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商纣王真的是昏君吗?

Answer 1

商纣王本非昏君 周武王炮制了他荒淫无道的谣言《韩非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魏国的一位大臣向他的王说：“现在有一个人说街上出了老虎，大王您相信吗？”魏王道：“当然不相信，街上哪里来的老虎？”大臣又说：“如果两个人都说街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仍表示摇头，大臣再问：“那么，三个人都对大王说老虎上街了，大王信吗？”魏王连连点头说：“要是有三个人都告诉我街上来了老虎，我当然相信了。”
这个故事就是成语“三人成虎”的来历，寓意是说，不要相信谎言和谗言。但事实上，它说的是谣言。在这个故事中，魏王应该问两个问题，比如，为什么有人要说街上有老虎；他们亲眼见到老虎了吗？
是的，为什么要有人来传播这种谣言呢？韩非没有给出答案。的确，这种答案很不好给出来，因为答案有很多种。我们完全可以预设一个场景，来回答为什么有人会传播谣言。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的是，谣言是一个新闻。原始社会，许多野人都固定在一片森林中，而这片森林里只有鹿这种动物，野人们的主要食物就是鹿肉。可突然有一天，一只兔子跑进了这片森林，被一个野人捉到。这个野人从来见过这样的鹿，连忙将这个消息告诉同伴，说他捉到了一个大耳朵的小白鹿，估计是一只妖怪。他为什么要传播这个信息呢？因为这个信息的内容有违常理--常理就是，他们始终见到的是鹿，可这次却见到一只妖鹿--于是，消息立即传开，大家都对这个新闻非常感兴趣，当一个野人知道后，他有一种如获至宝的冲动，但这种“宝”却不是上好的鹿肉，而有时效性，如果他现在不传播，那么，时效性一过，这就不是新闻了。炫耀似的冲动让他立即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最终，某人得到了一只妖怪的谣言就此诞生。
大街上有老虎也是有违常理的，因为老虎都在深山中，不可能来到街上。传播这一谣言的人就是因为感到新奇，这是最容易引起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所以，他必须要传播。
我们先来看这个场景。
某人对A说，街上来了老虎。A说，我不信。这个人立即说，你不信，我告诉你，那老虎长的什么样什么样，这下你信了吧。A半信半疑，当他来到另一群人中间的时候，听到了这群人正在抱怨生活的艰辛和国王的横征暴敛。这个时候，很可能有人提到了国王是老虎的信息，A立即就说，你们知道吗，咱们街道上来了一只老虎，咬死了几个人。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因为他的生活也很枯燥，总想发泄一下对国家的不满，由此来解放一下自己的心情。于是，他说出了这个自己半信半疑的谣言。这些人也是半信半疑，但经过他的说服过程，就都信了。然后各自去传播，但传播的种类之一就是这样的：大家都在一起聊天，可话题总是很少，所以聊了一段时间后，就都沉默不语了。而这个时候就有人站出来为了打破沉默，就说，知道吗？街上来了老虎。
有人当然不信，他们从老虎的习性提出质疑，认为老虎不可能到街道上来。如你所知，当你说一件让人质疑的事情时，你会很恼火。你必须要让他听从你的。这是人类的控制欲在起作用，所以，知识丰富的人就会给这个人普及知识，他认为，老虎并不全是在森林里，有时候，他们也会来到街上，因为森林里可能没有动物给他吃了，他为了生存，冒险是肯定的。这就是所谓的专家，专家的话大都会被人认可，因为人们对不熟悉的领域往往都特别喜欢依赖他人。
谣言继续流传，又是一群人在一起聊天，大家互相取笑，突然有人说，你小心点别被老虎吃了。被警告的人说，我又不去森林，不可能被老虎吃掉。此人立即就传谣：你不知道，街道上来了一只老虎，见人就咬。所以你小心点。
这本来是取笑的一句话，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他重新把这个谣言整理一番，很认真地传递给了别人。要知道，他并没有恶意，而是他真相信这个谣言，在传递过程中，他试图还原真实的信息，以使大家都相信。这正是谣言所以能传播下去的一个因素：传播者非常认真，甚至是很敬业。
从这个场景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人们为什么要传谣言了。

Answer 2

帝辛和商纣王，是同一个人，都是商王朝末代君主的称号。一个人有两种称号，在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例。 　　这两个称号之间差别是巨大的，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 　　帝辛，是商族人，或者说是商帝国的人称呼自己的国君的叫法。因为国王的名字就叫辛。按照现已发现的甲骨和史书的资料来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而商帝国的人在称呼君主时，便是在名字前加一个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等。 　　商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君主称为帝，而不是象夏王朝一样称为后，这是和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教有关。在商汤灭夏，建立商帝国之后，集王权、神权于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在灭夏之时，按《尚书》的说法，是打着天命的大旗的。天命为什么在商汤一边，解释起来有些费力。因而自商汤起，经不懈努力，终将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俊——据现代人考证，即帝喾，即儒家所称道的虞舜。由于祖先是上帝，主管一切神灵，因而护佑商人便顺理成章。而且，历代商王死后，都要回到祖先身旁，“在帝左右”，成为沟通人间和上帝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后代会象尊敬祖先一样，将逝去的先王亦称为帝。既然死后为神为帝，因此在人间的称为便是帝××。（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殷王称号》） 　　商纣王，或殷纣王，则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 　　商，是国名，是提醒人们，这是前朝的，被我们灭掉的。殷，则是地名，与日本鬼子称东北为满州一样，中国人称日本为倭一样。如果说这还只是冠以蔑视性指代的话，那么，纣则是侮辱性称呼。按《说文解字》援引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凶恶的坏蛋。而查遍现有《逸周书》的“谥法”篇，却恰恰没有这一句。纣字，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史记》中说，“天下谓之纣”，是商时的天下人呢，还是周时的天下人已不得而知。但司马迁将帝辛称为帝纣，实在是不伦不类。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样的强力统治。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而这些诸侯，按清人许宗彦的说法，“乃二代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尽易其疆界哉？（许宗彦：《周礼记》。”说穿了，这些夏、商两代所封的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 　　所以，在未灭商之前，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灭商之后，亦称之为“大邦殷”、“大国”，而自称“小邦”。 　　周武王灭商后，因殷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尚书》）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战争创伤外，恐怕这忧心忡忡、苦闷烦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再者，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亦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 　　如果仅仅只是两个称号，还不至于如此郑重其事。因为拥有这个称号的那个人，代表着一段历史，一段影响中国数千年文化走向的历史。同样是这段历史，由不同的人来写，就有不同的模样和结果。两个不同的称号，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族群对历史截然相反的认知。 　　在中国历史上，历史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以官方出面修的正史，代表着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 　　一种是野史，代表着民间的历史认同和评判。 　　但同一段历史出现两种正史，则是商周之际的独特存在，是周王朝以小博大带来的后遗症，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势力相当的结果： 　　周王朝作为战胜者的虚弱和商人作为战败者的不可小觑的盘杯错节的庞大势力。虽然周王朝官方意识形态在长期成为主流，成为正史，但商人记录的历史却并没有在周王朝的封杀和围剿下消失，而是顽强地在各种史料中“留下自己的烙印”。 　　通过这些雪泥鸿零星记载，人们依稀仍然能够窥测到商人记载的那段历史，与广为流布的周人的记载完全不同的模样的那段历史。虽然这和周人的历史一样，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偏见，但作为另一种历史，必然有助于人们探索历史的真实面貌，而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是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 　　对于这一点，现代人对历史有一个极精致的比喻，将历史分为两部分，其交界处是皮肤。 　　一面是皮上的历史，另一面是皮下的历史。 　　皮上的历史是给人们看的。 　　但真正主导历史走向和进程的，却是皮下的历史。

Answer 3

我来纠正下推荐回答的那位网友。你说的“一人有两种称号，在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例”我真是不知道该说啥了。纣，是帝辛的谥号。就是在死后人们给他盖棺定论的号。纣的意思是残暴不仁。而且只有在死后人们才会用这个谥号称他。古代的皇帝都有庙号和谥号：就像汉武帝，庙号世宗，谥号孝武皇帝。庙号是在世时候用的，谥号是死后根据他的一生所作所为给他定的。请好好学习历史。

Answer 4

不昏百姓又何必支持周武王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