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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1911．8．6- )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年谱
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1917年 （六岁）
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读过《百家姓》、《千字文》、 《四书》等。
1918年 （七岁）
进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
1920年 （九岁）
进济南新育小学读高小三年，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 （十二岁）
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 《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 （十五岁）
初中毕业；
在正谊中学读过半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 间，开始学习德语。
1928—1929年 （十七岁至十八岁）
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逋，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1929年 （十八岁）
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 （十九岁）
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专修方向是德文。
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4年 （二十三岁）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oelderlin。
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 （二十四岁）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 （二十六岁）
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 （三十岁）
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Die Konjugation desfiniten Verbums in den Gathas des Mahavastu。
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1946年 （三十五岁）
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1951年 （四十岁）
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译自德文的卡尔·马克思著《论印度》出版。
1953年 （四十二岁）
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 （四十三岁）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 （四十四岁）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译自德文的德国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短篇小说集出版。
1956年 （四十五岁）
当选为“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娑（Kalidasa）的著名剧本《沙恭达罗》 （Abhijnanasakuntala）中译本出版。
1957年 （四十六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出版。
1958年 （四十七岁）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出版；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 （四十八岁）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Burma Research Society）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Pancatantra）中译本出版。
1960年 （四十九岁）
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第一批梵文巴利文专业学生授课。
1962年 （五十一岁）
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大会”；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娑的剧本《优哩婆湿》（Vikramorvasiya）中译本出版。
1964年 （五十三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5年 （五十四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 —1976年 （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Ramayana），至1977年，终将这部18755颂的宏篇巨制基本译完。
1978年 （六十七岁）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复课，原担任的东语系系主任同时恢复；
作为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
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5年，北大与社科院分别办所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至1989年底。
12月 中国外国文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1979年 （六十八岁）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兼任南亚编写组主编；中国南亚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出版。
1980年 （六十九岁）
散文集《天竺心影》出版；
被推选为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联邦德国参观访问；
应聘为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
12月 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散文集《季羡林选集》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
1981年 （七十岁）
散文集《朗润集》、《罗摩衍那》（二）分别出版。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1982年 （七十一岁）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三）、（四）分别出版。
1983年 （七十二岁）
获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
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组工作。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罗摩衍那》（五）出版。
1984年 （七十三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罗摩衍那》（六）、（七）出版。
1985年 （七十四岁）
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
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蛭国际诗歌节”，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中国和日本）分会主席；
组织翻译并亲自校译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出版。
作为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随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
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译自英文的印度作家梅特丽耶·黛维（Maitraye Devi）的《家庭中的泰戈尔》（Tagore by Firside）中译本出版。
1986年 （七十五岁）
当选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应聘为中国书院导师；
北京大学东语系举行“季羡林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庆祝活动；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和论文《新博本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 1.3 l/2 1.3 1/1 1.9 l/1 1.9 1/2 四页译释》，同时获1986年度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回访日本。
1987年（七十六岁）
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
主编的《东方文学作品选》（上、下）获1986年中国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及《大唐西域记今译》获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
1988年 （七十七岁）
论文《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获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奖；
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委员；
受聘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化》丛书主编。
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1989年 （七十八岁）
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民间文艺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 （七十九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论文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出版；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中国比较文学 会与《读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受聘为《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主编；
受聘为河北美术出版社大型知识画卷《画说世界五千年》十套丛书编委会顾问；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三届会长；
受聘为香港佛教法住学会《法言》双月刊编辑顾问。
受聘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1992年 （八十一岁）
被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3年 （八十二岁）
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获北京大学505“中国文化奖”；
受聘为泰国东方文化书院国际学者顾问。
1994年 （八十三岁）
主持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译作《罗摩衍那》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赴曼谷参加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揭幕庆典，被聘为该校顾问；
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
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主编纂。先后担任《传世藏书》、《百卷本中国历史》等书主编；
应聘为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顾问。
1995年 （八十四岁）
《简明东方文学史》获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
1996年 （八十五岁）
《人生絮语》、《怀旧集》、《季羡林自传》、《人格的魅力》、《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分别出版。
1997年 （八十六岁）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上）、《朗润琐话》、《精品文库·季羡林卷》、《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季羡林卷》、《东方赤子》分别出版；
主编的《东方文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赋得永久的悔》获鲁迅文学奖；
被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学院分别授予名誉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校长、名誉院长。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年谱
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1917年 （六岁）
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读过《百家姓》、《千字文》、 《四书》等。
1918年 （七岁）
进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
1920年 （九岁）
进济南新育小学读高小三年，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 （十二岁）
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 《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 （十五岁）
初中毕业；
在正谊中学读过半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 间，开始学习德语。
1928—1929年 （十七岁至十八岁）
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逋，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1929年 （十八岁）
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 （十九岁）
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专修方向是德文。
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4年 （二十三岁）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oelderlin。
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 （二十四岁）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 （二十六岁）
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 （三十岁）
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Die Konjugation desfiniten Verbums in den Gathas des Mahavastu。
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1946年 （三十五岁）
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1951年 （四十岁）
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译自德文的卡尔·马克思著《论印度》出版。
1953年 （四十二岁）
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 （四十三岁）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 （四十四岁）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译自德文的德国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短篇小说集出版。
1956年 （四十五岁）
当选为“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娑（Kalidasa）的著名剧本《沙恭达罗》 （Abhijnanasakuntala）中译本出版。
1957年 （四十六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出版。
1958年 （四十七岁）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出版；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 （四十八岁）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Burma Research Society）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Pancatantra）中译本出版。
1960年 （四十九岁）
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第一批梵文巴利文专业学生授课。
1962年 （五十一岁）
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大会”；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娑的剧本《优哩婆湿》（Vikramorvasiya）中译本出版。
1964年 （五十三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5年 （五十四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 —1976年 （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Ramayana），至1977年，终将这部18755颂的宏篇巨制基本译完。
1978年 （六十七岁）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复课，原担任的东语系系主任同时恢复；
作为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
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5年，北大与社科院分别办所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至1989年底。
12月 中国外国文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1979年 （六十八岁）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兼任南亚编写组主编；中国南亚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出版。
1980年 （六十九岁）
散文集《天竺心影》出版；
被推选为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联邦德国参观访问；
应聘为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
12月 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散文集《季羡林选集》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
1981年 （七十岁）
散文集《朗润集》、《罗摩衍那》（二）分别出版。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1982年 （七十一岁）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三）、（四）分别出版。
1983年 （七十二岁）
获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
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组工作。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罗摩衍那》（五）出版。
1984年 （七十三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罗摩衍那》（六）、（七）出版。
1985年 （七十四岁）
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
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蛭国际诗歌节”，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中国和日本）分会主席；
组织翻译并亲自校译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出版。
作为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随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
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译自英文的印度作家梅特丽耶·黛维（Maitraye Devi）的《家庭中的泰戈尔》（Tagore by Firside）中译本出版。
1986年 （七十五岁）
当选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应聘为中国书院导师；
北京大学东语系举行“季羡林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庆祝活动；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和论文《新博本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 1.3 l/2 1.3 1/1 1.9 l/1 1.9 1/2 四页译释》，同时获1986年度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回访日本。
1987年（七十六岁）
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
主编的《东方文学作品选》（上、下）获1986年中国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及《大唐西域记今译》获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
1988年 （七十七岁）
论文《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获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奖；
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委员；
受聘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化》丛书主编。
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1989年 （七十八岁）
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民间文艺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 （七十九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论文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出版；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中国比较文学 会与《读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受聘为《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主编；
受聘为河北美术出版社大型知识画卷《画说世界五千年》十套丛书编委会顾问；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三届会长；
受聘为香港佛教法住学会《法言》双月刊编辑顾问。
受聘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1992年 （八十一岁）
被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3年 （八十二岁）
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获北京大学505“中国文化奖”；
受聘为泰国东方文化书院国际学者顾问。
1994年 （八十三岁）
主持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译作《罗摩衍那》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赴曼谷参加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揭幕庆典，被聘为该校顾问；
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
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主编纂。先后担任《传世藏书》、《百卷本中国历史》等书主编；
应聘为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顾问。
1995年 （八十四岁）
《简明东方文学史》获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
1996年 （八十五岁）
《人生絮语》、《怀旧集》、《季羡林自传》、《人格的魅力》、《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分别出版。
1997年 （八十六岁）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上）、《朗润琐话》、《精品文库·季羡林卷》、《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季羡林卷》、《东方赤子》分别出版；
主编的《东方文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赋得永久的悔》获鲁迅文学奖；
被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学院分别授予名誉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校长、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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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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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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