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关于边城

1.推测边城中翠翠的民族身份
（要说过程哦··）
2.在边城中寻找楚地风格，楚国文化的痕迹
（提示：专午节，车路－－马路，碾坊－－渡船，山歌风俗）

可以全囬答，如果你是文学高手，也可以就囬答一个，只要好就可以嘞，呵呵^_^

Answer 1

　　梦断边城 ——《边城》分析

　　作者：云-在-青-天 转贴自：天涯虚拟社区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 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 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 ——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汁”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弢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翠翠—碾房—王小姐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 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妇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 (cultural universalism) 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 苗族文化本位) 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 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

Answer 2

关于《边城》

——课文解读——

沈从文被誉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它的小说以恬静冲淡的风格，小品散文的笔调，诗词曲令的意境，描绘出湘西边城的美丽风光，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刻画出众多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代表作《边城》，充分体现了他的小说艺术的主要特点。

有人说，《边城》是一支湘西山村生活的牧歌，是一曲真挚、热烈的爱情的赞歌，是一首用小说形式写成的无韵之诗，绘就的无彩之画。因此，欣赏《边城》，需要有一种独特的眼光，如果仅拿它当一般的小说，就不能领略个中真趣。

在小说中，沈从文不追求扣人心弦的悬念，也不想营造惊心动魄的氛围，更不叙述波澜曲折的情节，他只想给读者展示真实环境中的真实的人物。而沈从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以简练而又细腻，散淡而又自然的笔法刻画出人物的心理流程，使你情不自禁地融进人物的心灵世界。

节选部分，主要写了三个人物：翠翠、祖父和天保。他们性格迥异，却有着共同的心理情感：爱、矛盾、孤寂。

翠翠对祖父的爱带着一些任性、一些娇气，而对天保兄弟的爱则带着少女的羞涩和幻想。由于她感觉到祖父不理解自己，便设想着自己出走给祖父带来的“惩罚”——让祖父尝尝失去她的痛苦；可是当她想到祖父的无奈便又为他担心起来，于是一次次地叫祖父回家，生怕两人真的就会分手。这生动地反映出翠翠对祖父的依恋之情。文章最精彩之处就在于翠翠的“哭”。哭得那么的突然，那么的深沉，那么的久长。翠翠的哭，祖父自然不理解，连翠翠自己也觉得好笑。但正是这哭，反映了翠翠内心对祖父的负疚感、无人解怀的孤寂感以及梦与现实的矛盾感。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一个青春少女的躁动不安的心理。

从整部小说来看，翠翠似乎一直生活在一种梦幻中，她只能在梦中才能品尝到爱的甘露，而现实却似乎离她很远，于是，她只能凄凉地守候，孤独地等待。从翠翠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苗族青春少女的那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祖父是一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他称得上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在祖父的身上，同样流淌着炽烈的爱，也存在着难以排遣的矛盾与孤寂。祖父对翠翠的爱寄托着对不幸的女儿的哀思，他的后半生是为翠翠而活，他的惟一的生活目标就是要使翠翠快乐。但他并不真正了解孙女儿内心的情感躁动，他只能用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洞的话语来安慰孙女儿：“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情都不许哭泣。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围绕孙女儿能有一个好归宿展开的。但他又害怕翠翠会重蹈母亲的悲剧，所以，他去探天保的口风，征求翠翠对天保兄弟的看法，给翠翠讲她母亲的故事，唱那晚听来的歌，也因此他没有把天保兄弟的选择直接告诉翠翠，只是提醒翠翠注意夜晚的歌声。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让翠翠理解，也没有成就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反而导致一些误会。从表面看，他是一个快乐、豪爽而略带幽默感的老人，但透过他的言行，我们却能感觉到老人心中的那种爱的矛盾和无奈的孤独。

节选部分，对天保的刻画不多，但这个人物的性格却同样鲜明地突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爱翠翠，但无法让翠翠同样爱上自己，当得知弟弟也爱着翠翠，便怀着十分复杂的感情退出了角逐，既表现出浓重的手足之情，又流露着失败的落寞。从他对老船夫的冷冷的神情和生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矛盾和痛苦。为了爱，他孤独地外出闯滩；又为着爱，孤独地客死他乡。

总之，作者通过一些生活的细节，在貌似不经意中，刻画出湘西人民的敦厚纯朴的品性，反映了乡村原始人性的美好境界，抒写了作者重造民族品德的理想。

——教学导航——

这是一篇课外自读课文，除了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对话外，在语言上并无多大障碍；而且课文较长，因此不宜精讲细析，而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来品味、感悟。但又因为这篇小说缺乏引人人胜的故事情节，节奏较为缓慢，不一定符合当今中学生的欣赏口味，因此，教师必须注意调动学生钻研的兴趣。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步骤来考虑：

1.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边城》电影片断，或者播放一些湘西风情的图片，使学生对小说中刻画的独特而美丽的景色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同时给学生以充分的美感享受，扩大学生的眼界。

2．引导学生讨论分析文中三个人物的情感。由于课文属于节选，学生对人物的情感理解不一定正确深刻，但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应当予以肯定。教师可在学生发言后，作适当的总结，重点是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出入物的爱、矛盾与孤独的情感。具体内容可参见“课文解读”。

3．叙事技巧、结构艺术和语言特色的探讨，目的在于提高学生鉴赏小说的能力。(可根据教学需要确定其中一项为重点)

(1)本文的叙事技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平中见奇，静中见情，疏密相间。

①先说平中见奇。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篇小说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没有一波三折的悬念，但读节选部分，却同样能把我们的心始紧紧地吸引住。这是因为作者充分发挥高超的叙事能力，使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给人以新颖奇特的感受。就以“误会法”的运用为例，小说通过种种“误会”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展现人物的心灵世界，透露出一缕令人心酸的淡淡的悲哀。节选部分一开始写翠翠误会祖父，而产生了“惩罚”祖父的想法，而祖父把翠翠的心理反应误会为一般的撒娇，于是有了一段不切实际的教诲；祖父给翠翠讲她父母亲对歌的故事，又听了一夜的歌，他以为翠翠已懂了，就没告诉翠翠发生了什么，成为导致翠翠爱情悲剧的一大因素；祖父错误地以为夜歌是天保所唱，翠翠爱的也是天保，结果一片好心反而伤了天保；在与天保交谈后，他终于得知歌是傩送所唱，但仍未把真相告诉翠翠……使翠翠只能继续生活在梦幻中。正是有了这一系列的误会，才使我们从平淡的故事中品味到新奇独特的感受。

②再来看静中见情。与本文的故事情节相适应，文中的人物之间没有剧烈的矛盾冲突，甚至没有多少活动。以翠翠为例，我们看到她是经常坐着的：“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干塔下”，“翠翠坐在溪边”，“她坐在岸边”，“她坐在悬崖上”，“翠翠坐在灶边的矮条凳上”，“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再坐在小板凳上来听祖父的话”，“翠翠于是坐到那白日里为强烈阳光晒热的岩石上去”，“她在月光下坐了一阵”，“翠翠依傍祖父坐着”……从这些描述中，我们感受到的翠翠是一个恬静的湘西少女，但是，作者通过对话与心理的刻画，让我们看到了她平静的外表下，火山喷涌般的激情，九曲黄河般的情感波澜，使我们热烈地感受到怀春少女的青春活力。

③就节选部分看，作者非常注重叙事的详略安排。例如，对祖父的船上活动写得略，对祖父安慰开导翠翠和试探天保写得详；祖父给翠翠讲她父母对歌的事写得详，而此后的事却一句话带过；写天保详，傩送则只出现一个影子……由于叙事疏中见密，疏密有致，因此，文本所写虽是生活琐事，读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

(2)本文的结构艺术主要体现在环形结构的设计上。就节选部分看，作者在文章中设计了诸多环形结构，可说是大环套着小环。这种环形结构，使文章处处呼应或照应，显得十分谨严而自然。如文章开头(13章开头)写翠翠做了个吓唬祖父的白日梦，中间(14章开头)又写了翠翠做摘虎耳草及听到歌声的梦。前者写翠翠情感生活得不到满足时所产生的哀怨痛苦的心理，后者写翠翠渴望得到美妙的爱情生活的躁动心理，两个梦勾勒出翠翠的心理流程，形成了本文的一个大环。而祖父听到歌声与他为翠翠唱听来的歌，翠翠梦中摘到虎耳草与她听祖父唱歌后说又摘了一把虎耳草，祖父听歌后不告诉翠翠实情与他和天保见面后“不告给翠翠一个字”，祖父讲翠翠父母对歌的故事与他和翠翠谈论对歌的事，翠翠想象出走的情景与她问祖父“我万一跑了呢”等等构成了多个大小不等的环，这种传统上称之为“草灰蛇线”的结构艺术，使我们感觉到行文的流畅性和情节的合理性，同时也感受到立体化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3)沈从文有“文字魔术师”之称，他非常注重语言的锤炼。《边城》这部小说的语言艺术特征是非常鲜明的。就节选部分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典雅性与口语化的结合。典雅性主要体现在作者的描述性语言上，如：“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或追究到这个当前的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这种语言有着诗歌的意境，哲理的隽永，而且其中自然夹杂着的一些文言词语，更具有一种古典的精美。口语化则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对话和一些湘西独有风物的描写上，如老船夫与天保的一段对话——“大老，听我说句正经话，你那件事走车路，不对；走马路，你有份的!”那大老把手指着窗口说：“伯伯，你看那边，你要竹雀做孙女婿，竹雀在那里啁!”简单的对话，既符合人物的身份，真实地反映出人物的内心感受，又充满了泥土气息，“在素淡之中自有明澈的光辉，质朴之中自有蕴藉隽永之致”。

——备课资料——

1．著名作家汪曾祺对沈从文有过一句评语：“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高呢?”

2．沈从文小说独具地方特色。他的题材、人物、自然景色、风土人情、语言，无不涂上“湘西”的标记。题材是湘西社会日常生活中摄取的；人物是湘西农村的“愚夫俗子”，一批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景色更是湘西山山水水迷人的美景。沈从文更是描绘风土人情的高手，他画出一幅幅风俗长卷，婚嫁、习俗、服饰、神话、传说、信仰、礼节，……无所不有，无所不奇，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他特别善于揭示这些一代一代流传的古风习俗人情世态所包涵的人情荚和人性荚，令人神往，令人惊叹。加上沈从文运用泥味土香十足的方言土语，这更使他的小说充满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

(王嘉良、李标晶《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

3．《边城》的诗意首先来自；浓郁的湘西乡土气息。作家通过翠翠和傩送、天保之间的爱情故事。将茶峒的自然景物和生活风习错综有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物，都自然而又清丽，优美而不加浓涂艳抹。

(潘旭澜《重读〈边城〉》)

4．“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固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我要你!”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向刚《梦断边城——沈从文〈边城〉分析》)

5．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为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6．沈从文的小说，究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余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全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7．《边城》是一首衷婉的抒情诗。刘西渭说《边城》是“一部idyllic(田园诗)杰作”。苏雪林认为“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沈从文自己也承认，从废名(冯文炳)那里受到启发，“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融化了唐诗的意境，形成了一种朦胧美。

8．《边城》的地方色彩是极鲜明的，时代投影却是不易捉摸的，仿佛作者只叙述了一个故事，只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沈从文先生感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视了。”朱先潜也指出《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可是，为了“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边城》的时代投影又是极淡极浅的。

9．《边城》是老妪絮絮地讲的一个完美的童话。童话大多很美，但童话的毛病在于大过完美。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批评得比较中肯，她指出沈从文的小说“过于随笔化”，“于蛄构更疏忽了”，“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敷百言还不能选出‘中心思想”。不少学者也说沈从文“了解湘西人民的生活……他仅是晓得他们一些情形，并不曾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自然更没曾血肉相连”。所以“沈从文的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很广阔但不深厚，思想意境不高”，“好像雾中的花，云中的月”，给人以“虚”的感觉。王瑶也指出沈从文“用散文漫叙故事，有时很拖沓”。

《边城》的读后感[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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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的读后感
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如水的平静，没有战争的那股硝烟。它描写的是住在山区的一位老爷爷和他的孙女翠翠的平静生活。在那个山村里有的是山，有的是水，有的是那朴素的人的一张张面孔。
作者曾经讲到：世间真有百思始得其解的怪事情，每次只要我规规整整地写下“沈从文”三个字，我就立刻会想到水，汪汪洋洋的水，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沈”姓有一个三点水的偏旁，而是因为他如水的性情。他曾在写于一九三一年的《自传》中说：“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业的学校，可以说永远设在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我有极大关系。”
我是住在海边城市的一位中学生，对于水我是不会陌生的，我能理解：水和沈从文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的倾向不可分。
我明白了，也领悟到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足以启发我们更精到地理解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和孔子所说的“智者乐水”所包含的深意。
“正因为工作真正贴近土地人民，只承认为人类多数而‘工作’，不为某一种某一时的‘工具’，存在于现代政治所培养的窄狭病态自私残忍习惯空气中，或反而容易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强力压迫与有意忽视。欲得一稍微有自主性的顺利工作环境，也并不容易。但这不妨事，倘若目的明确，信心坚固，真有成就，即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这段话极具预见性，随后不久，他就因为不肯做“工具”而“遭受各方面的强力压迫和有意忽视”，连“稍微有自主性的顺利工作环境”也不可得了。这是作者的另一段描述，看出他当时达到处境是非常之艰难的。《边城》就是从这样一个人的笔下刻出来的，是多么的生动传神，文中的人物都是在这山水的哺育中长大的，这一点一滴是生就了多少美梦多少渴望。
沈从文墓石的正面镌着他的十六字真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 ，只有看了文章才可以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