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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20天才草草看完这本历史书，其间因工作以及学习上的问题，未能连续阅读，故而思考之连续性也难保证。但一直以来感觉到自己阅读之首要问题在于广度不够，目前要做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尽量广泛涉猎。至此，我用了两个半月，在看注会的书之外，共看了《经济社会的起源》、《社会契约论》、《赋税论》以及本书，所掌握者恐不及凤毛麟角，但正如看前面三本书一般，我还是从黄仁宇先生的书中获得很多东西。
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
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号令天下，无所不从。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洪秀全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宋朝皇帝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辽东半岛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中国大历史》这样一部号称优秀的历史学著作，我读起来却磕磕绊绊，困难重重，总没有一种顺畅淋漓的感觉，很多的观点论述也没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不仅是我，网上也有人评论其作品“阅读起来就好像一个想要极速行走的人总要留心脚下的石头”；不仅是这本书，其他在读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一书的同学也感觉到了类似的问题。
总结起来，三联版《中国大历史》中存在三大阅读障碍：
* 对象不同
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国大历史》是黄仁宇先生在美国的大学课堂上讲课的讲义，各种比较论证的依据都很好的针对美国大学生编排设置。这样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固然能使他的美国学生受益非浅，但反过来说对于普通的中国读者却构成了不小的障碍。
比如，书中但凡提到长度、面积、重量、货币等概念时，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都是西方习惯的英尺、英亩、英镑、美元，这些单位完全不在对中国读者的生活中出现，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一头雾水，很难在脑海中对它的实际情况做出准确估量。在“第三章：土壤、风向和雨量”中，黄仁宇先生提到“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15英寸等雨线’……”（P25），我初读到此时一愣，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但仔细看完描述后发现，这就是高中文综复习是被反复强调的“800毫米等降水量线”，才将此处论述与自己的知识储备结合起来。
另外，虽然无法准确评断当年美国大学生的文化水平，但从《中国大历史》中可以看出，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长期的文科知识积累，是绝对听不懂黄先生讲课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P2），纵论古今横贯东西，不时提及“欧洲18世纪实证主义（positivist）的法理学家”（P17）、“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现实主义”（P18）、“占有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P27）等深奥概念；或者“今日俯视阿斯旺水坝的努比亚大神像”（P39）、“波提切利的《爱神诞生》”（P87）等文化符号……与其说是有助于读者理解，不如说是又多了一重难题。
* 半文半白
黄仁宇先生行文中使用的很多语词，有的现在已经被别的更加白话的词语所替代，有了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一概念；有的已经几乎被淘汰出现代汉语的行列，再不出现在普通读者的阅读视线内，其中更有一些完全无法在电脑输入法中找到；这样的情况既多，又如何让读者理解黄先生的深意呢？又有很多句子结构近乎文言，我阅读时如果不用铅笔断句就几乎进行不下去。这种情况的例子举不胜举。
* 翻译问题
《中国大历史》原本是用英文写作的。书中英文单词高频率出现在括号里，这当然是一种使著作严谨的方法，但即便是在英语如此普及的今天，普通读者看到恐怕也会感到不愉快。另外本书也陷入了现在翻译作品不好读、读不通的“翻译腔”里，严重影响读者的阅读。
例子：英语中 “submarine sandwich”，是一个专有名词，专指那种用长条形面包做成，分量超大的三明治（区别于一般糕点店或西餐馆中供应的三角形三明治）。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出一个理论——他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比喻成“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组织，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对于“submarine sandwich structure”，三联版中出现的翻译用词是“潜水艇夹肉面包结构”（P297），不解释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莫名其妙的“潜水艇”，却用生硬的“夹肉面包”代替已经成为通行的泊来词、连幼儿园孩子都知道的“三明治”，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译者的用意。
虽然说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以上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着实阻碍了我们的学习。不好理解的词句不断纠缠读者的思维，让我们疲于解读，连基本的句子都没有看懂，更遑论从篇章上把握黄仁宇先生的观点和思路，离从全书大局上把握他的历史观点更是千里之遥。
造成阅读阻碍并不是作者的错，黄仁宇先生写作本书时间较早，他的语文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很深，原著又是英文。也有很多读者的水平远高于我，恐怕没有感觉到我在此斤斤计较的阅读障碍问题，而早就进行了更高层次的理解和思考。但我必须大胆的代表所有文化水平有限，非历史专业而又希望学习历史的普通读者说说我们的心声：我们非常愿意阅读学者的经典著作，无奈就是读不懂，太抽象了。
历史学要是成为象牙塔里少数人的学问，就失去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本意。这并不是说不需要抽象深奥的学术，而是说不要让所有的历史都成为抽象深奥的学术。历史学需要《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也需要《易中天品三国》。我个人最推崇的，则是《全球新闻传播史》（李彬著，清华大学出版社）这样“居中”的历史书。
如何才能让历史著作甚至历史教材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认为“普及版”是一种方便易行的方法，请人将类似于《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等等，改写成立足中国，用语浅显，语气生动的“普及版”，应该能吸引到更多原来不读历史的读者，也能让原来读不懂历史的读者有更进一步的提高。“普及版”历史书应该具有传播和市场双方面的巨大价值，当然，这需要历史学研究者和出版方的共同努力。
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
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号令天下，无所不从。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洪秀全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宋朝皇帝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辽东半岛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中国大历史》这样一部号称优秀的历史学著作，我读起来却磕磕绊绊，困难重重，总没有一种顺畅淋漓的感觉，很多的观点论述也没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不仅是我，网上也有人评论其作品“阅读起来就好像一个想要极速行走的人总要留心脚下的石头”；不仅是这本书，其他在读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一书的同学也感觉到了类似的问题。
总结起来，三联版《中国大历史》中存在三大阅读障碍：
* 对象不同
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国大历史》是黄仁宇先生在美国的大学课堂上讲课的讲义，各种比较论证的依据都很好的针对美国大学生编排设置。这样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固然能使他的美国学生受益非浅，但反过来说对于普通的中国读者却构成了不小的障碍。
比如，书中但凡提到长度、面积、重量、货币等概念时，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都是西方习惯的英尺、英亩、英镑、美元，这些单位完全不在对中国读者的生活中出现，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一头雾水，很难在脑海中对它的实际情况做出准确估量。在“第三章：土壤、风向和雨量”中，黄仁宇先生提到“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15英寸等雨线’……”（P25），我初读到此时一愣，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但仔细看完描述后发现，这就是高中文综复习是被反复强调的“800毫米等降水量线”，才将此处论述与自己的知识储备结合起来。
另外，虽然无法准确评断当年美国大学生的文化水平，但从《中国大历史》中可以看出，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长期的文科知识积累，是绝对听不懂黄先生讲课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P2），纵论古今横贯东西，不时提及“欧洲18世纪实证主义（positivist）的法理学家”（P17）、“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现实主义”（P18）、“占有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P27）等深奥概念；或者“今日俯视阿斯旺水坝的努比亚大神像”（P39）、“波提切利的《爱神诞生》”（P87）等文化符号……与其说是有助于读者理解，不如说是又多了一重难题。
* 半文半白
黄仁宇先生行文中使用的很多语词，有的现在已经被别的更加白话的词语所替代，有了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一概念；有的已经几乎被淘汰出现代汉语的行列，再不出现在普通读者的阅读视线内，其中更有一些完全无法在电脑输入法中找到；这样的情况既多，又如何让读者理解黄先生的深意呢？又有很多句子结构近乎文言，我阅读时如果不用铅笔断句就几乎进行不下去。这种情况的例子举不胜举。
* 翻译问题
《中国大历史》原本是用英文写作的。书中英文单词高频率出现在括号里，这当然是一种使著作严谨的方法，但即便是在英语如此普及的今天，普通读者看到恐怕也会感到不愉快。另外本书也陷入了现在翻译作品不好读、读不通的“翻译腔”里，严重影响读者的阅读。
例子：英语中 “submarine sandwich”，是一个专有名词，专指那种用长条形面包做成，分量超大的三明治（区别于一般糕点店或西餐馆中供应的三角形三明治）。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出一个理论——他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比喻成“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组织，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对于“submarine sandwich structure”，三联版中出现的翻译用词是“潜水艇夹肉面包结构”（P297），不解释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莫名其妙的“潜水艇”，却用生硬的“夹肉面包”代替已经成为通行的泊来词、连幼儿园孩子都知道的“三明治”，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译者的用意。
虽然说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以上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着实阻碍了我们的学习。不好理解的词句不断纠缠读者的思维，让我们疲于解读，连基本的句子都没有看懂，更遑论从篇章上把握黄仁宇先生的观点和思路，离从全书大局上把握他的历史观点更是千里之遥。
造成阅读阻碍并不是作者的错，黄仁宇先生写作本书时间较早，他的语文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很深，原著又是英文。也有很多读者的水平远高于我，恐怕没有感觉到我在此斤斤计较的阅读障碍问题，而早就进行了更高层次的理解和思考。但我必须大胆的代表所有文化水平有限，非历史专业而又希望学习历史的普通读者说说我们的心声：我们非常愿意阅读学者的经典著作，无奈就是读不懂，太抽象了。
历史学要是成为象牙塔里少数人的学问，就失去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本意。这并不是说不需要抽象深奥的学术，而是说不要让所有的历史都成为抽象深奥的学术。历史学需要《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也需要《易中天品三国》。我个人最推崇的，则是《全球新闻传播史》（李彬著，清华大学出版社）这样“居中”的历史书。
如何才能让历史著作甚至历史教材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认为“普及版”是一种方便易行的方法，请人将类似于《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等等，改写成立足中国，用语浅显，语气生动的“普及版”，应该能吸引到更多原来不读历史的读者，也能让原来读不懂历史的读者有更进一步的提高。“普及版”历史书应该具有传播和市场双方面的巨大价值，当然，这需要历史学研究者和出版方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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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一下！我要的是吕思勉先生的那一版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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