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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简单地找个快乐。快乐有一个的吗？
当然有。也有一杯的。比如买一杯奶茶，就是一杯快乐。快乐有时候并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是你是否懂得珍惜。
记得不知是三毛还是席慕容说过的，人生观中有乐观有悲观，两者都易偏颇，达观最好。
简单的人易快乐，易受骗，也易释然。乐观的人易盲目，人一盲目起来就像被蒙上眼睛的驴一样。太悲观的，则什么事都想到坏的地方去，让人提不起精神来，有些庸人自扰。
有些人很想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想想。有一次我竟然碰到了一个香港的信基督教的人，他像一个空想家一样，和我大谈人生梦想以及人死后会怎样等问题。
我说这些问题太深奥了。我们平凡人一般都不深入去想也觉得想了没用，所以只要过好每一天，快乐着就可以了。
没想到他转眼又和我讨论世上有没有永恒的快乐和另外一些让我发呆的问题。
我只记挂着自己肚子饿了，匆匆就跑开了。
有时候会听到人抱怨生活单调，我说有时候我也渴望去冒险，又怕遇上妖怪深陷其中无法脱身。人就是一个矛盾。有时候在现实中无处可逃。每个人不知不觉已经构成了自己对待人生的态度。
生活中我们需要维持比较均衡的平静和舒适。
善于自我安慰的人，倒更能活得开心。
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妨到别的地方去走走。也许会更新奇的感觉。只是这种新奇久了，渐渐也会变成平淡无奇。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每个人眼中见到的世界，大约都有所不同吧！有些人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有些人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其中也有人生态度的关系。山山水水，都由心灵出发。心的修炼，需要恒久的过程。
你尽可以做一个物质的穷人，但你也不妨做一个精神的富翁。
你尽可以把每次伤心看做欢乐的起点，把每次挫折看做宝贵的人生经验，把人生看做不停快乐着的过程。
对不同处境的人来说，人生看去是不同的色彩。
对口渴的人来说，喝水就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对饥饿的人来说，吃饭就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很多时候我们无聊和闷，是因为生活过得太安逸了。我们不曾想到世上还有其他形形色色需要我们关心的东西，还有很多人在饿着肚子或比我们更为寂寞，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做着单调的工作。
人容易只在乎自己。
人容易把自己陷入不得不如此的困境。其实你有很多选择，换个不同的人生态度，问题或者就变简单了。
或者我们因为想得到很多，所以才不得不失去很多。因为我们凡事总是只考虑自己，所以才走进了狭窄的空间，而无法飞翔。
或者世界并不是没有美好和真诚存在，而是你自己的心灵不够美好和真诚，总要带着悲观去看待，所以才让人生染上了灰暗色调。
或者那些抱怨没有机会的人，是不是应该想一想当你渴望机会的时候，别人为什么没有等待，却在给别人创造机会。他们在给人创造机会的同时，也是拯救了自己。
有一个叫《人生的试金石》的故事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试金石，你对人生的态度就是试金石，当你老是抱怨没有机会的时候，或许机会真的到了手边你也把握不住了。
这句话我们应注意“或许”两字。或许是说我们仍然没有机会，但我们大可不必抱怨。这句话只当它一个寓言的结尾就可以了。它告诉我们不要守株待兔地去等待机遇，而是积极地从现在起就过好自己的人生。
马克·吐温和卡耐基是两个思想截然不同的名人。他们教别人，或者自己也在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去生活，去思考一切。
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孩来到了一家银行的门口，见地下有一根针。这时他看见银行里走出一个银行家，他把针交给银行家。银行家高兴地说：“你是个诚实的孩子，我将帮助你。”于是这个孩子接受到银行家的帮助受了高等教育并继承了他的产业，获得成功。
这个故事的口气和风格很适合卡耐基。
但马克·吐温一定会用另一种方式再讲给你听：有一个同样一无所有的小孩看到了这个故事。于是他照样来到了银行门口，他果然看到了那根针，他捡起了那根针，准备当银行家出来时把针交给他并接受他的帮助。
银行家的确出来了，然而他抢走小孩的针喝道：“这根针是我们的。滚！以后别在门口站着！”
现实和梦想是两回事。也许卡耐基和马克·吐温的人生态度都没有错，因为现实是光怪陆离的。往不同角度去，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答案，那么事情又怎么不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结局？
在西方乃至一切社会中，需要有一种奶酪般的思想，像卡耐基那些人的书一样，去安慰一般机会不多的人们，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安慰人心，同时又需要一些人，例如马克。吐温这样的，去告诉人们要冷静地看待现实，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知道有些时候现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美好，或者现实正好和我们梦想的恰恰相反，这时候我们会用正确的人生态度，平静地接受或尽力去改变它。
================================
人生态度是个人对待人生的稳定性的心理倾向。人生态度包括人生认知、人生情感和人生意向三种成分。人生认知是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人生情感是对人生的内心体验和评价。人生意向是人生的行为趋向。人生认知是人生态度的重要基础，人生情感是人生态度的核心成份，人生意向是人生态度的最高成份。一个人怎样认识人生，就会产生对人生的不同感受，就会怎样对待人生。
人生态度是对人的一生的总态度，而不是在人生过程中对某个事物的具体态度。人生态度与人生的具体态度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人生态度与具体态度的对象不同。人生态度的对象是人的一生，具体态度的对象是人生过程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事物。人生态度的对象是人生的整体。具体态度是人生过程中的某个局部。
第二，人生态度比具体态度更为稳定。由于具体态度是对某一个具体事物的态度，往往因具体事物的变化而改变。所以，具体态度具有较强的变动性。而人生态度是对整个人生的总的整体的态度，它一般不会受一时一事的影响而改变，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第三，人生态度比具体态度更为深刻。具体态度是在某一特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具体事物的认知、感受和意向。它往往是比较浅显的。而人生态度是在长期的人生过程中，对人生的深入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和感受，产生的比较坚定的行为意向。因此，人生态度更为深刻。
人生态度与具体态度虽然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并不是彼此孤立，毫不相关的。人生态度与具体态度密切联系，相互作用。
第一，人生态度决定和支配着具体态度，通过具体态度表现出来。人生态度是具体态度的核心，是具体态度的枢纽。具体态度是人生态度的具体体现。人生态度作为人生的稳定性的心理倾向，从根本上对人的具体态度起着决定和支配作用。尽管人生过程中的具体态度各种各样、千变万化，人生态度始终象一条红线贯穿在具体态度之中，象人的中枢神经支配和调整全身神经一样，支配和调整着人生的具体态度。人生的具体态度离不开人生态度，离开了人生态度的决定，具体态度就没有根本，就会杂乱无章；离开了人生态度，具体态度就失去了总的方向，就会变化无常。
第二，人生的具体态度蕴涵着人生态度，影响着人生态度。人生态度离不开具体态度，离开了具体态度，人生态度就无法存在。人生态度作为对人生的总态度，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必然蕴涵在具体态度之中，通过具体态度表现出来。人生中的具体态度无论怎样多种多样、千差万别，都蕴涵着人生的总态度，人生的具体态度，无论如何变化，都体现着人生的总态度。人生中的具体态度并不是消极被动地受着人生态度的决定和支配，它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人生态度。尤其是在人生中，面对巨大的困难无法克服，遭受巨大的挫折和失败，出现长时期的逆境而不能摆脱，往往会对人生的总态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
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是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中最基本的东西。东亚两大文明古邦印度、中国，传统的人生态度有很大不同。印度先民过早地发展了精神方面，深思人生的根本意义问题。正如尼赫鲁在其《印度的发现》中所说，在地球上，若要问哪里人类心智最丰富地发展了它的某些最优秀的天赋，对于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思考最深，回答是在印度。
早在佛陀出世之前，印度雅利安人就从早期的乐天乐生转向对人生价值的反省，悲叹人生多苦，追求精神解脱众苦而获永恒安乐，是印度人生态度的主要特点。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氛围下，佛教才得以诞生，禅学才得以发展。可以说，佛教禅学浓厚的出世主义倾向，深受印度传统思想影响，与印度民族的人生态度基本一致。佛教及禅的传播发展，使印度传统的人生态度更增其超现实性，但佛教及其禅的人生态度，在印度诸家学说中尚称中庸，既反对以苦行自我折磨，又反对纵欲主义，持不苦不乐的中道观。大乘教义对人生更为重视，对人道伦理之力倡，有促使印度的人生态度既不致于走向否定人生价值、一味追求来世幸福之极端的作用，又可抑制作为印度传统出世主义、禁欲主义之补充的纵欲主义倾向。近世学者多将印度长期衰微的原因归之于基于瑜伽的出世思想，这显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因此而将印度衰落之因归诸佛教及其禅，则似乏史实根据。众所周知，印度的衰颓不振，是印度教中兴、佛教衰微、绝迹以后的事。而佛教在印度兴盛之时，伴随它的却正是印度历史上繁荣兴旺的黄金时代。正如许苏民先生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中所说：“在公元七世纪，中国、西欧、印度同处于封建社会。……印度的佛教文化也正盛极一时，……印度人也在佛教的平等观念、普度众生、勇猛精进的观念刺激下而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应该补充的还有：印度的繁荣，还与大乘禅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大乘禅的那种观菩提心而求普度众生、庄严国土的宗旨，那种以世间出世间为一的精神，给印度传统的出世主义人生态度注入了关注现实的阳刚之气。这种阳刚之气恰巧是传统的婆罗门教所最缺乏的。当这种阳刚之气随大乘佛教的衰变而从印度人心理上消失之后，随着传统婆罗门教自然崇拜迷信的复兴，印度的国家和民族才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境地。
与印度截然不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传统的人生态度，则以乐生、贵生的实用理性主义为特征。《中庸》中的“赞天地之化育”，被用以概括华夏民族的基本人生态度，参赞化育，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参与创造和改造现实世界为人应尽的天职，以取法于天地之道的伦理纲常为人必须恪守的绝对命令。深怀这种参赞化育信念的中国人，以一种功利的、理性的、审美的严肃态度对待现实生活，把全部的关怀都倾注于现实利益的获取，满足于通过生产斗争从自然界得到的生存权利，和因敦伦尽分而在社会上得到的生存权利，缺乏对人生价值的深刻反省，不大追求来世幸福之安慰。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道教的“贵生”，集中表现了华夏民族传统的现世主义的文化心理特征。华夏民族的现世主义人生态度，与基于印度出世主义的佛教人生态度大相龃龉，成为佛教在华弘传的最大阻力，使只求个人解脱、偏重出世的小乘在汉土无法扎根，只有高唱普度众生，以世间出世间为一味的大乘，因为与中土儒家兼济天下之旨相符，才得以在华广泛流传。成为汉传佛教主流的禅宗之禅，在人生态度上更受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影响，只讲现前的觉悟和超脱，不大渲染有生皆苦、离尘出世那一套印度佛教的基本人生价值论，不大把解脱的希望寄托于他生后世的累劫修行，表现出浓厚的中国味。
当然，华夏民族的文化是多层次的，作为以儒家为主的极端现世主义思想之补充，也有像庄子那样极富超越性的自然主义人生态度。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中土文化精英，往往内道外儒，在内心生活上具超越性的追求，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挫折时，也会产生出世之想，尽管这种出世未必是隐遁山林、追求来世，而多分为即世间而出世，所谓“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华化的禅宗之禅，正好适应了中土文化人的这种精神需要，把他们的精神境界从庄子的“逍遥游”升华到更加超越、洒脱、无碍而又不离世间的境界。禅的陶冶使中国士人中的不少人物掌握了既积极用世而又超然物外的生活艺术，正直不阿而又善明哲保身的处世技巧，培养出像白居易、苏轼、耶律楚材那样虽有作为而又总是保持内心超然宁静的文人的典型。禅作为一种自我解脱痛苦的法门，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在失意时保持自己心理平衡的技术。
另一方面，作为对极端现实主义的必然补充，中国人也会产生追求神佛护佑、憧憬来世幸福的宗教需求，尤其是深受剥削压迫、不得人生幸福的劳苦大众和乱世之民更多如此。外来佛教佛、菩萨救度及往生净土的思想，适应了中国人这一方面的需要，与此相应的是民间乃至上层社会念佛禅的盛行。南北朝时代小乘禅的实践，也应看作社会苦难的产物。对佛菩萨的崇拜及对死后往生乐邦的追求，当然会产生忽视现实幸福争取的消极作用，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也是苦难大众唯一可安慰心灵的方式，对于平衡社会心理、淡化社会矛盾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何况净土宗念佛禅强调以戒行、十善和尽世间的伦理责任为基，有其调和入世、出世的方式，尚不可说一味追求出世。从另一角度来讲，华夏民族的极端现实主义、物质主义和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易产生腐化堕落与知足保守两种极端倾向，国外学者有人指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致命弱点。佛教禅对人生冷静深刻的反省，对人欲横流从认识论、轮回说、伦理观方面的批判，作为一种补充思想，也不无激发人向上追求，使堕落者警醒回头的良性作用，使民族文化心理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对维持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社会心理的平衡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西藏，因地域的闭塞和生产方式的落后，原始巫术传统使那里的佛教及其禅观带有较汉地浓重得多的出世主义和神佛崇拜的色彩，在形成藏民族出世主义的人生态度上起了巨大作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朝鲜、越南民族，人生态度基本上近于汉族。日本虽深受汉文化与汉传佛教影响，但其民族既具有神道教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思想主干，又由地理条件所决定，善于吸收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这使日本民族在人生基本态度上既具有汉民族参赞化育的特点，而少乐天安命的消极面，又具有大乘佛教精进不息、注重入世的精神，而较少出世的一面，较汉民族尤少固守传统、向后看的传统主义之束缚，这使日本民族的人生态度兼具东西方的积极面，成为日本在近现代发达之本。
当然有。也有一杯的。比如买一杯奶茶，就是一杯快乐。快乐有时候并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是你是否懂得珍惜。
记得不知是三毛还是席慕容说过的，人生观中有乐观有悲观，两者都易偏颇，达观最好。
简单的人易快乐，易受骗，也易释然。乐观的人易盲目，人一盲目起来就像被蒙上眼睛的驴一样。太悲观的，则什么事都想到坏的地方去，让人提不起精神来，有些庸人自扰。
有些人很想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想想。有一次我竟然碰到了一个香港的信基督教的人，他像一个空想家一样，和我大谈人生梦想以及人死后会怎样等问题。
我说这些问题太深奥了。我们平凡人一般都不深入去想也觉得想了没用，所以只要过好每一天，快乐着就可以了。
没想到他转眼又和我讨论世上有没有永恒的快乐和另外一些让我发呆的问题。
我只记挂着自己肚子饿了，匆匆就跑开了。
有时候会听到人抱怨生活单调，我说有时候我也渴望去冒险，又怕遇上妖怪深陷其中无法脱身。人就是一个矛盾。有时候在现实中无处可逃。每个人不知不觉已经构成了自己对待人生的态度。
生活中我们需要维持比较均衡的平静和舒适。
善于自我安慰的人，倒更能活得开心。
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妨到别的地方去走走。也许会更新奇的感觉。只是这种新奇久了，渐渐也会变成平淡无奇。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每个人眼中见到的世界，大约都有所不同吧！有些人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有些人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其中也有人生态度的关系。山山水水，都由心灵出发。心的修炼，需要恒久的过程。
你尽可以做一个物质的穷人，但你也不妨做一个精神的富翁。
你尽可以把每次伤心看做欢乐的起点，把每次挫折看做宝贵的人生经验，把人生看做不停快乐着的过程。
对不同处境的人来说，人生看去是不同的色彩。
对口渴的人来说，喝水就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对饥饿的人来说，吃饭就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很多时候我们无聊和闷，是因为生活过得太安逸了。我们不曾想到世上还有其他形形色色需要我们关心的东西，还有很多人在饿着肚子或比我们更为寂寞，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做着单调的工作。
人容易只在乎自己。
人容易把自己陷入不得不如此的困境。其实你有很多选择，换个不同的人生态度，问题或者就变简单了。
或者我们因为想得到很多，所以才不得不失去很多。因为我们凡事总是只考虑自己，所以才走进了狭窄的空间，而无法飞翔。
或者世界并不是没有美好和真诚存在，而是你自己的心灵不够美好和真诚，总要带着悲观去看待，所以才让人生染上了灰暗色调。
或者那些抱怨没有机会的人，是不是应该想一想当你渴望机会的时候，别人为什么没有等待，却在给别人创造机会。他们在给人创造机会的同时，也是拯救了自己。
有一个叫《人生的试金石》的故事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试金石，你对人生的态度就是试金石，当你老是抱怨没有机会的时候，或许机会真的到了手边你也把握不住了。
这句话我们应注意“或许”两字。或许是说我们仍然没有机会，但我们大可不必抱怨。这句话只当它一个寓言的结尾就可以了。它告诉我们不要守株待兔地去等待机遇，而是积极地从现在起就过好自己的人生。
马克·吐温和卡耐基是两个思想截然不同的名人。他们教别人，或者自己也在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去生活，去思考一切。
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孩来到了一家银行的门口，见地下有一根针。这时他看见银行里走出一个银行家，他把针交给银行家。银行家高兴地说：“你是个诚实的孩子，我将帮助你。”于是这个孩子接受到银行家的帮助受了高等教育并继承了他的产业，获得成功。
这个故事的口气和风格很适合卡耐基。
但马克·吐温一定会用另一种方式再讲给你听：有一个同样一无所有的小孩看到了这个故事。于是他照样来到了银行门口，他果然看到了那根针，他捡起了那根针，准备当银行家出来时把针交给他并接受他的帮助。
银行家的确出来了，然而他抢走小孩的针喝道：“这根针是我们的。滚！以后别在门口站着！”
现实和梦想是两回事。也许卡耐基和马克·吐温的人生态度都没有错，因为现实是光怪陆离的。往不同角度去，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答案，那么事情又怎么不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结局？
在西方乃至一切社会中，需要有一种奶酪般的思想，像卡耐基那些人的书一样，去安慰一般机会不多的人们，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安慰人心，同时又需要一些人，例如马克。吐温这样的，去告诉人们要冷静地看待现实，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知道有些时候现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美好，或者现实正好和我们梦想的恰恰相反，这时候我们会用正确的人生态度，平静地接受或尽力去改变它。
================================
人生态度是个人对待人生的稳定性的心理倾向。人生态度包括人生认知、人生情感和人生意向三种成分。人生认知是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人生情感是对人生的内心体验和评价。人生意向是人生的行为趋向。人生认知是人生态度的重要基础，人生情感是人生态度的核心成份，人生意向是人生态度的最高成份。一个人怎样认识人生，就会产生对人生的不同感受，就会怎样对待人生。
人生态度是对人的一生的总态度，而不是在人生过程中对某个事物的具体态度。人生态度与人生的具体态度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人生态度与具体态度的对象不同。人生态度的对象是人的一生，具体态度的对象是人生过程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事物。人生态度的对象是人生的整体。具体态度是人生过程中的某个局部。
第二，人生态度比具体态度更为稳定。由于具体态度是对某一个具体事物的态度，往往因具体事物的变化而改变。所以，具体态度具有较强的变动性。而人生态度是对整个人生的总的整体的态度，它一般不会受一时一事的影响而改变，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第三，人生态度比具体态度更为深刻。具体态度是在某一特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具体事物的认知、感受和意向。它往往是比较浅显的。而人生态度是在长期的人生过程中，对人生的深入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和感受，产生的比较坚定的行为意向。因此，人生态度更为深刻。
人生态度与具体态度虽然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并不是彼此孤立，毫不相关的。人生态度与具体态度密切联系，相互作用。
第一，人生态度决定和支配着具体态度，通过具体态度表现出来。人生态度是具体态度的核心，是具体态度的枢纽。具体态度是人生态度的具体体现。人生态度作为人生的稳定性的心理倾向，从根本上对人的具体态度起着决定和支配作用。尽管人生过程中的具体态度各种各样、千变万化，人生态度始终象一条红线贯穿在具体态度之中，象人的中枢神经支配和调整全身神经一样，支配和调整着人生的具体态度。人生的具体态度离不开人生态度，离开了人生态度的决定，具体态度就没有根本，就会杂乱无章；离开了人生态度，具体态度就失去了总的方向，就会变化无常。
第二，人生的具体态度蕴涵着人生态度，影响着人生态度。人生态度离不开具体态度，离开了具体态度，人生态度就无法存在。人生态度作为对人生的总态度，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必然蕴涵在具体态度之中，通过具体态度表现出来。人生中的具体态度无论怎样多种多样、千差万别，都蕴涵着人生的总态度，人生的具体态度，无论如何变化，都体现着人生的总态度。人生中的具体态度并不是消极被动地受着人生态度的决定和支配，它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人生态度。尤其是在人生中，面对巨大的困难无法克服，遭受巨大的挫折和失败，出现长时期的逆境而不能摆脱，往往会对人生的总态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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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是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中最基本的东西。东亚两大文明古邦印度、中国，传统的人生态度有很大不同。印度先民过早地发展了精神方面，深思人生的根本意义问题。正如尼赫鲁在其《印度的发现》中所说，在地球上，若要问哪里人类心智最丰富地发展了它的某些最优秀的天赋，对于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思考最深，回答是在印度。
早在佛陀出世之前，印度雅利安人就从早期的乐天乐生转向对人生价值的反省，悲叹人生多苦，追求精神解脱众苦而获永恒安乐，是印度人生态度的主要特点。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氛围下，佛教才得以诞生，禅学才得以发展。可以说，佛教禅学浓厚的出世主义倾向，深受印度传统思想影响，与印度民族的人生态度基本一致。佛教及禅的传播发展，使印度传统的人生态度更增其超现实性，但佛教及其禅的人生态度，在印度诸家学说中尚称中庸，既反对以苦行自我折磨，又反对纵欲主义，持不苦不乐的中道观。大乘教义对人生更为重视，对人道伦理之力倡，有促使印度的人生态度既不致于走向否定人生价值、一味追求来世幸福之极端的作用，又可抑制作为印度传统出世主义、禁欲主义之补充的纵欲主义倾向。近世学者多将印度长期衰微的原因归之于基于瑜伽的出世思想，这显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因此而将印度衰落之因归诸佛教及其禅，则似乏史实根据。众所周知，印度的衰颓不振，是印度教中兴、佛教衰微、绝迹以后的事。而佛教在印度兴盛之时，伴随它的却正是印度历史上繁荣兴旺的黄金时代。正如许苏民先生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中所说：“在公元七世纪，中国、西欧、印度同处于封建社会。……印度的佛教文化也正盛极一时，……印度人也在佛教的平等观念、普度众生、勇猛精进的观念刺激下而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应该补充的还有：印度的繁荣，还与大乘禅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大乘禅的那种观菩提心而求普度众生、庄严国土的宗旨，那种以世间出世间为一的精神，给印度传统的出世主义人生态度注入了关注现实的阳刚之气。这种阳刚之气恰巧是传统的婆罗门教所最缺乏的。当这种阳刚之气随大乘佛教的衰变而从印度人心理上消失之后，随着传统婆罗门教自然崇拜迷信的复兴，印度的国家和民族才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境地。
与印度截然不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传统的人生态度，则以乐生、贵生的实用理性主义为特征。《中庸》中的“赞天地之化育”，被用以概括华夏民族的基本人生态度，参赞化育，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参与创造和改造现实世界为人应尽的天职，以取法于天地之道的伦理纲常为人必须恪守的绝对命令。深怀这种参赞化育信念的中国人，以一种功利的、理性的、审美的严肃态度对待现实生活，把全部的关怀都倾注于现实利益的获取，满足于通过生产斗争从自然界得到的生存权利，和因敦伦尽分而在社会上得到的生存权利，缺乏对人生价值的深刻反省，不大追求来世幸福之安慰。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道教的“贵生”，集中表现了华夏民族传统的现世主义的文化心理特征。华夏民族的现世主义人生态度，与基于印度出世主义的佛教人生态度大相龃龉，成为佛教在华弘传的最大阻力，使只求个人解脱、偏重出世的小乘在汉土无法扎根，只有高唱普度众生，以世间出世间为一味的大乘，因为与中土儒家兼济天下之旨相符，才得以在华广泛流传。成为汉传佛教主流的禅宗之禅，在人生态度上更受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影响，只讲现前的觉悟和超脱，不大渲染有生皆苦、离尘出世那一套印度佛教的基本人生价值论，不大把解脱的希望寄托于他生后世的累劫修行，表现出浓厚的中国味。
当然，华夏民族的文化是多层次的，作为以儒家为主的极端现世主义思想之补充，也有像庄子那样极富超越性的自然主义人生态度。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中土文化精英，往往内道外儒，在内心生活上具超越性的追求，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挫折时，也会产生出世之想，尽管这种出世未必是隐遁山林、追求来世，而多分为即世间而出世，所谓“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华化的禅宗之禅，正好适应了中土文化人的这种精神需要，把他们的精神境界从庄子的“逍遥游”升华到更加超越、洒脱、无碍而又不离世间的境界。禅的陶冶使中国士人中的不少人物掌握了既积极用世而又超然物外的生活艺术，正直不阿而又善明哲保身的处世技巧，培养出像白居易、苏轼、耶律楚材那样虽有作为而又总是保持内心超然宁静的文人的典型。禅作为一种自我解脱痛苦的法门，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在失意时保持自己心理平衡的技术。
另一方面，作为对极端现实主义的必然补充，中国人也会产生追求神佛护佑、憧憬来世幸福的宗教需求，尤其是深受剥削压迫、不得人生幸福的劳苦大众和乱世之民更多如此。外来佛教佛、菩萨救度及往生净土的思想，适应了中国人这一方面的需要，与此相应的是民间乃至上层社会念佛禅的盛行。南北朝时代小乘禅的实践，也应看作社会苦难的产物。对佛菩萨的崇拜及对死后往生乐邦的追求，当然会产生忽视现实幸福争取的消极作用，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也是苦难大众唯一可安慰心灵的方式，对于平衡社会心理、淡化社会矛盾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何况净土宗念佛禅强调以戒行、十善和尽世间的伦理责任为基，有其调和入世、出世的方式，尚不可说一味追求出世。从另一角度来讲，华夏民族的极端现实主义、物质主义和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易产生腐化堕落与知足保守两种极端倾向，国外学者有人指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致命弱点。佛教禅对人生冷静深刻的反省，对人欲横流从认识论、轮回说、伦理观方面的批判，作为一种补充思想，也不无激发人向上追求，使堕落者警醒回头的良性作用，使民族文化心理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对维持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社会心理的平衡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西藏，因地域的闭塞和生产方式的落后，原始巫术传统使那里的佛教及其禅观带有较汉地浓重得多的出世主义和神佛崇拜的色彩，在形成藏民族出世主义的人生态度上起了巨大作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朝鲜、越南民族，人生态度基本上近于汉族。日本虽深受汉文化与汉传佛教影响，但其民族既具有神道教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思想主干，又由地理条件所决定，善于吸收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这使日本民族在人生基本态度上既具有汉民族参赞化育的特点，而少乐天安命的消极面，又具有大乘佛教精进不息、注重入世的精神，而较少出世的一面，较汉民族尤少固守传统、向后看的传统主义之束缚，这使日本民族的人生态度兼具东西方的积极面，成为日本在近现代发达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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