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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儒家）文人只能“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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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儒家）文人只能“无耻”？ 黎 鸣
历史上，自从“独尊儒术”之后的中国文人的“人格”，基本上就已经“命定”为是“无耻”的，这种“无耻”的人格与中国人的自然“基因”无关，而完全是由“儒家文化”的“文化基因”所一手造成的。生活在“独尊”的“儒家文化”氛围之中的“文人”，不可能不“无耻”，如果谁想要不“无耻”，他就将不可能在中国的“儒家文化”氛围之中生存。
首先必须概定，究竟什么是“无耻”？
“言”远离“真”（平等），并蓄意“假”（不平等）；“行”远离“善”（自主），并蓄意“恶”（不自主）；“思”远离“美”（自由），并蓄意“丑”（不自由），这就是标准的“无耻”。
中国“儒家文化”根本就不是什么“伦理文化”，而是完全的“政治文化”或“官文化”，久而久之，则成了十足的“御用文化”。因为它惟一只维护“亲亲尊尊长长”的部落宗法的“礼仪”、“规范”，而完全缺失针对平等的“陌生人”的人类社会的“道德”，因此，它根本就匮乏“伦理”的最本质的要素，所以，它绝对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之中的“伦理文化”，它只能是标准的“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专制的”“政治文化”，俗称“官文化”，更是历史上典型的“御用文化”。这种完全的“官文化”、“御用文化”造成了中国漫长历史之中的“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专制的”“政治体制”。说白了，“儒家文化”即这种“政治体制”本身，而反过来也同样，这种“政治体制”也就是“儒家文化”本身。或者也可以说，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而反过来也同样，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也就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什么样的“文化”（官文化、御用文化）即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官本位的政治），也同时即造成什么样的文人们的“人格”（同样是官本位的官人格，御用文人的人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家文化根本就没有为中国人提供过任何真正具有（涉及真善美的）人类精神意义的“价值”，更不要说什么人类的“普世价值”。而关于这一点，老子则不然，他为人类所提供的“普世价值”要远比西方人还更早并更全面。关于老子，我在今后的博客文章之中，将会重点地对比于孔丘及其儒家来加以全面的介绍。
说到人格的“无耻”，不妨也说说它的反面，人格的“高尚”：“言”必称“真理”（道）；“行”必履“真实”（德）；“思”必循“真诚”（慈），这就是“高尚”的人格。顺便指出，这其实正就是老子理想“道德”的人格。可惜中国人早就已经没有了老子的真“道德”的观念，而惟一只继承了孔子的以维护“礼乐”为宗旨的假“仁义”为名的“御用”的儒术，实际上是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政治骗术”，或称“中国官场化文化的骗术”。而惟一只继承了孔儒的“政治骗术”的中国文人，他们终生的价值也就在成为“御用文人”，他们的人格，也就是成为“御用文人”或终生希望成为“御用文人”的人格，因此，他们的人格“命定”就只能“无耻”。“无耻”几乎就成了中国儒家文人求得生存甚至求得“幸福完满”的惟一“本能”，在他们的心中，根本就容不下“高尚”的任何一点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文化”实质上即是公然主张“假恶丑”的极端卑鄙“无耻”的“文化”。我请我亲爱的同胞，认真地读一读中国全部的“历史”吧，其中究竟曾经流露出过多少“真善美”的“价值”？据说孔儒的《五经》之中根本就不曾有过一个“真”字！！！
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少数不太无耻的文人，例如历代少数特别杰出的诗人、“忠臣”、“烈士”、“隐士”、“狂士”，可是他们因此也往往不能不经历了太多人间的苦难，或因遭到残害而过早地离开人世，然而更多的却是历史上著名“无耻”的文人，他们事实上要远比前者多得多。一部中国史，其中的主人公，基本上充斥着大量这种无耻的人们。这种“无耻”，前面说了，基本上都是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儒家文化”的“文化基因”所一手造成的。今天的我们，过多地去谴责古人，固然也是不太公平的，因为处在无所不在的“儒家文化”的“染缸”之中的人们，要想不被浸“染”，有可能吗？社会之中的“文化”及其所制造的“体制”的“无耻”，将必然造成文人们的“无耻”，生存于其中的文人，根本就无人可能遁“逃”或幸免。
中国近半个世纪，好不容易迎来了拒绝“孔儒”的时代，虽然文人们身上“孔儒”“无耻”人格的“遗留”依然带给了中国人以大量巨大的痛苦，可惜中国人仍旧还是不能够“善始善终”，到了今天的21世纪，又继续“开门揖盗”，把“孔儒”“御用文化”的“无耻”仍旧又冠冕堂皇地请了回来。中国人啦，我亲爱的同胞，你们有多么糊涂？！
孔儒做人的“起点”是什么？是天命的“礼乐”，是永远人人不平等的等级制度。
孔儒做人的“程序”是什么？是从“诚心正意”到“修身齐家”，到“中庸”的韬光养晦，以求一逞，如此缺乏真理信仰、缺乏实践知识、缺乏真思维能力，却“虚情假意”并“道貌岸然”之徒，他们终归不过是世上的一帮无知无能无耻的多余人。
孔儒做人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治国平天下”，是“学而优则仕”，是做“人上之人”，是“当官”，是力求“御用”。一切为了“当官”而力求“御用”，这就是中国儒家文人日思夜想、废寝忘食、朝朝暮暮、至死不渝的最高的志向。自从有了孔儒以来，尤其自从有了“独尊儒术”以来，“当官”和力求“御用”事实上即成了中国文人的最高的生活追求。我请我亲爱的同胞们想一想，仅仅把“当官”和被“御用”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的中国（儒家）文人，他们的“人格”能有“高尚”起来的任何一点可能吗？他们能够追求：“言”必称“真理”（道），“行”必履“真实”（德），“思”必循“真诚”（慈），也即老子所表达的人生真正理想的“道德”人格吗？他们会有任何一点这样的可能吗？非常显然，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点如此（“高尚”起来）的可能，他们只能“无耻”。
正是因此，中国儒家文人的人格，只能“无耻”，而且不能不“无耻”，如果不“无耻”，他们就将不可能作为一个中国文人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恙地”生存下去。
这就是中国“儒家文化”历史的现实，这也是中国“儒家文化”今天正在回归的现实。为什么？我来告诉您，我亲爱的同胞：
第一， 因为“儒家文化”永远废除了中国人对真理的“信仰”；
第二， 因为“儒家文化”永远废除了中国人对真实知识的“求知”；
第三， 因为“儒家文化”永远废除了中国人对人类精神自由的终极的“追求”。这就是全部最终极的答案。
亲爱的同胞，您还想要回归“儒家文化”（“官文化”、“御用文化”）吗？您不怕让自己的人格必然地堕落为“无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