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的观点摘要
敢于正视现实的民族，应该坦然地承认自己有哪些不足，不把应该集中于如何学习的精力浪费在要不要学习的争辩中。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尊心应该显示在善于学习而又善于创造上。这里决定性因素也是制度。
——袁伟时《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成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它是中国已经建立的现代文化学术和教育制度的产物。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兼容并包。西方现代文化与国粹，世间各种学术和思想文化流派，各种学问和艺术，自由介绍，自由探讨；激烈争辩，以理服人，拒绝暴力干预。新的学科，新的艺术，思想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如繁星在天，异彩纷呈。这是思想解放的高峰，也是创造力高扬的年代，归根到底，这是向现代文化教育制度转型的辉煌里程碑。
——袁伟时《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自由的唯一边界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以国家或其他集体和尊长的名义压制和吞噬个人的自由，是中国极大的弊端，中世纪的西方同罹此病。这是古今之争，而非中西或东西之争。
——袁伟时《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
20世纪中国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这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5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那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共产主义运动升起，亦用过俄国人的钱，这是众所周知的。到了本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决定性的是经济。
——袁伟时《20世纪的启示》——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