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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
（一）
诗至唐，已臻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之境，颇有难乎为继之势。宋人欲与抗衡，唯有另辟蹊径，自创新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再次给人启迪：沿袭和模拟仅能勉强维持命脉；蓬勃的生机，只有来自不断的开拓与创新。
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原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可惜晚唐温庭筠等人在发展令词艺术卓具贡献的同时，却把词引向了“艳科”的小径。及宋，囿于传统偏见，词坛依然沿承五代遗风。代表时风的晏欧词被目为“词中西昆”。柳永创制慢词，又变雅为俗，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艺术魄力及其他原因，毕竟未能为宋词开出一条宽广的革新之路。
苏轼来了。他雄风千里，使词坛快然一新。其何能如此？一则，就文艺思想说，苏轼一贯反对俯伏前人脚下，一贯反对模拟因袭；主张不断开拓创新，主张每个作家应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二则，他本人才华横溢，魄力过人，形诸文艺实践，则不仅诗歌散文，乃至书法绘画，都有戛戛独到的艺术造诣。据此二则，我们很难想象苏轼一旦提笔为词，竟肯寄人篱下。从现有材料看，苏轼进入词坛较晚⑴，那正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⑵的年代，但苏轼居高临下，并不以为然。他从事词的创作仅四年，就在《与鲜于子骏》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近却颇作小词”，当指熙宁八年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词，“郊外”一阕，无疑是指《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段话表明：第一，即便写婉约言情词，也要有别于柳永，自见特色。第二，已写得一阕绝无柳七郎风味的、别开生面的壮词。第三，尤为重要的是，苏轼在此公然向传统的词风挑战，向风靡天下的柳词挑战，提出要在词坛上“自是一家”，别树一帜。由此可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是苏轼以他那非凡的艺术魄力和艺术才力，在词坛上掀起一股革新的浪潮，使宋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二）
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显著的标志是“以诗为词”，而“以诗为词”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凡能入诗的内容，均可入词。“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⑶此说虽不无夸大，但针对宋初词坛实际，他能从题材与内容的开拓上来评价苏轼的创新精神，可谓卓有见地。
首先，苏轼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众所周知，终赵宋王朝三百年历史，边患不断，爱国精神也就始终贯串两宋文学。然则，北宋诗坛虽不乏关心国事之作，而于词坛却绝少反响。为此，苏轼这类爱国词章在开拓宋词园地上有重要意义。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免苍鹰掠地飞。回望白云生翠＠⑴，归来红叶满征衣。圣朝若用西凉薄，白羽犹能效一挥。
——《祭常山回小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这两篇作品写于同时，无论描绘出猎的场景，抒发豪纵的情致，表达爱国的壮志，乃至用事的手法都极其相似。而且词中不伏老的爱国形象，直抒胸臆的气势，似乎较诗更为突出。这样，苏轼就在内容上打破了诗词界线，把却敌报国的时代主题引进了词坛。
在这类词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中对周瑜形象的刻划，英气勃勃，光采照人，为中国词史上的空前之笔，是苏轼对北宋词坛杰出的贡献。显然，这里寄托着作者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对这首词，近来颇多议论。有人以为是一种“失败者的心理”，有人则以为是“一支胜利的凯歌”⑷。我以为这首词的内容比较复杂，不宜用“失败”或“胜利”来简单概括。全词咏景、怀古、抒情融汇一气，咏景怀古固是为了抒情，但作者的现实之情，也深深寓于雄壮飞动的如画江山之中和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身上。结处的虚无和沉郁悲壮，掩盖不了通篇热情洋溢、激越健壮的基调。上溯范仲淹的《渔家傲》，下视辛稼轩的爱国词章，此词有不容忽视的奠基和枢纽作用。
其次，以农村田园入词。从《诗经》开始，我国诗坛就不乏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但囿于诗词分流的偏见，中唐以来的词坛绝少农村词。偶有渔父、浣女、莲娃等形象出现，那也是美化了的，缺少泥土缺息。如张志和的《渔歌子》，其中所谓的“渔父”，不过是号称“烟波钓徒”的作者——隐士的自我化身罢了。
苏轼的《渔父》四首，分别写渔父的“饮、醉、醒、笑”，新意不多，但他的一组农村词《浣溪沙》五首，却开创了宋词的新天地。词中不惟景色宜人：绿阴绵延的村庄，软草平莎的沙路；日照桑麻，水光如泼，风吹蒿艾，香气似薰；庄南村北，qiān＠⑵车欢唱，几家煮茧，满村清香。而和这雨后清新爽目的农村风光水乳交融的，则是一派喜庆丰收的欢乐景象：“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人们吃着喷香的新麦，喝着舒心的米酒，有的甚至醉卧黄昏路边了。活跃在这一幅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图景上的，不仅有卧黄昏的醉叟，还有古柳树下的卖瓜者和隔篱娇语的蚕妇，更有那三五成群、踏破罗裙看使君的农村少女。当然，词中的中心形象是“使君”——诗人自己。他一路行来，怡然自得地欣赏着眼前的这一切。一会儿，乐陶陶地询问农家“豆叶几时黄？”一会儿醉悠悠地人渴思茶而“敲门试问野人家”。最后，他居然乐而忘返地动了归田的念头：“何时收拾耦耕身？”“使君元是此中人。”
这组农村词写于元丰元年初夏，时词人在徐州任上。是年春旱，苏轼应民俗至城东石潭求雨。既雨，二麦丰收⑸，作者于谢雨道上作此词。所以说，这组词中所表现的丰收之景和作者的欢快之情，以及由此而组成的一幅“官民同乐图”，自有其值得珍视的生活基础和思想缘由。以后，即便身处逆境，他也没有忘怀农事和人民的生活。元丰四年，他在黄州贬所，又作《浣溪沙》五首。面对友人的深情厚意，面对美酒歌舞，面对满天大雪，他不仅想到了自身的生活困境：“空腹有诗衣有结，湿薪如桂米如珍”，更写道：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据傅干注：“公有薄田在苏，今岁为风涛荡尽”。一方面，置个人的生计不顾，一方面推己及人，但愿瑞雪丰年，民生安足，则己百愁全无。这又是何等高尚的胸怀与情操！把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新制布裘》乐府诗中关怀人民生活疾苦的优良传统，带进向以轻柔婉约见称的令词“小技”中，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和创举。
再次，对传统题材的开拓与创新。诗言志，词言情。言情，是词的传统题材。苏词中写男女之情的作品不少。其间自有他继承《花间》遗风的一面，甚至偶涉＠⑶狎，但确有某些“自是一家”有别于传统的情词，如其《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既无五代词华美香艳的词藻，又没有柳秦词那种放纵＠⑶狎的恶态。上片写暮春初夏的郊原之景，清新明丽，生意盎然。“枝上柳绵”两句，情景交融，意境隽永，且蕴含深厚的人生哲理：纵然风雨无情，枝上柳绵日见稀少，但“十室之内，必有忠信”，芳草天涯，何愁知音难觅，表现出一种既缠绵又达观的胸怀。下片写墙里“佳人”的笑声和墙外“行人”的愁态，两相对照，极富谐趣。“佳人”翩然归去，不知“行人”中心之既恼。明明自作“多情”，反怪“佳人”之“无情”，读罢令人忍俊不止。但细加玩味，又颇似承《离骚》余韵，别有深意寓焉。张炎说：“词须要出新意。能如东坡清丽舒徐，出人意表，不求新而自新，为周秦诸人所不能到。”⑹当指此类情词而言。
苏轼的言情词不仅别具风味，自有特色，而且“以诗为词”，扩大了言情词的范围，把传统的男女之情扩大到手足之情、师友之情。
苏氏兄弟并具文才，政见与经历也大体相似。他们常有诗词唱和，而又不局限于狭小的手足之情，常饱和着广阔的社会内容，如其《沁园春·赴密州早行寄子由》下片：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先是回忆嘉yòu＠⑷初年二苏至汴京受知于欧阳修的情景，可谓风华正茂，才名初展，满腹经纶，以“致君尧舜”相许，大有为国立业的壮志豪情。“用舍”以下，化用《论语》，实寓不满新法之意。然则，词人却能以旷达出之，使作品不致落入感伤的泥沼。苏轼爱弟心切，当其弟不胜逆境之苦时，常寄词相劝，如其《水调歌头》一词，就是由于苏辙的别词“其语过悲”而写的。上片劝以谢安“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州”为鉴，一旦壮志难酬、不若及早引退。下片便设想归隐后的相从饮酒之乐：“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乐天知命中夹杂着无限的政治酸辛，循循诱导中饱和着深挚的手足情谊。至若其“兼怀子由”的名篇《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不仅词意健朗乐观，而且由于诗的高度概括力，更把劝慰手足之情扩大到普天下中秋之夜的“无眠”之人了。
唱和酬答，互通友情之作，在诗来说，并不罕见。但在苏轼前的词坛，却几呈空白状态。苏轼以诗为词，弥补了这一不足。他的友情词，一般说来，具有语新意浓，一扫陈词浮调的特点。“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南乡子·送述古》）这是设想别后孤灯独处的情景。“与余同是识翁人，唯有西湖波底月。”（《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这是对前辈师长欧阳修的深沉缅怀。尤应称道的是，他在赠别词中还以政事国事相勉，如“升沉闲事莫思量，仲卿终不忘桐乡”（《浣溪沙·赠陈海州》），“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颊带风霜”（《浣溪沙·彭门送梁左藏》）。这实际上已开南宋爱国词人以词唱和、相互激励的先河。又，赠别词最忌流于感伤，不能自拔。苏轼独能以理遣情，在真切的友情中，表现出一种豪放而清旷的风韵：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起句即景起兴，“突兀雪山，卷地而来”⑺，气势非凡！但海潮之涨落，亦如时代之更迭、人事之聚散，古今皆然。上片借景喻理，已为下片抒情张本。过变由理而情。人未登程，先约归期，盖海角天涯，知己难觅。既然约定他年同返西湖山水，以尽“白首忘机”之乐，则今日暂别，又有何伤？通篇清旷飘逸，没有头巾气，不作儿女啼，全凭至情豪气感人。其寄意遥深处，亦足发人深思。
（三）
独出新意境和新风格，也是苏轼对宋词开拓与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
宋初词坛以晏欧为代表，由于偏重模拟五代，往往少真情实感，个性不分明，因而也就缺乏独特的艺术风格。苏轼与之不同，一方面，他强调“文理自然，姿态横生”⑻一方面，他的词中分明活跃着一个富有个性的“我”。可以说，独到的文艺观和强烈的个性化，正是苏轼开拓宋词新境界，开创宋词新风格的重要内在依据。
论苏词的豪放，切不可泥于前人之见，把它的意义仅归于冲破音律的束缚，甚至视为“要非本色”⑼，或称以“别格”⑽。豪放，作为一种新风格、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是就传统的婉约风格和婉约词派相对而言的。无论选择题材上，表现手法上、语言运用上乃至美学意义上，两者都有明显的差异。而它的出现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了先前词坛上那种一花独放、一鸟独鸣的沉闷单调的旧格局，迎来了百花齐放、百鸟争喧的新天地。
至于具体论及苏轼豪放词作，应包括两类。第一类为激越雄健、慷慨悲壮之作。第二类属狂放不羁、清旷飘逸之作。舍掉前者，就舍掉了苏轼豪放词的精华；扬弃后者，则不能全面反映苏轼豪放词的本质特色。两者缺一不可。
第一类代表作如《江城子》。词在千骑卷冈、万人空巷的壮阔图景上，活跃着作者自身的形象。他酒酣兴豪，大声疾呼“鬓如霜，又何妨！”他不仅有牵黄擎苍、“聊发少年狂”的出猎壮举，更渴望出使边塞，西北“射天狼”，铲除边患，报国立业。风格豪而壮，雄而健。《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较《江城子》深沉得多。作者凭吊古战场，在对雄伟壮丽山川的描绘和颂赞中，激荡着词人汹涌澎湃的壮志豪情，缅怀古英雄，则在神采飞动，功垂千秋的风流人物身上，倾注着作者无限仰慕之情，遥寄着“致君尧舜”之思。但古今对照，面对壮志不酬、白发早生的严峻现实，不免心中悲愤，这就导致词作在激昂慷慨中带出一种沉郁苍凉的情调。总起来说，这类词更多地反映出苏轼思想中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热情奔放的一面。虽然为数不多，却是苏轼豪放词中的珍品。
《念奴娇》的开端与结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苏轼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和人生观。这种思想其来有自。早在青年时代，苏轼就写过“百年豪杰尽，扰扰见鱼虾”（《荆州十首》）、“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出峡》）等诗句，这正是苏轼豪放词中出现大量狂放不羁、清旷飘逸之作的思想基础。对这类词，我们不能简单地一笔抹杀。因为在此类作品中，儒、道、释三者，消极出世和积极用世，超脱与执着，颓唐与乐观，冷漠与热情，常是复杂地交织融合，既相互矛盾而又奇妙地统一的。试读其名篇《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面对一轮团＠⑸明月，诗人浮想联翩。从把酒问月而幻想“乘风归去”——摆脱这恼人的尘世，追求那美好却又飘渺的精神超脱。但他又有清醒、现实的一面，认识到高处清寒，不若人间温暖。于是他高唱“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既脚踏人间泥土，又带出一种飘飘欲仙的风韵。这便是活脱的苏轼！手足阔别，中秋思亲，难免使人感伤。但苏轼却能以理遣情：人之有悲欢离合，犹如月之有阴晴圆缺，此宇宙、人生之常理，自古而然，非自我始。以达观者观之，则人生无限美好，只要彼此健康长驻，即便远隔天涯，仍可藉明月而互寄遥思之情。愿普天下今夕对月“无眠”之人都得到宽慰，都美好地生活下去吧！咏物抒情，如此水乳交融，人间天上、理智感情的矛盾和统一，被渲染得如此诗意盎然而又乐观开朗，词人的独特个性，得到如此生动鲜明的表现，通篇雄放清旷，正是苏轼这类词的独到成功之处。
“乌台诗案”以后，苏轼思想中固有的佛老意识也随之有所发展，因而在词作中也就益发向往超逸清空的境界，以求自我精神解脱。如同是中秋抒怀，其谪居黄州时写的《念奴娇·中秋》便与“丙辰中秋词”有异。上片“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飞鸾来去，人在清凉国”，纯属一派虚幻空灵之境。下片写他月下的狂歌、豪饮、醉舞，写他“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直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羽化而登仙”的形象。
随着黄州之贬、而后一再远贬惠州而儋州。但他却没有在精神上一击即溃，而是人也不改其乐，词也不易其风。他的《定风波》词，借他人之事，抒自身之情。其下片云：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爽朗的微笑驱散了岭南的瘴气，豁达的胸襟迎来了心中的故乡。简直不以贬谪为苦，反以“远游”为乐了。此种境界和风格，在词坛上是前无古人的。
咏恨山怨水、惨红愁绿之景，抒生离死别、伤春悲秋之情，向被视作词中的“当行本色”，然这类传统篇章，毕竟境界狭小，风格靡弱，不能敞人胸怀，给人以健康的美感。苏轼的咏景之作，大多能别开生面，自成境界，如：
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念奴娇》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
——《水调歌头》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
——《满江红》
小舟横截大江，卧看翠壁红楼起。
——《水龙吟》或雄山奇水，穿空裂岸，撼人心魄；正明净倒影，却骤然浪起舟舞；或江水滔滔西来，翻滚着阵阵乡情；时而又梦渡春江，回望云间翠壁，都能表现出苏词不同于晏欧柳秦的独到风格：坦荡的胸怀，阔大的境界，鲜明的色彩，奇思妙想而又势豪气壮，给人以一种健康明朗的美的艺术享受。
苏轼咏景词不仅以雄奇阔大见称，尤喜陶情山水，表现出对自然美的强烈追求，进而造就一种忘我自乐的艺术佳境。试读其《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一派皎洁月色，空灵晶莹，实“非尘世”之景。词人酒醉，乘月夜行。马惜障泥而骄，人爱芳草欲眠，已微露怡情山水，乐而忘返之旨。下片更是妙思横溢，奇笔生春。白璧美玉喻月光水色，已觉新鲜，用“踏碎”坐实，尤为奇特，因不忍搅乱“一溪风月”，竟不教马踏“琼瑶”，对月下美景真是到了酷爱的程度，以致终于醉卧桥头，直待杜宇啼晓了。——这样，苏轼就为宋代咏景词开出了一条新路。
苏词豪放而清旷的独到风格，有时在一些平凡的生活小事上也表现得相当出色，能出前人难具之情，步前人未到之境：如其《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前又有小序云：“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中途遇雨，本系寻常细事，词人偏能就此写出不寻常的生活情操和人生哲理。风狂雨骤，众皆狼狈，唯独词人“吟啸徐行”，表现出一种泰然自若、悠闲潇洒的风度。人生风雨无常，政治风云尤难逆料，但作者却豪迈地宣称：“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展示出他坚持操守的崛强品格和以不变应万变的旷达情怀。读此，顿觉一股豪气迎面扑来，使人心胸为之一舒。下片先写自己对“春风”和“斜阳”的亲身感受——冷暖莫辨，喻理于景，为下文张本。结拍转出主旨：“也无风雨也无晴。”以晴雨喻忧乐：自然界既无风雨冷暖可言，则人世间又何必斤斤计较于沉浮忧乐？他所孜孜以求的就是这种忧乐两忘的无差别的精神境界。诗人晚年远贬海南时，作《独觉》诗结云：“＠⑹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足见他对这种境界的酷爱之情。
虽然，读苏轼豪放词，我们对其骨子里的人生如梦、超尘遁世、虚无缥缈的哲理思想，应有足够的戒心和清醒的认识，但总起来说，苏词感情之坦率真切，个性之鲜明活脱，胸怀之旷达开朗，运笔之挥洒自如，词风之豪纵飘逸，确能开人心胸，新人耳目，具有开一代新风的巨大作用。
（四）
晚唐五代词，较少咏物，而《东坡乐府》中的咏物词，无论数量之多，咏物面之广，都是空前的。苏轼对咏物词的开拓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荷花媚》）。不妨认为这是苏轼对咏物词的一项艺术要求，即无论咏什么，务必写出它们各自的独特风貌。这个“风流标格”，不仅指形态，更指精神。其《定风波·咏梅》，即可谓以神取胜之作：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姿。 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⑾石曼卿有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句，苏轼以为皮相，故言“诗老不知梅格在”。苏轼在这首词中，不仅自出新意，以传神之笔写出了红梅独特的“风流标格”，而且生动地展示了作者高洁不阿的品格。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其所以“偶作小红桃杏色”，是因为“自怜冰脸不时宜”。尽管如此，她那种不随时物的“闲雅”之态，“孤瘦雪霜姿”的本质，却绝不可变。这才是真正的“梅格”！也正是“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那种不随波逐流、坚持高风亮节的“人格”的自我写照。刘熙载慧眼独具地指出：“‘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⑿
第二，运用拟人化手法，充分展开想象，对所咏事物从形到神作多层次的描绘，如其被许为咏物“最工”⒀的《水龙吟·杨花》：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此词遗貌取神，“和韵而似原唱”⒁，说明词人才力过人。“似花还似非花”，起句便自高妙无比，奠定一篇咏物宗旨：“似花”，“非花”，两者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唯其即，方能使种种比兴，不离本体，有迹可求；唯其离，方充分展开想象，而不失之呆滞。以下写杨花离枝坠地，犹如思妇被弃，貌似“无情”，实是“有思”。而思妇的柔肠百转、娇眼困酣，恰犹如柳枝的细软婉曲，柳叶的飞坠无定。“梦随”三句化用唐诗《春愁》入词，杨花随风飘舞，起落往返；思妇离魂寻郎，飞越万里，莺呼梦回，既摄杨花之魂，又摄思妇之神。相形之下，原作名句“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就不免黯然失色了。下片，作者另辟蹊径，想象越发奇妙。词以落红陪衬，写出春事已尽，却又一往情深，从“晓来雨过”着笔，去追踪杨花的最终归宿。不想唯见池萍零乱，三分春色，委身黄土，付于流水，了无踪迹。至此，思妇的惜春、恨春之情，连同“美人迟暮”之感，就被发掘得淋漓尽致了。结句画龙点睛，遥应首句，说明花人合一的题旨，于舒卷自如中，亦见严密之章法。咏物至此，可谓神化之工。
第三，“词源于诗，虽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⒂一般说，北宋咏物词重在自然明快和涵浑的意境，不甚寄托。南宋兴咏物词，重在字句的工巧和典故的运用，尤重寄托。苏轼的《卜算子》咏雁，既体现了北宋咏物词的艺术风格，又开南宋咏物寄托的先声：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上片写鸿见人。“幽人独往来”，是实写，但亦如飞舞于月空的缥缈孤鸿，此实中有虚。“缥缈孤鸿影”，是虚写，但亦如静夜徘徊于小院的幽人，则虚中见实。总之，虚实映衬，人鸿合一。换头专就鸿写，但仍语语双关，由鸿见人。其间孤鸿的形象从行动上的惊起回首、拣尽寒枝、终栖沙洲，到心灵上的有恨无诉、自甘冷寞，形神十分鲜明丰满。此词有所寄托，古今公认，但对所寓内涵，说法不一⒃。其实，词作反映的是作者贬黄时期的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词人月夜难寐，独步静院，偶见孤鸿掠影，一时景与情会，遂将无限眷恋、哀怨、幽愤之情，清高自守，自甘寂寞之志，尽借孤鸿形象倾吐而出。全词情与景、人和物高度融合，自然涵浑，已达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艺术胜境⒄。
总之，苏词在思想上艺术上虽不无缺陷，但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之功却是空前的，影响所及也是深远的。以后，辛弃疾承流接晌，而又别开新境，将宋词艺术推向又一新的高峰，固赖时代及个人因素，但推本溯源，实亦得力于苏轼。注：
⑴按朱qiáng＠⑺村《东坡乐府》编年，首篇《浪淘沙》（“昨日出东城”）作于熙宁五年正月，则苏轼已三十七岁，诗文早负盛名。
⑵叶梦得《避暑录话》
⑶⑿均见刘熙载《艺概》
⑷见《齐鲁学刊》80年第一期
⑸苏轼又有《浣溪沙》云：“惭愧今年二麦丰，千歧细浪舞晴空”，亦见词人欢庆丰收之情。
⑹张炎《词源》
⑺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⑻苏轼《答谢民师书》
⑼陈师道《后山诗话》
⑽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⑾苏轼又有《红梅》诗，主旨与此相同。
⒀⒁王国维《人间词话》
⒂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
⒃或附会男女情事，见龙辅《女红余志》；或主《考pán＠⑻》说，见《类编草堂诗余》引＠⑼阳居士语，但失之逐句索隐。
⒄参见周济《宋四家词选》和《介存斋论词杂著》
【外 字】＠⑴原字为山右加献
＠⑵原字为红繁体字的左半部右加操右半部
＠⑶原字为女右加蝶右半部
＠⑷原字为社左半部右加右
＠⑸原字为口里加栾
＠⑹原字为修的右下半部改为羽
＠⑺原字为 强字的繁体字
＠⑻原字为般下加木
＠⑼原字为鱼的繁体字右加同
（一）
诗至唐，已臻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之境，颇有难乎为继之势。宋人欲与抗衡，唯有另辟蹊径，自创新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再次给人启迪：沿袭和模拟仅能勉强维持命脉；蓬勃的生机，只有来自不断的开拓与创新。
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原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可惜晚唐温庭筠等人在发展令词艺术卓具贡献的同时，却把词引向了“艳科”的小径。及宋，囿于传统偏见，词坛依然沿承五代遗风。代表时风的晏欧词被目为“词中西昆”。柳永创制慢词，又变雅为俗，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艺术魄力及其他原因，毕竟未能为宋词开出一条宽广的革新之路。
苏轼来了。他雄风千里，使词坛快然一新。其何能如此？一则，就文艺思想说，苏轼一贯反对俯伏前人脚下，一贯反对模拟因袭；主张不断开拓创新，主张每个作家应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二则，他本人才华横溢，魄力过人，形诸文艺实践，则不仅诗歌散文，乃至书法绘画，都有戛戛独到的艺术造诣。据此二则，我们很难想象苏轼一旦提笔为词，竟肯寄人篱下。从现有材料看，苏轼进入词坛较晚⑴，那正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⑵的年代，但苏轼居高临下，并不以为然。他从事词的创作仅四年，就在《与鲜于子骏》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近却颇作小词”，当指熙宁八年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词，“郊外”一阕，无疑是指《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段话表明：第一，即便写婉约言情词，也要有别于柳永，自见特色。第二，已写得一阕绝无柳七郎风味的、别开生面的壮词。第三，尤为重要的是，苏轼在此公然向传统的词风挑战，向风靡天下的柳词挑战，提出要在词坛上“自是一家”，别树一帜。由此可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是苏轼以他那非凡的艺术魄力和艺术才力，在词坛上掀起一股革新的浪潮，使宋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二）
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显著的标志是“以诗为词”，而“以诗为词”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凡能入诗的内容，均可入词。“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⑶此说虽不无夸大，但针对宋初词坛实际，他能从题材与内容的开拓上来评价苏轼的创新精神，可谓卓有见地。
首先，苏轼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众所周知，终赵宋王朝三百年历史，边患不断，爱国精神也就始终贯串两宋文学。然则，北宋诗坛虽不乏关心国事之作，而于词坛却绝少反响。为此，苏轼这类爱国词章在开拓宋词园地上有重要意义。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免苍鹰掠地飞。回望白云生翠＠⑴，归来红叶满征衣。圣朝若用西凉薄，白羽犹能效一挥。
——《祭常山回小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这两篇作品写于同时，无论描绘出猎的场景，抒发豪纵的情致，表达爱国的壮志，乃至用事的手法都极其相似。而且词中不伏老的爱国形象，直抒胸臆的气势，似乎较诗更为突出。这样，苏轼就在内容上打破了诗词界线，把却敌报国的时代主题引进了词坛。
在这类词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中对周瑜形象的刻划，英气勃勃，光采照人，为中国词史上的空前之笔，是苏轼对北宋词坛杰出的贡献。显然，这里寄托着作者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对这首词，近来颇多议论。有人以为是一种“失败者的心理”，有人则以为是“一支胜利的凯歌”⑷。我以为这首词的内容比较复杂，不宜用“失败”或“胜利”来简单概括。全词咏景、怀古、抒情融汇一气，咏景怀古固是为了抒情，但作者的现实之情，也深深寓于雄壮飞动的如画江山之中和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身上。结处的虚无和沉郁悲壮，掩盖不了通篇热情洋溢、激越健壮的基调。上溯范仲淹的《渔家傲》，下视辛稼轩的爱国词章，此词有不容忽视的奠基和枢纽作用。
其次，以农村田园入词。从《诗经》开始，我国诗坛就不乏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但囿于诗词分流的偏见，中唐以来的词坛绝少农村词。偶有渔父、浣女、莲娃等形象出现，那也是美化了的，缺少泥土缺息。如张志和的《渔歌子》，其中所谓的“渔父”，不过是号称“烟波钓徒”的作者——隐士的自我化身罢了。
苏轼的《渔父》四首，分别写渔父的“饮、醉、醒、笑”，新意不多，但他的一组农村词《浣溪沙》五首，却开创了宋词的新天地。词中不惟景色宜人：绿阴绵延的村庄，软草平莎的沙路；日照桑麻，水光如泼，风吹蒿艾，香气似薰；庄南村北，qiān＠⑵车欢唱，几家煮茧，满村清香。而和这雨后清新爽目的农村风光水乳交融的，则是一派喜庆丰收的欢乐景象：“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人们吃着喷香的新麦，喝着舒心的米酒，有的甚至醉卧黄昏路边了。活跃在这一幅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图景上的，不仅有卧黄昏的醉叟，还有古柳树下的卖瓜者和隔篱娇语的蚕妇，更有那三五成群、踏破罗裙看使君的农村少女。当然，词中的中心形象是“使君”——诗人自己。他一路行来，怡然自得地欣赏着眼前的这一切。一会儿，乐陶陶地询问农家“豆叶几时黄？”一会儿醉悠悠地人渴思茶而“敲门试问野人家”。最后，他居然乐而忘返地动了归田的念头：“何时收拾耦耕身？”“使君元是此中人。”
这组农村词写于元丰元年初夏，时词人在徐州任上。是年春旱，苏轼应民俗至城东石潭求雨。既雨，二麦丰收⑸，作者于谢雨道上作此词。所以说，这组词中所表现的丰收之景和作者的欢快之情，以及由此而组成的一幅“官民同乐图”，自有其值得珍视的生活基础和思想缘由。以后，即便身处逆境，他也没有忘怀农事和人民的生活。元丰四年，他在黄州贬所，又作《浣溪沙》五首。面对友人的深情厚意，面对美酒歌舞，面对满天大雪，他不仅想到了自身的生活困境：“空腹有诗衣有结，湿薪如桂米如珍”，更写道：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据傅干注：“公有薄田在苏，今岁为风涛荡尽”。一方面，置个人的生计不顾，一方面推己及人，但愿瑞雪丰年，民生安足，则己百愁全无。这又是何等高尚的胸怀与情操！把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新制布裘》乐府诗中关怀人民生活疾苦的优良传统，带进向以轻柔婉约见称的令词“小技”中，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和创举。
再次，对传统题材的开拓与创新。诗言志，词言情。言情，是词的传统题材。苏词中写男女之情的作品不少。其间自有他继承《花间》遗风的一面，甚至偶涉＠⑶狎，但确有某些“自是一家”有别于传统的情词，如其《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既无五代词华美香艳的词藻，又没有柳秦词那种放纵＠⑶狎的恶态。上片写暮春初夏的郊原之景，清新明丽，生意盎然。“枝上柳绵”两句，情景交融，意境隽永，且蕴含深厚的人生哲理：纵然风雨无情，枝上柳绵日见稀少，但“十室之内，必有忠信”，芳草天涯，何愁知音难觅，表现出一种既缠绵又达观的胸怀。下片写墙里“佳人”的笑声和墙外“行人”的愁态，两相对照，极富谐趣。“佳人”翩然归去，不知“行人”中心之既恼。明明自作“多情”，反怪“佳人”之“无情”，读罢令人忍俊不止。但细加玩味，又颇似承《离骚》余韵，别有深意寓焉。张炎说：“词须要出新意。能如东坡清丽舒徐，出人意表，不求新而自新，为周秦诸人所不能到。”⑹当指此类情词而言。
苏轼的言情词不仅别具风味，自有特色，而且“以诗为词”，扩大了言情词的范围，把传统的男女之情扩大到手足之情、师友之情。
苏氏兄弟并具文才，政见与经历也大体相似。他们常有诗词唱和，而又不局限于狭小的手足之情，常饱和着广阔的社会内容，如其《沁园春·赴密州早行寄子由》下片：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先是回忆嘉yòu＠⑷初年二苏至汴京受知于欧阳修的情景，可谓风华正茂，才名初展，满腹经纶，以“致君尧舜”相许，大有为国立业的壮志豪情。“用舍”以下，化用《论语》，实寓不满新法之意。然则，词人却能以旷达出之，使作品不致落入感伤的泥沼。苏轼爱弟心切，当其弟不胜逆境之苦时，常寄词相劝，如其《水调歌头》一词，就是由于苏辙的别词“其语过悲”而写的。上片劝以谢安“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州”为鉴，一旦壮志难酬、不若及早引退。下片便设想归隐后的相从饮酒之乐：“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乐天知命中夹杂着无限的政治酸辛，循循诱导中饱和着深挚的手足情谊。至若其“兼怀子由”的名篇《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不仅词意健朗乐观，而且由于诗的高度概括力，更把劝慰手足之情扩大到普天下中秋之夜的“无眠”之人了。
唱和酬答，互通友情之作，在诗来说，并不罕见。但在苏轼前的词坛，却几呈空白状态。苏轼以诗为词，弥补了这一不足。他的友情词，一般说来，具有语新意浓，一扫陈词浮调的特点。“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南乡子·送述古》）这是设想别后孤灯独处的情景。“与余同是识翁人，唯有西湖波底月。”（《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这是对前辈师长欧阳修的深沉缅怀。尤应称道的是，他在赠别词中还以政事国事相勉，如“升沉闲事莫思量，仲卿终不忘桐乡”（《浣溪沙·赠陈海州》），“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颊带风霜”（《浣溪沙·彭门送梁左藏》）。这实际上已开南宋爱国词人以词唱和、相互激励的先河。又，赠别词最忌流于感伤，不能自拔。苏轼独能以理遣情，在真切的友情中，表现出一种豪放而清旷的风韵：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起句即景起兴，“突兀雪山，卷地而来”⑺，气势非凡！但海潮之涨落，亦如时代之更迭、人事之聚散，古今皆然。上片借景喻理，已为下片抒情张本。过变由理而情。人未登程，先约归期，盖海角天涯，知己难觅。既然约定他年同返西湖山水，以尽“白首忘机”之乐，则今日暂别，又有何伤？通篇清旷飘逸，没有头巾气，不作儿女啼，全凭至情豪气感人。其寄意遥深处，亦足发人深思。
（三）
独出新意境和新风格，也是苏轼对宋词开拓与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
宋初词坛以晏欧为代表，由于偏重模拟五代，往往少真情实感，个性不分明，因而也就缺乏独特的艺术风格。苏轼与之不同，一方面，他强调“文理自然，姿态横生”⑻一方面，他的词中分明活跃着一个富有个性的“我”。可以说，独到的文艺观和强烈的个性化，正是苏轼开拓宋词新境界，开创宋词新风格的重要内在依据。
论苏词的豪放，切不可泥于前人之见，把它的意义仅归于冲破音律的束缚，甚至视为“要非本色”⑼，或称以“别格”⑽。豪放，作为一种新风格、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是就传统的婉约风格和婉约词派相对而言的。无论选择题材上，表现手法上、语言运用上乃至美学意义上，两者都有明显的差异。而它的出现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了先前词坛上那种一花独放、一鸟独鸣的沉闷单调的旧格局，迎来了百花齐放、百鸟争喧的新天地。
至于具体论及苏轼豪放词作，应包括两类。第一类为激越雄健、慷慨悲壮之作。第二类属狂放不羁、清旷飘逸之作。舍掉前者，就舍掉了苏轼豪放词的精华；扬弃后者，则不能全面反映苏轼豪放词的本质特色。两者缺一不可。
第一类代表作如《江城子》。词在千骑卷冈、万人空巷的壮阔图景上，活跃着作者自身的形象。他酒酣兴豪，大声疾呼“鬓如霜，又何妨！”他不仅有牵黄擎苍、“聊发少年狂”的出猎壮举，更渴望出使边塞，西北“射天狼”，铲除边患，报国立业。风格豪而壮，雄而健。《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较《江城子》深沉得多。作者凭吊古战场，在对雄伟壮丽山川的描绘和颂赞中，激荡着词人汹涌澎湃的壮志豪情，缅怀古英雄，则在神采飞动，功垂千秋的风流人物身上，倾注着作者无限仰慕之情，遥寄着“致君尧舜”之思。但古今对照，面对壮志不酬、白发早生的严峻现实，不免心中悲愤，这就导致词作在激昂慷慨中带出一种沉郁苍凉的情调。总起来说，这类词更多地反映出苏轼思想中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热情奔放的一面。虽然为数不多，却是苏轼豪放词中的珍品。
《念奴娇》的开端与结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苏轼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和人生观。这种思想其来有自。早在青年时代，苏轼就写过“百年豪杰尽，扰扰见鱼虾”（《荆州十首》）、“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出峡》）等诗句，这正是苏轼豪放词中出现大量狂放不羁、清旷飘逸之作的思想基础。对这类词，我们不能简单地一笔抹杀。因为在此类作品中，儒、道、释三者，消极出世和积极用世，超脱与执着，颓唐与乐观，冷漠与热情，常是复杂地交织融合，既相互矛盾而又奇妙地统一的。试读其名篇《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面对一轮团＠⑸明月，诗人浮想联翩。从把酒问月而幻想“乘风归去”——摆脱这恼人的尘世，追求那美好却又飘渺的精神超脱。但他又有清醒、现实的一面，认识到高处清寒，不若人间温暖。于是他高唱“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既脚踏人间泥土，又带出一种飘飘欲仙的风韵。这便是活脱的苏轼！手足阔别，中秋思亲，难免使人感伤。但苏轼却能以理遣情：人之有悲欢离合，犹如月之有阴晴圆缺，此宇宙、人生之常理，自古而然，非自我始。以达观者观之，则人生无限美好，只要彼此健康长驻，即便远隔天涯，仍可藉明月而互寄遥思之情。愿普天下今夕对月“无眠”之人都得到宽慰，都美好地生活下去吧！咏物抒情，如此水乳交融，人间天上、理智感情的矛盾和统一，被渲染得如此诗意盎然而又乐观开朗，词人的独特个性，得到如此生动鲜明的表现，通篇雄放清旷，正是苏轼这类词的独到成功之处。
“乌台诗案”以后，苏轼思想中固有的佛老意识也随之有所发展，因而在词作中也就益发向往超逸清空的境界，以求自我精神解脱。如同是中秋抒怀，其谪居黄州时写的《念奴娇·中秋》便与“丙辰中秋词”有异。上片“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飞鸾来去，人在清凉国”，纯属一派虚幻空灵之境。下片写他月下的狂歌、豪饮、醉舞，写他“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直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羽化而登仙”的形象。
随着黄州之贬、而后一再远贬惠州而儋州。但他却没有在精神上一击即溃，而是人也不改其乐，词也不易其风。他的《定风波》词，借他人之事，抒自身之情。其下片云：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爽朗的微笑驱散了岭南的瘴气，豁达的胸襟迎来了心中的故乡。简直不以贬谪为苦，反以“远游”为乐了。此种境界和风格，在词坛上是前无古人的。
咏恨山怨水、惨红愁绿之景，抒生离死别、伤春悲秋之情，向被视作词中的“当行本色”，然这类传统篇章，毕竟境界狭小，风格靡弱，不能敞人胸怀，给人以健康的美感。苏轼的咏景之作，大多能别开生面，自成境界，如：
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念奴娇》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
——《水调歌头》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
——《满江红》
小舟横截大江，卧看翠壁红楼起。
——《水龙吟》或雄山奇水，穿空裂岸，撼人心魄；正明净倒影，却骤然浪起舟舞；或江水滔滔西来，翻滚着阵阵乡情；时而又梦渡春江，回望云间翠壁，都能表现出苏词不同于晏欧柳秦的独到风格：坦荡的胸怀，阔大的境界，鲜明的色彩，奇思妙想而又势豪气壮，给人以一种健康明朗的美的艺术享受。
苏轼咏景词不仅以雄奇阔大见称，尤喜陶情山水，表现出对自然美的强烈追求，进而造就一种忘我自乐的艺术佳境。试读其《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一派皎洁月色，空灵晶莹，实“非尘世”之景。词人酒醉，乘月夜行。马惜障泥而骄，人爱芳草欲眠，已微露怡情山水，乐而忘返之旨。下片更是妙思横溢，奇笔生春。白璧美玉喻月光水色，已觉新鲜，用“踏碎”坐实，尤为奇特，因不忍搅乱“一溪风月”，竟不教马踏“琼瑶”，对月下美景真是到了酷爱的程度，以致终于醉卧桥头，直待杜宇啼晓了。——这样，苏轼就为宋代咏景词开出了一条新路。
苏词豪放而清旷的独到风格，有时在一些平凡的生活小事上也表现得相当出色，能出前人难具之情，步前人未到之境：如其《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前又有小序云：“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中途遇雨，本系寻常细事，词人偏能就此写出不寻常的生活情操和人生哲理。风狂雨骤，众皆狼狈，唯独词人“吟啸徐行”，表现出一种泰然自若、悠闲潇洒的风度。人生风雨无常，政治风云尤难逆料，但作者却豪迈地宣称：“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展示出他坚持操守的崛强品格和以不变应万变的旷达情怀。读此，顿觉一股豪气迎面扑来，使人心胸为之一舒。下片先写自己对“春风”和“斜阳”的亲身感受——冷暖莫辨，喻理于景，为下文张本。结拍转出主旨：“也无风雨也无晴。”以晴雨喻忧乐：自然界既无风雨冷暖可言，则人世间又何必斤斤计较于沉浮忧乐？他所孜孜以求的就是这种忧乐两忘的无差别的精神境界。诗人晚年远贬海南时，作《独觉》诗结云：“＠⑹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足见他对这种境界的酷爱之情。
虽然，读苏轼豪放词，我们对其骨子里的人生如梦、超尘遁世、虚无缥缈的哲理思想，应有足够的戒心和清醒的认识，但总起来说，苏词感情之坦率真切，个性之鲜明活脱，胸怀之旷达开朗，运笔之挥洒自如，词风之豪纵飘逸，确能开人心胸，新人耳目，具有开一代新风的巨大作用。
（四）
晚唐五代词，较少咏物，而《东坡乐府》中的咏物词，无论数量之多，咏物面之广，都是空前的。苏轼对咏物词的开拓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荷花媚》）。不妨认为这是苏轼对咏物词的一项艺术要求，即无论咏什么，务必写出它们各自的独特风貌。这个“风流标格”，不仅指形态，更指精神。其《定风波·咏梅》，即可谓以神取胜之作：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姿。 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⑾石曼卿有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句，苏轼以为皮相，故言“诗老不知梅格在”。苏轼在这首词中，不仅自出新意，以传神之笔写出了红梅独特的“风流标格”，而且生动地展示了作者高洁不阿的品格。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其所以“偶作小红桃杏色”，是因为“自怜冰脸不时宜”。尽管如此，她那种不随时物的“闲雅”之态，“孤瘦雪霜姿”的本质，却绝不可变。这才是真正的“梅格”！也正是“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那种不随波逐流、坚持高风亮节的“人格”的自我写照。刘熙载慧眼独具地指出：“‘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⑿
第二，运用拟人化手法，充分展开想象，对所咏事物从形到神作多层次的描绘，如其被许为咏物“最工”⒀的《水龙吟·杨花》：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此词遗貌取神，“和韵而似原唱”⒁，说明词人才力过人。“似花还似非花”，起句便自高妙无比，奠定一篇咏物宗旨：“似花”，“非花”，两者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唯其即，方能使种种比兴，不离本体，有迹可求；唯其离，方充分展开想象，而不失之呆滞。以下写杨花离枝坠地，犹如思妇被弃，貌似“无情”，实是“有思”。而思妇的柔肠百转、娇眼困酣，恰犹如柳枝的细软婉曲，柳叶的飞坠无定。“梦随”三句化用唐诗《春愁》入词，杨花随风飘舞，起落往返；思妇离魂寻郎，飞越万里，莺呼梦回，既摄杨花之魂，又摄思妇之神。相形之下，原作名句“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就不免黯然失色了。下片，作者另辟蹊径，想象越发奇妙。词以落红陪衬，写出春事已尽，却又一往情深，从“晓来雨过”着笔，去追踪杨花的最终归宿。不想唯见池萍零乱，三分春色，委身黄土，付于流水，了无踪迹。至此，思妇的惜春、恨春之情，连同“美人迟暮”之感，就被发掘得淋漓尽致了。结句画龙点睛，遥应首句，说明花人合一的题旨，于舒卷自如中，亦见严密之章法。咏物至此，可谓神化之工。
第三，“词源于诗，虽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⒂一般说，北宋咏物词重在自然明快和涵浑的意境，不甚寄托。南宋兴咏物词，重在字句的工巧和典故的运用，尤重寄托。苏轼的《卜算子》咏雁，既体现了北宋咏物词的艺术风格，又开南宋咏物寄托的先声：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上片写鸿见人。“幽人独往来”，是实写，但亦如飞舞于月空的缥缈孤鸿，此实中有虚。“缥缈孤鸿影”，是虚写，但亦如静夜徘徊于小院的幽人，则虚中见实。总之，虚实映衬，人鸿合一。换头专就鸿写，但仍语语双关，由鸿见人。其间孤鸿的形象从行动上的惊起回首、拣尽寒枝、终栖沙洲，到心灵上的有恨无诉、自甘冷寞，形神十分鲜明丰满。此词有所寄托，古今公认，但对所寓内涵，说法不一⒃。其实，词作反映的是作者贬黄时期的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词人月夜难寐，独步静院，偶见孤鸿掠影，一时景与情会，遂将无限眷恋、哀怨、幽愤之情，清高自守，自甘寂寞之志，尽借孤鸿形象倾吐而出。全词情与景、人和物高度融合，自然涵浑，已达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艺术胜境⒄。
总之，苏词在思想上艺术上虽不无缺陷，但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之功却是空前的，影响所及也是深远的。以后，辛弃疾承流接晌，而又别开新境，将宋词艺术推向又一新的高峰，固赖时代及个人因素，但推本溯源，实亦得力于苏轼。注：
⑴按朱qiáng＠⑺村《东坡乐府》编年，首篇《浪淘沙》（“昨日出东城”）作于熙宁五年正月，则苏轼已三十七岁，诗文早负盛名。
⑵叶梦得《避暑录话》
⑶⑿均见刘熙载《艺概》
⑷见《齐鲁学刊》80年第一期
⑸苏轼又有《浣溪沙》云：“惭愧今年二麦丰，千歧细浪舞晴空”，亦见词人欢庆丰收之情。
⑹张炎《词源》
⑺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⑻苏轼《答谢民师书》
⑼陈师道《后山诗话》
⑽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⑾苏轼又有《红梅》诗，主旨与此相同。
⒀⒁王国维《人间词话》
⒂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
⒃或附会男女情事，见龙辅《女红余志》；或主《考pán＠⑻》说，见《类编草堂诗余》引＠⑼阳居士语，但失之逐句索隐。
⒄参见周济《宋四家词选》和《介存斋论词杂著》
【外 字】＠⑴原字为山右加献
＠⑵原字为红繁体字的左半部右加操右半部
＠⑶原字为女右加蝶右半部
＠⑷原字为社左半部右加右
＠⑸原字为口里加栾
＠⑹原字为修的右下半部改为羽
＠⑺原字为 强字的繁体字
＠⑻原字为般下加木
＠⑼原字为鱼的繁体字右加同
参考资料： http://www.sczh.com/asp/showart.asp?art_id=329&cat_i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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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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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平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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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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