萨拉乌苏河一带调查发掘，他在范家沟湾又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并从萨拉乌苏河的现代阶地堆积物中找到了一件人类顶骨和一件股骨化石。后经我国古人渗颤类学家吴汝康研究，认为河套人“可能比西欧典型的尼安德特类型的人类更为接近于现代人，也就是更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多家单位在裴文中、贾兰坡先生的组织带领下曾多丛消败次到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一带进行综合考察，陆续发现了一些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到1980年，在萨拉乌苏一带发现河套人类化石有额骨、顶骨、枕骨、单个门齿、下颌骨、椎骨、肩胛骨、肱骨、股骨、胫骨、腓骨计23件，其中有6件河套人化石材料发现于萨拉乌素组原生地层里，解决了河套人的确切原生层位问题，河化石的科学价值得到了确认。在萨拉乌素河沿岸发现的旧石器文化地点两处，一处在邵家沟湾，1923年由德日进和桑志华发现，当时发掘得到一批石制品和大量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另一处在范家沟湾，1956年汪宇平发现，他先后在此采集了80多件石制品和一些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发现了一些烧骨和炭屑。198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兰州沙漠研究所等单位进行综合考察时，又在范家湾沟发掘到130多件石制品和大量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同时采集到相当数量的灰屑。
经科学界研究初步认定：河套人的体制特征接近于现代人，但还保留着某些较现代人原始的特点，它在人类的进化阶段属于晚期智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实验室用碳14方法测得河套人的年代为距今35000多年。萨拉乌苏河一带发现的旧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产物，它在文化传统上可以归于华北地区的“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
河套人及其河套文化遗址从1922年发现以来，已历七十余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这一内容相当丰富，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的遗址来说，发掘与研究工作还显得不够。今后，随着更多的材料的发现，我们还应该在河套人的生活环境、时代文化特征，萨拉乌苏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以及与周围地区的联系等方面展开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
这，就是“河套文化”，它揭开了鄂尔多斯文化史上耀眼夺目的第一章。 从仰韶到龙山
朱开沟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四道柳川与束会川之间、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境内。1974年，自治区与伊盟的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处纵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发掘证明，朱开沟的文化内涵与出土的器物自成一相对完整体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故命名为“朱开沟文化”。
朱开沟文化遗址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根据对地层和发掘出的器物群的初步研究，这里的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五期。据碳14法测定。第一期距1980年为4450±70年，第五期距1980年为3420±70年，朱开沟文化早晚延续约1000年。朱开沟文化遗址中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这里发现的许多陶器作坊遗迹，说明新石器时代鄂尔多斯地区的制陶业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并且逐渐兴盛达到了较高的发达程度。在这里的仰韶文化晚期的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半地穴式的石屋与窑穴。半地穴式石屋在人类建筑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大量石器和陶器说明，仰韶文化时期鄂尔多斯地区仍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农业部落阶段。在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中，陶器尤为丰富，器物的演变序列比较清楚，陶器艺术既反映了传统的承继与保留，也反映了对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文化的吸收，表现了鄂尔多斯地区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与汇合。在朱开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说明鄂尔多斯地区在早商时期已经具有较发达的经济与较高的生产水平。
总之，朱开沟文化内涵丰富，历史跨度较大，它上承古老的“河套文化”，中经“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又下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先河，它是鄂尔多斯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此外，在鄂尔多斯高原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主要的有准格尔旗乌日图高勒乡壕赖梁遗址与伊金霍洛旗东北、东胜市东南的尔吉奈曼沟遗址。鄂尔多斯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较多，属于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脑包沟门、荒地窑子等，属于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有房塔沟、寨子上、西麻青等。从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中，我们可以探寻出数千年前生活在鄂尔多斯大地上的人们留下的历史踪迹。 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它以鄂尔多斯为中心广泛流布于中国北方以至欧洲。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滥觞于早商时期，到春秋晚期达到鼎盛阶段，到战国晚期渐趋衰落，延续到东汉或更晚时期。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兵器、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与车马具等，其制作工艺与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鄂尔多斯青铜器与鄂尔多斯动物纹的完美结合，融铸成为鄂尔多斯文化史上的一大艺术奇观。
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发源于鄂尔多斯高原，流布相当广泛。在殷墟文化期，除近邻晋、陕地区外，向南已波及到渭河流域、豫北殷墟文化和先周文化区域，向东达辽东沿海。西周至春秋时期，在河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大部分布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域，向北经蒙古至外贝加尔的广大地区，尤以米努辛斯克盆地较为集中，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多分布于内蒙古、陕西、宁夏、河北等地的战国秦赵长城沿线，向东似不越过承德至张家口一线。两汉时期，主要分布于蒙古境内，北至西伯利亚，西至阿尔秦，东达辽宁西丰县。
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周围的中原文化，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西伯利亚卡索拉文化，塔加尔文化等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既有对周围诸文化的吸收，也有对周围诸文化的影响。
关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族属问题，文物考古工作者认为，商周至春秋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应为狄人的先期文化和狄人文化。随着氏族的演变和发展，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可以称之为先匈奴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战国晚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又可能是林胡的遗物。到两汉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则是匈奴族的遗物。总之，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是以匈奴为主体的我国北方诸部族或诸民族共同创造的。 鄂尔多斯地区是匈奴民族最早的栖息地和活动摇篮之一。河套匈奴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河套匈奴文化遗存主要有青铜器、青铜饰牌、铜镜、铁器、陶器、汉字瓦当、官印及金、银、玉、玛瑙、琉璃等物品，内容丰富，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均属罕见。1972年冬，杭锦旗阿门其日格公社桃红巴拉东北4公里阿鲁柴登沙窝子中出土了一批饰有各种动物纹的金银器，197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派李作智、田广金等前往调查，结果在这一带发现了一批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的匈奴墓葬。1975年，内蒙古博物馆与文物工作队在准格尔旗大路公社玉隆太村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匈奴贵族墓。1979年准格尔旗卜尔陶亥公社西沟畔村民张先宝发现一批文物，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与伊盟文物工作站派员调查，又发现一处战国时期的匈奴墓地。1980年，文物工作者又在西沟畔发现匈奴墓地。此外，东胜县的补洞沟，伊金霍洛旗的公苏壕，准格尔旗的速机沟等地均发现大量匈奴文化遗存。
经综合整理研究，学者们将河套匈奴文化划分为青铜时代（商到春秋时期）、早期铁器时代（战国时期）、铁器时代（两汉时期）。匈奴的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原始氏族到部落联盟时期。到铁器时代，匈奴才进入建立统一国家的文明社会。在匈奴文化的发展史上，汉民族的文化影响十分鲜明。匈奴分为南北二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在鄂尔多斯地区居住百余年，共传19代单于。东胜曾发现一方“汉匈奴栗借温禺？”印，可能是汉颁发给南匈奴的印章。北匈奴西迁，驰骋于欧亚草原，推动了欧洲古代史的发展。历史证明，匈奴民族对于鄂尔多斯的开发，对于丰富我国的古代文化宝库，对于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均有重大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接触日益频繁，出现了北方各民族纷纷南下入居中原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的局面。此时的匈奴人大多集中于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而早先居于漠北的鲜卑族占据了鄂尔多斯大部地区。公元386年，鲜卑族建立北魏。河套地区又为匈奴铁弗部（由匈奴男子与鲜卑女子婚配产生形成）所占据。公元407年，镇守朔方的铁弗部首领刘勃勃在鄂尔多斯地区建立“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国。大夏建国后，又在鄂尔多斯兴建了大夏国都，是为“统一天下，群临万邦”的“统万城”。大夏立国，凡25年，到公元431年为北魏所灭，而城犹未毁，遗迹至今尚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