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孔子对中华民族的贡献？

Answer 1

孔夫子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可归纳四个方面：
第一是确立了中华民族的道统和法统，如果没有这个道统和法统，那么我们的民族思想就没有根，就没有魂。这个根和魂用《中庸》里的两句话来说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夫子的政治理念，是源于尧舜文武这些古圣先贤的。大家知道尧舜距我们现在已有四千多年了，正是因为孔夫子在总结六经时，从《尚书》的尧典、舜典开始，把历史先圣先贤优秀的文化政治理念加以积淀、加以总结、加以确立，才使我们的民族文化上述到尧舜时代。当然在尧舜之前还有黄帝、神农氏、伏羲氏这些远古帝王，虽然在黄老学说里，在远古神话中可以捕捉到这些先祖的影子，但都没有文字可考了。所以，孔子所确立的中华民族的道统和法统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们自觉于其他的民族，区别于其他的文化，使中华民族有一种自我认同感，有一种向心力，有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这种向心力，如果没有孔夫子，谁也做不到。
第二是对三代文献的整理。大家都知道“四书五经”，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以前还有一部《乐经》，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已经失传了。以《诗经》为例，它是孔夫子对周朝初年到春秋中期这么五百年诗歌的整理汇集，它包括了黄河流域周、鲁、魏、郑、卫、齐等很多国家的诗歌，并通过风、雅、颂的形式，把民歌和庙堂的乐章编辑在起来。如果没有孔夫子的编订，那么我们现在要想看到上古时期周朝的诗歌是做梦也办不到的。正是有孔夫子的整理，又授予他的弟子，《诗经》才一代代传承下来。还有大家感兴趣的《易经》。《易经》传说是伏羲造八卦，又由周文王演为八八六十四卦。但如果没有孔夫子做《十翼》，传文加以阐释，那后人谁也读不懂《易经》，都不明白那相互缠绕的六道横线到底是在说什么。孔夫子传易，是对先秦精要哲学思辩的一个总结。学术界公认的中华民族理性化思辩思想的骨干，不外乎两个，一个是《易经》、一个是 《道德经》。当然若这两部经典融为一体，一言以蔽之，就是阴阳五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尚书》，因为只有通过《尚书》，我们才能了解从尧舜到夏禹，以及夏商周时期一些圣王的教化。四千多年以前的尧舜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我们从地下的出土文物中能看出什么？那些出土的瓶瓶罐罐又能说明多少问题？我们通过《尚书》的“尧典”、“舜典”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理念，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化状态，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疆域乃至地理疆域，也可从中看到透露出来的当时的科学信息。

Answer 2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
经济学说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

Answer 3

贡献了三纲、五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