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光明 亦复何言”是王阳明的临终遗言吗？怎么在不同的资料里面看到他的遗言还有别的话？
是的，这句话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个人生故事。阳明先生是明代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少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者，然而，在中国没有方向的舆论场中，他的身世和清誉却也是大尺度地沉浮，曾经高达浪尖潮头，也被人置于水底泥沙。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57岁的王阳明在两广总督军务时，旧患咳痢之疾突然加剧。他有很不好的预感，于是在上疏“请告”（请求离职）后，不待“廷报”，就自作主张，坐船自梧州经广东韶、雄北行。打算一边等待朝廷批准，一边往家赶。当他离粤时，门人布政使王大用害怕路上有变，专门为老师备了副棺材，随在舟后。
十一月二十五日，舟逾梅岭至江西南安。府推官周积闻师至，前来拜见。阳明起坐，咳喘不已，自谓“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由于病势骤剧，阳明在南安一停五日，无法前行。至二十九日辰时，召周积入舟，已不能语。久之，开目视之说：“吾去矣。”
积泣下，问：“先生有何遗言？”
阳明微哂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顷之，瞑目而逝。（《阳明先生年谱》）
上面这段记载十分感人。阳明自知不起，召门人来见，当是有所交待，不料话到嘴边，却不禁自笑（“微哂”）， 一个字都不想说了，唯带着一颗光明开悟的心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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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前，阳明可能已预知到身后将发生什么。微微一哂，其实是无声的苦笑。
在去年（嘉靖六年）五月重获起用前，阳明在家赋闲已达七年之久。
自“今上”即位以来，不断有朝臣推荐他，有荐他入阁的，有荐他总督三边、出掌兵部的，可皇帝一概不准。这次命他往征粤西，也是事出无奈。盖因思恩、田州迭遭土官之乱，朝廷调集四省官军围剿，终是师老无功。这才从大学士张璁、桂萼之荐，准他出山，去西南几千里外料理这件棘手的烦难事。
阳明深知皇帝对他有成见，但可能不知道成见的症结何在。他与那位二十出头的年轻皇帝，一次都没见过，如何让紫禁城里的最高统治者心生厌憎的呢？
过去几年，时局纷扰，为了由外藩入继天位的嘉靖皇帝生父母的封号问题，吵得天翻地覆。在这场名为“大礼议”的政争浪潮中，原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下台，保守派阁部大员或贬或逐，而皇帝的支持者、被称为“议礼新贵”的张璁、桂萼辈强势入阁，“赞礼派”纷纷跃居高位。
参与大礼议的活跃人物，多有阳明的门人和好友，他们对大礼的态度，并不一致。如好友席书、霍韬与门人方献夫、黄绾、黄宗明等，“以议礼得幸”。为此翰林院编修王思公开宣称，“羞与同门方献夫为伍”；邹守益、王时柯等门人还参加了嘉靖三年著名的左顺门哭谏事件，为此遭受廷杖，王思受刑不过，被活活打死！
当朝臣因为议礼而分裂时，在越中大开讲席、声望日隆的“王夫子”，却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大臣霍韬、席书、黄宗贤、宗明等“先后皆以大礼问，竟不答”。
当时赞礼派遭到激烈的反对，处境艰难，急需理论支持。阳明不言，他们从宋儒欧阳修那里找到了依据。当“大礼”尘埃落定后，欧阳氏乃被抬入孔庙陪祭，得到当世的巨大报偿。
不妨设想，假若阳明趁时而鸣，公开发表赞礼意见，力挺急于当孝子的皇帝，他将得到什么？反过来再想，他讲学名气那么大，却在大家争得不亦乐乎时，一言不发，又会给皇帝留下怎样的印象？
阳明受命起复后，在给霍韬的信中，针对他“不言”的质疑回应说：“往岁承你以《大礼议》一文见示，那时我方在守丧，心中虽然赞同却不便奉复。既而席书也有信来，使者非要拿到回信才肯离去。
我不得已，草草作答，大意认同其说，只是认为，其时典礼已成，当事者（即保守派）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如姑且相与讲明于下，等信从者多了，再缓图之。”
霍、席皆为赞礼健将，也是阳明好友。从阳明复书可见，他对前者是持同情态度的。他不发声的原因，除了典礼已成，再言徒益纷争，还因“议论既兴，我身居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
阳明置身事外，比局中人看得更清楚：两派所争，明为伦理，实为权利。他的表态将无济于“明理”，只会帮助一派人击败另一派人，而无论如何，他的一部分弟子和好友都将受到伤害。他希望大礼之争，能“委曲调停，渐求挽复”，而不至决裂，朝政大坏。
在权势之争中，理常输于势，对此阳明有切身之痛，作为受害者，他形容自己“身居言不信之地”。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王阳明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举个例子，王学有四句教，这个是大家一致认可的，但在阳明高足-王龙溪那里，变成四有，四无之说。在刘宗周那里，却说阳明没说过四句教。你说，这三种说法，哪个可信呢？
再说以阳明晚年的觉悟，应该已经不会惦记其学说是否光大了。阳明早期对朱子是否定的，但到＜朱子晚年定论＞中，阳明已经对朱子转向肯定，肯定其是圣学学脉。以这样的胸怀，会介意哪个学派发展的更好么？
反倒是王学门人，对其门派的发扬光大更介怀一点，因为这关乎他们自身的地位。从历史上看，王学的大发展，是阳明去世以后的事情，想必应该可以从其中看出些端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