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我仅是好奇并无任何想法，请问伊藤博文是不是曾是李鸿章的学生

我曾听人说过但一直不确定希望大神们给个满意答案

鄙人感激

Answer 1

不是

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要比李鸿章的开阔和新颖的多。他学过汉语，受过儒学影响；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不断从洋学中获得启益。1863至1864年间，他曾留学英国。时日虽短，但得来的知识和见闻，比之留学之前所学已有霄壤之别。伊藤博文亲眼看到英国的“统一”和“隆盛”，便决心回国后“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与李鸿章的“盛年不学”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据记载，他“不断的读书研究，以致做了总理大臣后，他依然驱车至丸善书店看书。”为政很忙时，也手不释卷，“对于外国的新闻杂志等他亦极要看”，尤注意“关于远东的纪事”“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官阅览”。他很爱看《拿破仑传》、《彼得大帝传》等外国“历史传记之类”的书籍，从此类的书中“得到了政治的暗示不少”。他后来承认，“以前实施了的海防献金和保安条令，均是取法于《加富尔传》和《俾斯麦传》。

显然，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在维特评价李鸿章5年之后，伊藤博文于1901年9月获赠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学位。

世界近代史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际联系、国际交往的增多和国际竞争的强烈。一个国家的近代化，从国际关系来说，就是一种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并自立于世界的过程。因此，当政者具有时代意识和世界眼光对实现一个国家的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认为，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员们要高出一筹，但是，清末的对外关系是在先前的“朝贡体系”或谓“华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清政府仍未完全改变先前的“与西洋各国唯彼来而无我往”的被动局面。李鸿章虽以“善待外人”著称，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负，大清王朝重臣的地位，使他长期足不出国门。他只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才被迫出洋。先是求和于日，继而乞援于俄。1896年他由俄赴德访问时，德国内大臣欢迎时说：“唯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亲昵之中不无辛讽之意。而伊藤博文在青年时就“好和外人接近”。他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却比李早33年。留英归国后的40多年间，他又四下西洋，四来中国，总计在欧美考察的时间共达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势和各国的情形。

李鸿章向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见称，政治才能也许不在伊藤博文之下，或如有的日本论者所说，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然而他的世界识见和近代头脑肯定在伊藤博文之下。近代国际关系包括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原则和势力均衡政策等内涵。岩仓使节团1873年访德时，俾斯麦告诫说，方今世界各国实际上“是强弱相凌”。毛奇告诫说，万国公法完全“系于国力强弱”，“唯守公法者，乃是效果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伊藤对这些说教心领神会，奉守唯谨。而李鸿章虽说过“洋人论势不论理”的话，甚至在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鲜局势破裂时，他仍沉湎于“万国”“问日开衅之罪”和“俄人兴兵逐倭”。显然，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博文“对于国际关系的明察和识见，是特别高人一筹的”。近代国家思想包括主权、统一国家、官僚制度（政治、军事）、公法、私法等方面的内涵。别的方面内容不讲，单就近代法制观念而言，李鸿章也无法与伊藤博文相较。伊藤博文是一位被称为“以法治为主义”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时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而李鸿章基本上是中国的“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观念的承奉者，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事务性官僚政治家，他对确立近代法制始终缺乏认识。1873年，当李鸿章不知近代法制是何物时，作为岩仓使节团副使、从欧美考察归来不久的伊藤，便负责“调查政体”，以期制定“建国大法”。尽管他不赞成自由民权运动，但他认识到“不平士族的蹶起，和世界思想的影响”有关，认定“立宪思想为世界的大激流，非有司之所可抑制的”仍坚持他既定的“立宪”思想。

Answer 2

不是 伊藤博文的学识来自英国 李鸿章不会教这样的学生

Answer 3

不是，怎么可能啊。对立的关系会好到哪里去

Answer 4

不是，没有任何正史这样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