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中国非物质遗产的认识 如昆曲 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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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以来，受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大潮的强烈冲击，人类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遇着日益严重的危机，保护和拯救它们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而严肃的课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昆曲于2001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绝不是仅仅关于某项具体文化事业生存的问题。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顶峰上，放眼全球，充分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
从民族的角度看，物质文化的载体已被物化为恒定的形式，表现为历史的、静止的、不可再生的，它的精神蕴涵隐藏很深，已远离它的生态环境，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修养，不能潜心感受和解读，是很难把它全部激活、接受和传递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则是具体的活动过程，表现为现实的、活跃的、不断生成的，同时它就植根于民众真实生活之中，是民众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其精神蕴涵有如空气和阳光，可以直接被人们所吸收，并在经常性的活动中世代传承。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比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更强烈的唤醒和强化民族意识的作用。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是她独有的民族精神全民性的活的记忆，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是维系民族存在的一条生命线。这条生命线一旦遭受破坏，民族文化的基因及其生命链将出现断裂变形，民族的存在随之发生危机。在人类历史上，因为自身文化的失传或被强行割断而解体乃至消亡的事实，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从国家角度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维护国家独立。国家作为多民族共同体，广义地讲就是一个大民族，所以也称民族国家。一个大民族区别于另一个大民族的根本标志是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突出地反映着民族神精和文化传统。它是一个民族国家深入脊髓的文化积淀，也是它独特文化身分、文化个性的确证。据此，民族国家的自尊、自信才能确立，才会形成最深沉的凝聚力。在正常的状态下，这种民族精神的伟力似乎不为人们所关注，但是一旦到了民族国家最危险的时刻，它便立即凸显出来。每个爱国公民都会从它那里自觉地汲取力量，为保护祖国，以不同的方式去投入战斗。在数字化时代到来的今天，随着文化霸权主义的出现，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又具有了新的国家意义──文化主权的保护。文化主权是一个民族国家政治独立的精神基础；如果将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视为外在标志，那么文化主权便是其内在灵魂。丧失了灵魂，它的政治独立就将虚有其表。当前，民族文化主权丧失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强势外来文化依靠高科技手段强占解释权，肆意灌输其价值观，造成本土文化基因断裂，精神畸变，并通过市场控制舆论；再一种是弱势民族自身缺乏文化主权与文化保护的自觉意识，在异族强势文化巨大冲击下自然失守。其结果，动摇根本，丧失精神的国籍，遭受灭顶之灾。反之，当一个民族从总体上提高文化主权和文化保护意识，积极付诸行动，它一定能在困境中觉醒奋进，通过寻根固本，继承创新，走向繁荣，重铸辉煌。
从世界角度看，保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人类文化生态的保护。它有助于保护人类文明的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多样性，才能够使人类发展得更迅速、更持久、更健康！
本课教材的主题是拯救和保护我们祖国的戏剧瑰宝──昆曲。它首先介绍了昆曲独特的文化价值，目的是说明昆曲确实是价值连城的瑰宝，然后介绍了昆曲面临的一系列生存危机和其自身改革的难题，最后指出：昆曲已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保护和拯救昆曲的义不容辞的任务已落到我们的肩上。我们对这项工作的任重和道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本课引言从昆曲被确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切入，指出：这是“昆曲面临走向世界的一次难得机遇。”过去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现在已经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从而引出拯救和保护昆曲的主题。
第一目 昆曲独特的文化价值
教科书本目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具体地介绍了昆曲独特的文化价值。从历史的维度看，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具有完整表演系统的戏剧形态，所以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从现实的维度看，昆曲对后世中国戏曲众多剧种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被誉为中国“近代百戏之祖”。
（1）中国戏曲的“活化石”
近代著名史学家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这个论断指出了戏曲表演的一个重要特性，即歌舞性。歌舞是一种熔文学、音乐、舞蹈于一炉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它产生于人类的童年──原始时代。《吕氏春秋·古乐篇》上记载：原始社会的先民们以牛尾为道具，踏足为节奏，载歌载舞；歌舞结构庞大，共分八阕，段落明晰；内容表达了对人口和草木繁盛的喜悦和祈盼，对五谷丰登和禽兽繁衍的喜悦和祈盼，对天地、祖先乃至英雄的崇拜和依赖。原始社会的先民们认识自然和自身的能力尚处于低级阶段，对宇宙万物的看法都带有神秘性，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祭祀天地祖先的“巫”和驱鬼逐疫的“傩”，是两种重要的宗教仪式。在举行巫、傩两种宗教仪式中都要载歌载舞。这种原始的歌舞可以视为戏曲的萌芽。
戏曲的另一源头可以追溯到“优”的表演。“优”是古代宫廷艺人的总称，有“俳优”和“倡优”之分。“俳优”以戏谑表演为主，达到讽谏的目的。优人的讽谏活动一般都是即兴式的，带有相当程度的随意性。“倡优”则以乐舞表演为主，但在实际表演中，无论是“俳优”，还是“倡优”，都可以兼演戏谑或歌舞。
优的表演自秦以后历代相迭，且愈演愈佳，至晋时后赵年间，出现一出名为“汝何官”的讽刺剧。这个表演，“每大会”时即演出，大致成为现成节目。至唐代则由这么一个节目演变成为一种“代言”体的表演形式──参军戏了。参军戏中又揉入了管弦伴奏的歌唱，出现了角色，为中国戏曲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中国民间说唱艺术到宋代进入黄金时代。说唱艺术中的鼓子词，演出形式以鼓为拍，重复演唱同一词调，或间以道白，用于叙事或写景。如唐人元稹的《会真记》传奇，便被以十二曲《商调蝶恋花》，敷衍了关于崔张爱情的完整故事。说唱艺术中的唱赚，分三段，前有引子，中间由若干曲调组成，后有尾声。这类说唱艺术的精华也被戏曲吸纳。
宋金时期，中国戏曲正式形成了，或说成熟了。形成或成熟的标志是流行于北方的杂剧和传唱于南方的南戏。无论是杂剧，还是南戏，它们已不再是“巫”、“傩”宗教礼仪和“俳”、“倡”宫廷政治的附庸，它们已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艺术。
然而，杂剧也好，南戏也好，当年它们是怎样表演的呢？今天，我们都看不到了，只能从戏曲舞台上找到一些杂剧、南戏的遗留痕迹。不过，与它们有血脉联系的昆曲还存活着。昆曲熔铸了古代中国从宫廷到民间的歌舞百戏精华，它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了，所以人们称昆曲是中国戏曲的“活化石”。
（2）中国“近代百戏之祖”
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具有完整表演系统的戏剧形态。它凝聚着古代中国艺术家许多伟大的创造，对中国后世众多戏曲剧种有重要的启示和深远的影响。教科书只着重介绍了几项学生容易理解的东西。
第一项是角色制。角色制是中国戏曲艺术的伟大创造。所谓“角色”，就是，传统中国戏曲中根据戏中人物的性别、年龄、身分、性格等而划分的人物类型。演员往往专门扮演某种类型的角色，因而形成各种专门行当。习惯上角色同行当通用。唐代参军戏中已有参军、苍鹘两个固定角色，其后宋元杂剧、明清传奇逐渐增加角色，由简而繁，至昆曲已有所谓“江湖十二角色”。但是，角色最基本的类型为“生、旦、净、末、丑”五种，其他角色实际上都可以规范到这五种行当中去。
在宋元杂剧和南戏中，以唱功为主的正生和正旦处于行当的霸主地位。净、末、丑行当，只能当配角。昆曲折子戏的出现，使正生、正旦之外的角色有了单独施展本领的机会，从而初步打破了生、旦为霸主的局面。这对于以后戏曲发展有很大影响。像折子戏《蒋干盗书》就以丑角为主。另外，演员分角色，每人专攻一个行当，促使演技精益求精，推动了中国戏曲的发展。
第二项是文人戏曲与舞台扮演紧密结合是昆曲诞生的特点。昆曲一登上戏曲舞台就受到文人青睐。众多文人献身戏曲事业，对于规范、发展、繁荣昆曲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文人创作的昆曲戏剧过分追求文词的典雅深奥，唱腔的悠扬婉转，脱离舞台实践，案头化越来越明显，给昆曲日后的衰落播下了不良的种子。
第三项是昆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合—离—合，双线平行”的戏剧结构。以《玉簪记》为例，剧情始于聚合的生、旦，具体说是，南宋时，书生潘必正（小生扮演）在临安应试落第，因其姑母为金陵女贞观观主，前往访之，暂寓观中温习功课准备再考。一天，他见到道姑陈妙常，经交谈后相互产生爱慕之情，发展到海誓山盟私订终身的地步。这是第一个“合”。潘陈的密切交往终于被观主察觉。观主（由生、旦以外角色扮演）逼迫潘必正再去应考。潘必正来不及与陈妙常告别，匆匆离去，陈妙常追到江边，雇船赶上潘必正。她将自己的碧玉簪赠送给潘必正，表示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情，潘必正回赠鸳鸯扇坠。在秋江上，二人依依不舍，痛哭而别。这是“离”。最后，潘必正考中进士，到观中迎娶陈妙常，回到家中，从父母处得知他们俩早有婚约，碧玉簪和鸳鸯坠是双方父母指腹为婚时的信物。全剧在大团圆的热闹气氛中结束。这是第二个“合”。在“离”的过程中，生、旦各有一条行动线索，充分展开，发展剧情，这就是所谓的“双线平行”。这种戏剧结构，是中国戏曲所特有的。各剧种的戏剧结构，都受它影响。
第四项是昆曲的演员组合体制。这跟角色制有很大关系。角色制促进了演员技艺的发展，有些演员技艺独特精湛，深受观众喜爱，成为红极一时的主角。戏班就以他们为主，组织演员为主角配戏。主角的技艺、风格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走红，最后形成独特的流派。昆曲这种演员组合体制，对其他各剧种都有影响，使之流传至今。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绝不是仅仅关于某项具体文化事业生存的问题。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顶峰上，放眼全球，充分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
从民族的角度看，物质文化的载体已被物化为恒定的形式，表现为历史的、静止的、不可再生的，它的精神蕴涵隐藏很深，已远离它的生态环境，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修养，不能潜心感受和解读，是很难把它全部激活、接受和传递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则是具体的活动过程，表现为现实的、活跃的、不断生成的，同时它就植根于民众真实生活之中，是民众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其精神蕴涵有如空气和阳光，可以直接被人们所吸收，并在经常性的活动中世代传承。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比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更强烈的唤醒和强化民族意识的作用。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是她独有的民族精神全民性的活的记忆，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是维系民族存在的一条生命线。这条生命线一旦遭受破坏，民族文化的基因及其生命链将出现断裂变形，民族的存在随之发生危机。在人类历史上，因为自身文化的失传或被强行割断而解体乃至消亡的事实，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从国家角度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维护国家独立。国家作为多民族共同体，广义地讲就是一个大民族，所以也称民族国家。一个大民族区别于另一个大民族的根本标志是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突出地反映着民族神精和文化传统。它是一个民族国家深入脊髓的文化积淀，也是它独特文化身分、文化个性的确证。据此，民族国家的自尊、自信才能确立，才会形成最深沉的凝聚力。在正常的状态下，这种民族精神的伟力似乎不为人们所关注，但是一旦到了民族国家最危险的时刻，它便立即凸显出来。每个爱国公民都会从它那里自觉地汲取力量，为保护祖国，以不同的方式去投入战斗。在数字化时代到来的今天，随着文化霸权主义的出现，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又具有了新的国家意义──文化主权的保护。文化主权是一个民族国家政治独立的精神基础；如果将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视为外在标志，那么文化主权便是其内在灵魂。丧失了灵魂，它的政治独立就将虚有其表。当前，民族文化主权丧失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强势外来文化依靠高科技手段强占解释权，肆意灌输其价值观，造成本土文化基因断裂，精神畸变，并通过市场控制舆论；再一种是弱势民族自身缺乏文化主权与文化保护的自觉意识，在异族强势文化巨大冲击下自然失守。其结果，动摇根本，丧失精神的国籍，遭受灭顶之灾。反之，当一个民族从总体上提高文化主权和文化保护意识，积极付诸行动，它一定能在困境中觉醒奋进，通过寻根固本，继承创新，走向繁荣，重铸辉煌。
从世界角度看，保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人类文化生态的保护。它有助于保护人类文明的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多样性，才能够使人类发展得更迅速、更持久、更健康！
本课教材的主题是拯救和保护我们祖国的戏剧瑰宝──昆曲。它首先介绍了昆曲独特的文化价值，目的是说明昆曲确实是价值连城的瑰宝，然后介绍了昆曲面临的一系列生存危机和其自身改革的难题，最后指出：昆曲已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保护和拯救昆曲的义不容辞的任务已落到我们的肩上。我们对这项工作的任重和道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本课引言从昆曲被确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切入，指出：这是“昆曲面临走向世界的一次难得机遇。”过去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现在已经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从而引出拯救和保护昆曲的主题。
第一目 昆曲独特的文化价值
教科书本目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具体地介绍了昆曲独特的文化价值。从历史的维度看，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具有完整表演系统的戏剧形态，所以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从现实的维度看，昆曲对后世中国戏曲众多剧种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被誉为中国“近代百戏之祖”。
（1）中国戏曲的“活化石”
近代著名史学家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这个论断指出了戏曲表演的一个重要特性，即歌舞性。歌舞是一种熔文学、音乐、舞蹈于一炉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它产生于人类的童年──原始时代。《吕氏春秋·古乐篇》上记载：原始社会的先民们以牛尾为道具，踏足为节奏，载歌载舞；歌舞结构庞大，共分八阕，段落明晰；内容表达了对人口和草木繁盛的喜悦和祈盼，对五谷丰登和禽兽繁衍的喜悦和祈盼，对天地、祖先乃至英雄的崇拜和依赖。原始社会的先民们认识自然和自身的能力尚处于低级阶段，对宇宙万物的看法都带有神秘性，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祭祀天地祖先的“巫”和驱鬼逐疫的“傩”，是两种重要的宗教仪式。在举行巫、傩两种宗教仪式中都要载歌载舞。这种原始的歌舞可以视为戏曲的萌芽。
戏曲的另一源头可以追溯到“优”的表演。“优”是古代宫廷艺人的总称，有“俳优”和“倡优”之分。“俳优”以戏谑表演为主，达到讽谏的目的。优人的讽谏活动一般都是即兴式的，带有相当程度的随意性。“倡优”则以乐舞表演为主，但在实际表演中，无论是“俳优”，还是“倡优”，都可以兼演戏谑或歌舞。
优的表演自秦以后历代相迭，且愈演愈佳，至晋时后赵年间，出现一出名为“汝何官”的讽刺剧。这个表演，“每大会”时即演出，大致成为现成节目。至唐代则由这么一个节目演变成为一种“代言”体的表演形式──参军戏了。参军戏中又揉入了管弦伴奏的歌唱，出现了角色，为中国戏曲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中国民间说唱艺术到宋代进入黄金时代。说唱艺术中的鼓子词，演出形式以鼓为拍，重复演唱同一词调，或间以道白，用于叙事或写景。如唐人元稹的《会真记》传奇，便被以十二曲《商调蝶恋花》，敷衍了关于崔张爱情的完整故事。说唱艺术中的唱赚，分三段，前有引子，中间由若干曲调组成，后有尾声。这类说唱艺术的精华也被戏曲吸纳。
宋金时期，中国戏曲正式形成了，或说成熟了。形成或成熟的标志是流行于北方的杂剧和传唱于南方的南戏。无论是杂剧，还是南戏，它们已不再是“巫”、“傩”宗教礼仪和“俳”、“倡”宫廷政治的附庸，它们已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艺术。
然而，杂剧也好，南戏也好，当年它们是怎样表演的呢？今天，我们都看不到了，只能从戏曲舞台上找到一些杂剧、南戏的遗留痕迹。不过，与它们有血脉联系的昆曲还存活着。昆曲熔铸了古代中国从宫廷到民间的歌舞百戏精华，它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了，所以人们称昆曲是中国戏曲的“活化石”。
（2）中国“近代百戏之祖”
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具有完整表演系统的戏剧形态。它凝聚着古代中国艺术家许多伟大的创造，对中国后世众多戏曲剧种有重要的启示和深远的影响。教科书只着重介绍了几项学生容易理解的东西。
第一项是角色制。角色制是中国戏曲艺术的伟大创造。所谓“角色”，就是，传统中国戏曲中根据戏中人物的性别、年龄、身分、性格等而划分的人物类型。演员往往专门扮演某种类型的角色，因而形成各种专门行当。习惯上角色同行当通用。唐代参军戏中已有参军、苍鹘两个固定角色，其后宋元杂剧、明清传奇逐渐增加角色，由简而繁，至昆曲已有所谓“江湖十二角色”。但是，角色最基本的类型为“生、旦、净、末、丑”五种，其他角色实际上都可以规范到这五种行当中去。
在宋元杂剧和南戏中，以唱功为主的正生和正旦处于行当的霸主地位。净、末、丑行当，只能当配角。昆曲折子戏的出现，使正生、正旦之外的角色有了单独施展本领的机会，从而初步打破了生、旦为霸主的局面。这对于以后戏曲发展有很大影响。像折子戏《蒋干盗书》就以丑角为主。另外，演员分角色，每人专攻一个行当，促使演技精益求精，推动了中国戏曲的发展。
第二项是文人戏曲与舞台扮演紧密结合是昆曲诞生的特点。昆曲一登上戏曲舞台就受到文人青睐。众多文人献身戏曲事业，对于规范、发展、繁荣昆曲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文人创作的昆曲戏剧过分追求文词的典雅深奥，唱腔的悠扬婉转，脱离舞台实践，案头化越来越明显，给昆曲日后的衰落播下了不良的种子。
第三项是昆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合—离—合，双线平行”的戏剧结构。以《玉簪记》为例，剧情始于聚合的生、旦，具体说是，南宋时，书生潘必正（小生扮演）在临安应试落第，因其姑母为金陵女贞观观主，前往访之，暂寓观中温习功课准备再考。一天，他见到道姑陈妙常，经交谈后相互产生爱慕之情，发展到海誓山盟私订终身的地步。这是第一个“合”。潘陈的密切交往终于被观主察觉。观主（由生、旦以外角色扮演）逼迫潘必正再去应考。潘必正来不及与陈妙常告别，匆匆离去，陈妙常追到江边，雇船赶上潘必正。她将自己的碧玉簪赠送给潘必正，表示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情，潘必正回赠鸳鸯扇坠。在秋江上，二人依依不舍，痛哭而别。这是“离”。最后，潘必正考中进士，到观中迎娶陈妙常，回到家中，从父母处得知他们俩早有婚约，碧玉簪和鸳鸯坠是双方父母指腹为婚时的信物。全剧在大团圆的热闹气氛中结束。这是第二个“合”。在“离”的过程中，生、旦各有一条行动线索，充分展开，发展剧情，这就是所谓的“双线平行”。这种戏剧结构，是中国戏曲所特有的。各剧种的戏剧结构，都受它影响。
第四项是昆曲的演员组合体制。这跟角色制有很大关系。角色制促进了演员技艺的发展，有些演员技艺独特精湛，深受观众喜爱，成为红极一时的主角。戏班就以他们为主，组织演员为主角配戏。主角的技艺、风格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走红，最后形成独特的流派。昆曲这种演员组合体制，对其他各剧种都有影响，使之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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