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最早在我国历史上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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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开始,钓鱼岛名称开始确定下来,该岛因成为大陆与琉球交通的必经之路而成为明代古籍重点记录对象。据《明史》记载,朱元璋为册封琉球国国王而遣使入海,在日后长达数百年的时光中,琉球使者和中国朝廷册封使往来大陆的必经之路就是这个“钓鱼屿”。1403年明代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原本被保留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图书馆中,该书是记载中国元明两朝航海的指南。在该书中重点提到,“钓鱼屿”是大陆通向琉球的必经之路,有着地标性的作用。
明嘉靖十三年,明世宗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为正使,行人司行人高澄为副使出使琉球国,该团由琉球使团陪行。归国后的当年,陈侃为向皇上说明旅途见闻而撰写了《使琉球录》(1534年)一书,书中记载了途经钓鱼岛的情形:“五月朔,予等至六石大舟。亦始,至二日,祭海登舟。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彭佳屿),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这段话表明两个意思,第一,钓鱼岛是途经琉球的必经之路,早已为我国海图所标记;第二,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因为“夷人”在过了钓鱼岛,“一昼夜兼三日路”,看到“古米山”后,才开始因为快到家而高兴起来。由此可见,钓鱼屿、黄毛屿(黄尾屿)、赤屿(赤尾屿)自古以来就不属于琉球管辖。
戚继光曾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
在明嘉靖三十四年,因为倭寇频繁袭扰我海防一事,明世宗命时任兵部尚书杨博,负责派遣使者移谕日本国王,命其管束倭人,释放掠虏的中国国民。杨博派出去的使者的名字叫郑舜功,这是我国首次向日本正式派遣的“问责使”。
郑舜功回国后把考察的日本国民风俗、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写成名为《日本一鉴》(1555年)的书籍,共计九卷,包括“万里长歌”、“沧海津镜”和“天使纪程”三部分,其中关于台湾、琉球及钓鱼列岛的重要记载,成为后世研究明朝嘉靖年间中、日、琉球以及中国台湾的第一手资料。书中“万里长歌”中明确记载了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取小东岛之鸡笼山,约至十更,取钓鱼屿。自梅花渡澎湖,之小东,至琉球,到日本,为昔陈给事中出使琉球时从其从人得此方程也。而澎湖岛在泉海中,相去回头百六十里。”其中所谓“小东”指的是当时对台湾岛的称谓,明确了台湾、澎湖以及钓鱼岛为中国所有。
书中还尤其强调了钓鱼岛所属台湾岛:“钓鱼屿,小东小屿也”,即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之所以在这里重点强调了钓鱼岛的所属与位置,是与当时抗倭背景分不开的。那时,戚继光抗倭曾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遏制倭寇入侵。自此以后,钓鱼岛成为中国大陆抵抗倭寇入侵和海盗骚扰的重要前沿阵地。不论是明代郑若曾绘制的“万里海疆图”,以及他与浙江提督胡宗宪共同编纂的《筹海图编》,还是后来茅元仪绘制出版的中国海防图《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和乾隆皇帝钦命绘制之《坤舆全图》等,都标明了“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为中国领土,并加以重点防御。
明嘉靖十三年,明世宗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为正使,行人司行人高澄为副使出使琉球国,该团由琉球使团陪行。归国后的当年,陈侃为向皇上说明旅途见闻而撰写了《使琉球录》(1534年)一书,书中记载了途经钓鱼岛的情形:“五月朔,予等至六石大舟。亦始,至二日,祭海登舟。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彭佳屿),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这段话表明两个意思,第一,钓鱼岛是途经琉球的必经之路,早已为我国海图所标记;第二,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因为“夷人”在过了钓鱼岛,“一昼夜兼三日路”,看到“古米山”后,才开始因为快到家而高兴起来。由此可见,钓鱼屿、黄毛屿(黄尾屿)、赤屿(赤尾屿)自古以来就不属于琉球管辖。
戚继光曾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
在明嘉靖三十四年,因为倭寇频繁袭扰我海防一事,明世宗命时任兵部尚书杨博,负责派遣使者移谕日本国王,命其管束倭人,释放掠虏的中国国民。杨博派出去的使者的名字叫郑舜功,这是我国首次向日本正式派遣的“问责使”。
郑舜功回国后把考察的日本国民风俗、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写成名为《日本一鉴》(1555年)的书籍,共计九卷,包括“万里长歌”、“沧海津镜”和“天使纪程”三部分,其中关于台湾、琉球及钓鱼列岛的重要记载,成为后世研究明朝嘉靖年间中、日、琉球以及中国台湾的第一手资料。书中“万里长歌”中明确记载了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取小东岛之鸡笼山,约至十更,取钓鱼屿。自梅花渡澎湖,之小东,至琉球,到日本,为昔陈给事中出使琉球时从其从人得此方程也。而澎湖岛在泉海中,相去回头百六十里。”其中所谓“小东”指的是当时对台湾岛的称谓,明确了台湾、澎湖以及钓鱼岛为中国所有。
书中还尤其强调了钓鱼岛所属台湾岛:“钓鱼屿,小东小屿也”,即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之所以在这里重点强调了钓鱼岛的所属与位置,是与当时抗倭背景分不开的。那时,戚继光抗倭曾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遏制倭寇入侵。自此以后,钓鱼岛成为中国大陆抵抗倭寇入侵和海盗骚扰的重要前沿阵地。不论是明代郑若曾绘制的“万里海疆图”,以及他与浙江提督胡宗宪共同编纂的《筹海图编》,还是后来茅元仪绘制出版的中国海防图《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和乾隆皇帝钦命绘制之《坤舆全图》等,都标明了“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为中国领土,并加以重点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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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发现:中国隋朝时期(那时中国的台湾和钓鱼岛邻近着另一个独立的国家叫“琉球”,隋炀帝曾派使臣朱宽召其归顺,又曾派陈棱、张镇周等率军入侵,入侵途中便有经过钓鱼岛。)
最早文献: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清代名著《浮生六记》。
《顺风相送》:“……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
《浮生六记》卷五《海国记》:“至十一日,始出五虎门,向东一望,苍茫无际,海水作葱绿色,渐远渐蓝。十一日(按:误,应为十二日)过淡水。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墙而飞。是日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十五日午刻,遥见远山一带,如虬形,古名琉虬,以形似也。”
最早文献: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清代名著《浮生六记》。
《顺风相送》:“……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
《浮生六记》卷五《海国记》:“至十一日,始出五虎门,向东一望,苍茫无际,海水作葱绿色,渐远渐蓝。十一日(按:误,应为十二日)过淡水。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墙而飞。是日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十五日午刻,遥见远山一带,如虬形,古名琉虬,以形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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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资料 钓鱼岛是中国在明朝或更早先发现的此点不存在官方争议. 地理上钓鱼岛距离台湾基隆约190km, 距离日本领土石恒岛约175km。但国际法中只凭先发现或因地理原因并不可作为拥有主权的充分证据。无人岛主权问题存在三条重要原则第一邻接并不构成国际法上之准据。第二先发现只能算是未完成的准据。第三如果另一主权国先行实施持续且实效之主权支配而发现国并未提出抗议则实效支配国之主张优先于单纯发现国。 2、清朝对钓鱼岛的控制程度 清政府于1683年在澎湖海战迫使郑克塽投降康熙帝仍将台湾划入大清帝国版图归福建省管辖而钓鱼岛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捕鱼场。1786年由日本人林子平编写的地图书《三国通览图说》也将台湾列为中国领土。但钓鱼岛为一无人岛无人管制中国政府也对台湾等地在1874年前有一段时间缺乏重视如清朝使者毛昶熙曾就牡丹社事件对日本使者说道“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可是自从牡丹社事件以来清朝转为积极治理台湾增设府县并在1885年建台湾省可推测从而对钓鱼岛的影响力也间接提升。日方在1885年到1895年10年间对钓鱼岛产生兴趣进行考察有关占领之事日本政府外务卿谓“岛屿近清国之境……且清国已命其岛名。近日清国……对我国心怀猜疑……此时若公然骤施立国标诸策则易为清国所疑。窃以为……建立国标、开发诸事诸事可留待他日。” 3、有关钓鱼岛主权的众合约 到甲午战争开始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三个月前, 日本政府在经过考察后定义钓鱼岛为无主地而编入国境内。中日双方签定马关条约注明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与日本条约又指明两国将按照此一条款以及条约粘附的台湾地图另行划定海界。该地图由山吉盛义绘制当中并不包括钓鱼岛。 战后美日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 钓鱼岛根据该条约第三条作为南西群岛的一部份交由美国管治1971年美国根据与日本之间签署的归还冲绳协定将管治权归还于日本的地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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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关于钓鱼岛最早的记录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山海经》。根据现存下来的《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列姑射,在海河洲中”。近现代学者比对分析,书中记载的所谓“列姑射”,其实就是现在的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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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关钓鱼岛的最早文献出自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称该岛为“钓鱼屿”[2]。其后文献及官方舆图亦采用“钓鱼屿”名称,见诸如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年)第十一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3]、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之《筹海图编》、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皇帝钦命绘制之《坤舆全图》(《坤舆全图》使用闽南语发音,称为“好鱼须”[Hao-yu-su],即“钓鱼屿”)。台湾沿用“钓鱼台”名称至今。大陆现代则称该岛为“钓鱼岛”,有时也用“钓鱼台”的名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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