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李善长回家养老，每天耕田种地，朱元璋为何却下令满门抄斩？
在明太祖朱元璋年间各色血雨腥风的大案里，大明开国“左相国”李善长的被杀，可以说桩让当时多少人想不到的事儿。
要知道，这位大明开国的“萧何”，朱元璋时打天下年间功劳苦劳一堆的“大管家”，明朝六部官制礼仪制度的制定者，多年来深受朱元璋的信任。哪怕洪武十三年，著名的“胡惟庸案”震惊天下，各色“胡惟庸党羽”手拉手上法场。与胡惟庸有着特殊关系的李善长，依然得到明太祖的保护。之后的几年里，李善长父子多次得到朱元璋赏赐，李善长的儿子还曾被委以重任。乍一看去，朱元璋与这位“老搭档”的关系，依然其乐融融。
可仅仅十年后，即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就突然把脸一翻：仅仅因为几名御史的奏劾，就把正在崇明安度晚年的李善长揪出来，翻出了十年前“胡惟庸案”的旧账，逼得这位七十七岁的“老相国”含恨自尽，其全家七十多口老幼也惨遭株连。这位明朝开国公认的“百官之首”，人生就此凄然收场。
可为什么？曾经视汉高祖刘邦为偶像的朱元璋，会用如此“翻脸比翻书快”的手段，对待自己的“萧何”李善长呢？
首先一个原因，就得说说李善长所属的“派系”，那叫朱元璋自登基以来，就让朱元璋如鲠在喉的“淮西勋臣”集团。
朱元璋能够得天下，其核心力量，正是从一开始就跟随其出生入死的“淮西籍”功臣们。早在朱元璋以“吴王”身份占据东南时，当时就有“城中高簪半淮人”的说法。待到明王朝开基建国后，“淮西人”的势力更是滚雪球膨胀，包括李善长在内的明朝“开国六国公”，清一色淮西人，左右丞相更是由李善长徐达两位“淮西文武”领衔，五十七位侯爵也大多淮西人。朱元璋每次上朝议事，只要放眼望去，几乎个个“老乡”。
对这些“老乡”，朱元璋一开始确有“和谐”的意思。得天下后的朱元璋，还曾吐槽过“偶像”刘邦“杀功臣”的往事，多次表示要和“淮西勋臣”们“卒皆保全”。开国时一向节俭的他，更不惜血本兴建凤阳中都，就盼着有一天能和“淮西勋臣”们“荣归故里”。但“骨感”的现实是，这群曾为他出生入死的老弟兄，开国后就放飞了，尤其是拉帮结派，那是驾轻就熟，没几年下来，排斥异己的闹剧就一桩接一桩。
比如刘基杨宪等“非淮西”的重臣，在明初开国的几年里，都受尽了“淮西勋臣”们的围堵。纵是智如泉涌如刘基，也是想辞官避祸亦不可得。最后在“淮西勋臣”们的构陷里身患重病，落得不明不白离世。“淮西勋臣”里的“新贵”胡惟庸，坐上了左丞相宝座后，更是从此撒了欢，没纤首毕几年就培养出自己一套“团队”，还与北元倭寇“勾勾搭搭”，终于“作”出了“胡惟庸大案”，招来朱元璋的一通大杀。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为大明建国流够了血的“淮西勋臣”，明朝开国后没几年，就成了新生大明王朝的毒瘤。由于这些人各个掌握着肥沃的土地，享受着强大的特权，于是也越发肆无忌惮，破坏国家法度乃至腐化堕落，几乎都成了常事。特别是“腐化”，那更成了流行风气，这群人治国无能，收受贿赂乃至“享乐废法”，几乎样样都不用教。倘若由着这些人闹腾下去，初建的大明王朝，百分百要走上诸多“农民起义政权”短命的老路。
所以，对于明太祖朱元璋来说，这群他曾盼着“一起慢慢变老”的“淮西勋臣”们，早就变成了一群必须恶整的人。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大案”，别看株连极多，其实也只是开始。身在其中的李善长，自然也是朱元璋的“目标”之一。但对于李善长，这事儿却还是不一样。
在“淮西勋臣”里，李善长是个核心人物。他虽然不似徐达汤和等人手握重兵。但明朝开国战争里，他其实就是“朱元璋团队”的“管家婆”，干的就是苦活累活，根子也扎得极深。而比起汉朝的萧何来，同样有着“萧何”美名的他，权力欲却更重。以《明史》的形容说“外宽和，内多忮刻。”典型外宽内忌的角色，大明第一智囊刘基的晚年悲剧，虽是芹汪胡惟庸亲手制造，但刘基的失宠与获罪，也同样有李善长一次次推毁芹波助澜。
而且在“淮西勋臣”内部，虽然李善长早在洪武四年就早早隐退，但后来呼风唤雨的胡惟庸，最初只是宁国县一个小小的知县，就是李善长一手提拔起来。李善长的侄孙李佑，又做了胡惟庸的侄女婿，俩家正是“亲上加亲”。如此亲密关系，也令李善长在胡惟庸倒台后，惹来一阵阵喊杀声，却被当时的朱元璋硬生生摁下去。
为什么这时朱元璋不“动”李善长？一是以《明实录》的说法，朱元璋念旧情，不忍心“动”。李善长与“半路蹿红”的胡惟庸不同，和后来被杀的蓝玉更不同，这是在朱元璋“创业”早期就跟随他的老臣子，多少次为他排忧解难。“旧情”当然极深。更重要的是“不能动”，如前文所说，李善长是一个擅长“退到背后做文章”的人，自己退休前就能“捧”起胡惟庸，对刘基也能“放暗箭”，这样一个树大根深的人，当然轻易动不得。
放在洪武十三年，那时的明王朝，北方与西南都面临北元残余势力的威胁，经济民生更是一片凋敝，轻易乱不得。“追杀”李善长？在洪武十三年时，并不现实。所以，就算没“旧情”，朱元璋也要先忍下这口气。而这事儿，对于李善长来说，其实也是他最好的“全身而退”机会。如果李善长能够明白自己的处境，了解朱元璋的用心，主动“知退”，七十七岁那年的惨剧，未必就会发生。比他与朱元璋更有“旧情”，也同样有“威胁”的“淮西勋臣”汤和，不就成功脱身了？
但这，也恰是李善长悲剧的第二个重要原因，看他七十七岁之前的表现，几乎就是步步“作死”。洪武十八年时，朱元璋就免去了李善长“勾结胡惟庸”的“罪过”，将他安置在崇明养老。但李善长却心安理得，这，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又接连“作”了两个事：一是找“老乡”汤和借三百士兵，只为给自家修宅子。别看只是三百人，“借兵”这事儿，就触犯了朱元璋的忌讳。二是给自己的党羽求情，请求朱元璋赦免部分被充军的“故旧”。两件事合在一起，也就让朱元璋明白了：这看似公益无害的李善长，既能“借兵”，还念着“党羽”。接下来的血腥一幕，已是可以想。与其说，是做久了高官的李善长，在人生关键时刻犯了傻，不如说，这是性格决定命运，一个“外宽和，内多忮刻”的李善长，到了这个处境，必然会这么“争一争”。既然不能思退，自然也就栽进万丈深渊。
在李善长自尽后的第二年，郎中王国用愤怒上书，一字一泪痛陈了李善长的冤情。几乎是做好了上书后被朱元璋处死的准备。但朱元璋却“虽不能用，亦不罪也”。确实，他何尝不知道李善长是冤枉的，但事情重来多少遍，他都会这么对李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