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如何评价？
从1963年第一卷出版，到1999年前后完成第五卷，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耗费了姚雪垠50多年心血。在这部小说中，姚雪垠把历史学者的胆识、功力，小说家的才能、本领，美学家的眼光、见解，熔于一炉，形诸艺术的笔墨，化为形象的艺术创造，精缕细刻，不仅展示了具有历史深度的民族风貌画卷，更成就了一部熔铸了历史思辨精神的煌煌巨著。
《李自成》以农民革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明末清初中国境内丰富多样的历史生活风貌。作品展现的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的动荡纷乱的年代，而且展现得异常真实宽广。
人物从义军领袖、将领、谋士、家属、出兵、皇帝、后妃、藩王、文臣、武将到太监、宫女、幕僚、衙役、乡绅、商贾、艺人、游民、乞丐、巫婆、书生、农民、小贩、手工业者、江湖术士……几乎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他们都是中国的土特产，打着民族历史的很深的印记。比如开封城里的元宵节：周王府中，张灯结彩，金碧辉煌，燃放烟火，大摆酒宴，一派豪华富贵景象，而在相国寺内或街头灯下，灾民啼饥号寒，待卖的小女儿头上插着草标……
再看京城周皇后的生日：为了替皇后和皇帝“祈福”，隆福寺的小和尚被骗自焚，而他那做宫女的姐姐，又因以血写经而死。她多年来用自己生命积蓄的二十两银子，在宫中才抵得上一碗黄瓜汤，这就是中国明代的皇宫生活。
至于开封被围时期秀才张存仁一家的命运，他妻子那种善良、贤惠的性格和后来那番惨不忍睹的遭遇，更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写照。
开封城中贫寒的知识分子张存仁一家，在长期的围城中粮尽菜绝，老父饿死，自己却迭受官军搜粮的打击。妻子香兰携子出城，被官军掳掠，儿子被投入黄水溺死后，被逼成疯癫， 披发赤足，对天地长呼，为儿子招魂。
作者描写她凄绝的哭声，悲怆的呼叫，令人不忍卒读。作者对张存仁一家的描写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真实地反映了长期的战争给广大百姓所带来的生活悲剧。开封城内的百姓由易子而食，直到公开杀人吃肉，偌大的中州名城，十室九空， 鬼火莹莹，直至黄浪直扑城头，浮尸飘荡。
这部小说，以宏大的规模成功地写出了绚丽的富有民族色彩的历史生活画面。
《李自成》是一部表现明末总体政治格局的小说，却不以王朝史一类的标题命名，这种看似名实不符的矛盾，其实包括另一层巧妙的蕴意，即小说构思上多维互动的艺术格局。实际上，作品无论突出哪一方面，都以一种反衬的方式在突显对方，对其它两方面的描写也是有力的引导和铺垫。
小说题目正是这种小说结构的体现，李自成农民起义是明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的爆发点，明、清朝代易位正是明王朝自身矛盾、自我崩溃的必然结果。深入描写明王朝内部矛盾，不仅有利于了解明末农民起义何以剿而不衰、愈演愈烈，而且揭示了农民起义中诞生的新王朝与旧王朝在政权文化上的同构倾向，从而进一步理解大顺朝迅速崩溃的原因。
同时小说对新兴的清王朝的关注和描写，它一系列的政治举措，野心勃勃，充满进取的活力，对于成熟到逐渐衰朽的中原文化是一股巨大的冲击力，这又使作品富于文化反思的品格。
“李自成”不是孤立的，而是明、清转换之际的历史产儿。换句话说，没有明王朝积重难返的政治危机，就没有李自成农民起义；没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就没有明朝的灭亡和清军入主中原；没有大顺朝的覆灭，就没有清王朝的一统天下。促成明末历史大变局的这三者之间，缺一不可。
如果说，小说描写李自成、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人被“逼上梁山”、投身农民起义，与 水浒传 相似；那么由于明、清王朝在小说描写中所占的分量，特别对各方高层人物的着意刻画，使这部看似表现农民革命的“水浒传”，毋宁是一部描写明末历史的“三国演义”。
崇祯是小说描写明末历史的焦点人物。起义军势力的长与消，清军的退与进，都与崇祯息息相关。一方面起义军和清王朝都渴望攫取大明江山；另一方面，摇摇欲坠的崇祯王朝仍然占据明末局势的主导地位，崇祯的每一个决策，都势必影响历史舞台上不同政治势力的胜负结局：
明王朝投入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多一些，清军势力就自北向南迅速扩张；明王朝全力以赴对付清军，李自成和农民义军的势力随即成星火燎原之势。崇祯由于夹在两股政治势力之间，国力逐渐被削弱，国土逐渐被蚕食，导致最终灭亡。
历史固然有历史的“合力”促成，也绝非个别历史人物的历史。但注重描写的小说艺术，更看重历史生活中的人物和细节，看重历史人物的主动性，因此在小说中，这些人物也决不会是一些历史必然发展规律的玩偶。
在这里，小说艺术似乎与历史哲学兜了个圈子，小说艺术的向心力在于发掘人物的具体复杂性，而不在于抽象的历史观念，甚至有意地反其道而行之，就像它标新立异的禀赋使然。
实际上，任何抽象的历史观念只是对以往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总结，而无法倒推过去，指导小说家照此结论去演绎人物。恰恰由于小说家注重历史人物的具体可感性，作为一种艺术象征，才使这样的人物故事更令人信服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宿命。崇祯的确是“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亡国之君，成王败寇，也是向来比较流行的舆论势力。
但姚雪垠是一位对历史深怀悲悯之心的小说家，他没把崇祯写成一个咎由自取、天性顽劣的坏人，而详细地描写崇祯与命运抗争，写他的“励精图治”。尽管结局很失败，诺大的皇室家族，从朝廷到个人互相攻讦，互相拆台，简直就是自取灭亡。
对于这些不配享有好的命运的人，作家也沉得住气，描写崇祯如何在做“大明中兴”君主的个人愿望与这种愿望最终不可能实现之间苦苦挣扎，他和他的王朝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不可预知的历史黑洞，并最终被这个黑洞吞没。
崇祯向命运的每一次抗争，都在王朝内部酿造一次惨祸，加速了王朝灭亡。仅崇祯向戚畹求助这件事，平白无故死去的小太监、小和尚、宫女、都人、奶妈和他们的家人，书中较为详细描写的就有十来个；首辅薛国观被“赐死”，武清侯李国瑞在监狱吞金自尽，田妃从此一病不起，终致身亡。朝廷的言官、大儒有的惨遭廷杖，有的瘐死狱中，有的被迁回原籍，受牵连、遭横祸的人不计其数。
《李自成》第四、五卷是这一段惊心动魄历史的结局篇。第四卷上册结尾描写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自尽。第五卷上册描写多尔衮为清廷摄政王，于甲申年四月开始南征，五月占领北京。清王朝占据中原、统一中国近三百年就从“多尔衮时代”开始。第五卷下册描写李自成在清军追剿中，于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初放弃长安、又逃离武昌，军队完全溃散，他最后单枪匹马，在九宫山被当地乡勇杀害。
小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对李自成农民起义怀有无限同情。古代英雄之所以称为英雄，其中悲剧是最具震撼力的原因，英雄的别称应该是一场悲剧。小说对明、清王朝的描写间或还有滑稽的成分和喜剧色彩，对李自成则完全不同。
李自成是真正的悲剧人物，不仅因为他最后孤家寡人、身首异处的下场最为凄惨，也不仅由于他个人的种种过失，使他最终丢失了大顺朝皇帝的宝座。但小说描写李自成的悲剧在于，他天性仁厚，对下层百姓有强烈的同情心，他越是要解救民众于水深火热，扩充军队，清除异己，推翻明王朝，就越向失败的结局靠近一步，越要背叛他原本善良的天性。
这种悲剧性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是无法避免、无以克服的，如果消灭了问题一方，事物本身亦不存在。莫非真应了那句名言：
“未掌权势者，权势会磨灭他。”
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发表后曾引起巨大轰动，特别是第二卷上、中、下三册曾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但是，若干年后，恰恰是这获奖的第二卷令整部《李自成》受到“非议”，甚至有评论者对姚雪垠的全部文学活动进行了否定。诸如把李自成写成了共产党，把农民军写成了八路军，姚雪垠是“御用文人”，是“奉命文学”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我们就重点谈谈《李自成》第二卷吧。
第二卷的主要内容是描写李自成，刘宗敏及高夫人等义军将领在明末农民起义陷于低潮时是如何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最后出河南，攻洛阳，杀福王，推动张献忠重新起义，救出李信、红娘子并使其加入了起义队伍，从而将农民起义推向了高潮，拉开了推翻朱明王朝的序幕。作品突出描写了李自成诸多的优秀品质，杰出的军事才能与政治远见。也正是这些描写，招来了许多人的诟病。
那么，这些描写是否违反了历史真实呢？
大概谁都无法否认，李自成能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义军领袖，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说明他决非普通的凡夫俗子，他能统领百万大军推翻朱明王朝，他的能力，胆识本身就是石破天惊的。不要说古代，就是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神林彪相比，李自成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林帅的四野虽然百万之众且战功卓著，但他是在最高领袖的统帅下，在其他友军的配合支援下才取得骄人战绩的。而李自成则是孤掌定乾坤，雄师抵京门，如此雄才大略，古今几人能超越？就这一时期李自成的辉煌成就来说，
任何文学形式的描写塑造都是不为过的，因为文学永远没有生活丰富、真实、生动。难能可贵的是，姚雪垠以如椽之笔，再现了历史，这难道还要受到指责吗？
对那些批评者来说，他们的言论是有断章取义的嫌疑的。《李自成》长达五卷，李自成及义军也走过了一条从胜利走向失败的道路，整部《李自成》是一个大悲剧，第二卷的辉煌只是整个悲剧的一段插曲而已。到第三卷，悲剧气氛就相当浓厚了，开封被淹，慧梅之死催人泪下，李自成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失误开始显现，这难道是在“拔高”吗？
批评者似乎还忘了另一问题，就是小说不是史书，正如《三国演义》不是《三国志》一样。如果说“美化”与“拔高”，还有比《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神化”更登峰造极的吗？“借东风”，“祭泸水”，“五丈原镶星”，“定军山显圣”，笔笔出神入化，为什么有人却认为是情理之中？一句话，就是在文学批评上秉持了“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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