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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资治通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在我们几万册的史学典籍中，如果你要挑几部最具代表性的，那必有《资治通鉴》。但一般读者想把握其中的精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它篇幅巨大，从战国三家分晋开始，到宋代建立之前的陈桥兵变，有1300多年历史，共294卷篇幅。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往往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同一件事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表述，这就体现了他们的思想差异。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如果只关注它的表面文字，不探究文字背后的深层涵义，哪怕读得滚瓜烂熟，也不见得会了解这部书。
对于《资治通鉴》，以往大概有这么三种读法。
第一种，训蒙童的读法。周一良先生小时候，他父亲给他制定过一份日课，其中就有点读《资治通鉴》的内容。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一些私塾中。这样读《资治通鉴》，除了了解基本历史，主要是通晓句读。以前的书籍，一般没有句读，小孩儿阅读的过程中，需要自己点断。今天复旦有些单位训练研究生，也还在用这种方法练习古文阅读能力。这当然是《资治通鉴》最简单的读法。
第二种读法，也是大部分普通读者的读法，就是通读《资治通鉴》，藉以了解宋朝以前的历史。我在学校和社会上讲过很多次《资治通鉴》，每次都会激起一些听众的兴趣。很多听众就会去买一套《资治通鉴》，但是一般读一段时间就会找到我说，太难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继续读下去。读古文的过程本身就很困难，一般读者读《资治通鉴》就是一页页往下翻，再一看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有二十册，就着急，恨不得一下看掉半本。大家算一下，这样读，即便能坚持一天读一卷，读完294卷至少也得294天。但这样阅读的效果不会太好，人脑的记忆功能有限，吸收新知识过快就容易忘掉旧的，看掉第二本就忘了第一本。除非真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把《资治通鉴》翻来覆去读，否则很难通过这条途径掌握中国古代历史。而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反反复复地阅读《资治通鉴》中某一段内容，显然不太现实。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讲，如果想了解中国通史，读《资治通鉴》并不合适，还是选择钱穆的《国史大纲》比较好。读《国史大纲》当然也不容易，但只要有点毅力，一个学期看完应没问题。另外，程度高点的同学可以去看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而第三种读法，就是通过读《资治通鉴》来做研究。这是专家们的事情，和多数普通读者没太大关系。
我今天主要想谈另一种《资治通鉴》的读法，也是我给复旦非历史专业本科生开设通识课程“《资治通鉴》导读”的主题内容，是用一种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
什么叫思想史的读法，思想史读法的基本立足点在哪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们今天给他一个历史学家的头衔，其实大家不要忘了，回到司马光生活的那个时代，回到当时的场景中去，他最重要的身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政治家。司马光可以说是宋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他都参与。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既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就写过很多文章，揭示、研究了北宋的社会危机，所以他本身也有改革主张。司马光所反对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王安石变法的策略与具体内容，他认为王安石的方法行不通。反对失败后，司马光离开北宋首都开封，来到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而这十五年就是《资治通鉴》完成的重要时期。
从《资治通鉴》的编修受官方资助开始，到编修完成，前后十九年，大部分内容是司马光洛阳定居时完成的。大家想想，一位关切时事、对时事有着深切观察和思考的政治家，他在编修历史的时候，难道就像一位普通历史学教师这样，仅仅是在讲述历史？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对《资治通鉴》研究越深，对司马光了解越深刻，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虽然语言有些夸张，但基本立意是成立的，那就是，《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它对于历史的解读，对兴衰成败的总结，都是指向宋代的现实问题。司马光在讲自己编修《资治通鉴》的目的的时候，说“稽古以至治”，这句话的逻辑是，先去总结历史经验，然后找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规律。我们知道，在编修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所以当我们对《资治通鉴》进行认真的解读，会发现，《资治通鉴》体现出来的东西，跟他讲的这句话恰恰相反。为什么是相反的？司马光在编修前，头脑中已经有一套治理国家的观念。在这套观念的引导下，司马光再通过《资治通鉴》“稽古”。所以是他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叙述历史，而不是通过稽古，另行总结一套政治观念。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资治通鉴》在刘备出场时，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描述。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甚至带有些流氓性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我们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但《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那么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
而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问题、君臣关系问题、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问题等等，《资治通鉴》都有涉及，而这些话题的讨论，看上去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是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这就是我讲的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那这部书就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这才是它最本质的东西。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比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有全文，而《资治通鉴》中的就短了很多，那问题就来了，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一旦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发现这些问题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我们知道，汉代儒学的基础在于天人感应，皇帝的权力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灾字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
我们今天讲革命，是想到农民伯伯去攻打县衙之类的，而古文中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但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汉代的天人感应也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要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是不行的，所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为什么理学会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用今天的话讲（可能不太准确但仍然接近本质），宋代学者的理性思维要比前人们强得多，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是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的。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就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
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关键在于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宋代的皇帝挺不错，非常配合学者们的这种讲法。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就是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佛学的影响。
了解了这样的思想背景，再来看《资治通鉴》如何处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的《天人三策》，开篇就讲天人感应，非常能代表汉代儒学的特点，而司马光偏偏将这段给删掉了，《资治通鉴》中的《天人三策》，开篇立意已经和董仲舒的相去甚远。但妙就妙在《资治通鉴》中《天人三策》的开篇文字，也是《汉书》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马光删掉了“天人”，留下并突出了“仁义”和“教化”，重点完全不一样。仔细对比《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份《天人三策》，很容易发现，主题由原先的“天人关系”转变成为礼乐教化。而教化是道德养成最重要的路径之一。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
在《资治通鉴》的第291卷里面，讲到五代时候大名鼎鼎的冯道。在冯道去世的这则消息下面，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有龃龉，所以《资治通鉴》很少引用欧阳修的文字，但在这里却全文引用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冯道的评论，说明冯道这个人很值得说。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五十四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却是个例外，做过多任皇帝的宰相。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从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在当时纷乱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个成功的人物，甚至有人送他“政坛不倒翁”的雅号。不仅五代至宋初对他的评价很高，冯道对自己这一生也显然比较满意。但到北宋中叶，对冯道的评价完全颠覆了。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对冯道历仕各姓君主，毫无“节操”的行为，给予大张挞伐。
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如何理解冯道现象？先讲几则冯道的故事。契丹灭晋时，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保全了百姓。再就是冯道死时没有存款，他的钱都用到那里去了？冯道是河北河间人，他的家乡是汉族和契丹冲突最剧烈的地方，经常有百姓被掳走当奴隶。他的钱大部分用来赎人和安置。关于冯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自称“忠于国，孝于家”，这在五代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开始反对他，认为他没有脸自称“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对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对“国”的看法不同。五代时，战乱频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军阀，而像冯道这样的文人是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认为的“国”主要是指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在军阀的“虎狼丛中可立身”，皇帝的轮换他不想左右，也没有能力左右。到了宋朝情况变了，当然宋儒也很看重老百姓，但是，宋代的政治结构和五代不同，为了解决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宋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非常著名的，就是“杯酒释兵权”。当然不可能仅靠一杯酒就释兵权，背后还有一系列的努力。宋代能够长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军阀政治，使得政治结构趋于稳定。而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样的文人和皇帝的关系，和冯道与皇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冯道和皇帝不是共生体，不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皇帝要借助于冯道的声望，但冯道并没有处于那个利益核心圈里面。欧阳修说五代时殉节的都是武将，以此贬低冯道，也说明欧阳修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比较肤浅。因为在军阀政治系统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败的一方即使不殉节，也活不了。但文人是游离于政权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节的没有文人。但宋代是文人统治的社会，皇帝通过文人和官僚管理国家，文人处于政治核心，在司马光和欧阳修们看来，忠于国和忠于君是一体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才会反对冯道。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分布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层面，就是文字本身。思想史的读法，就是要钩沉它隐性层面的史料价值。这部书不直接讲宋朝，但却经常指涉宋朝现实。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记载：突厥领袖默啜自武则天时就经常骚扰边境，但后来被部下所杀，那位部下拿着默啜的首级找到唐朝军官郝灵荃来换赏钱。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后天天盼着朝廷的嘉奖，但当时宰相宋璟认为，如果郝灵荃得了丰厚的奖赏，就会导致很多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于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给了郝灵荃非常有限的奖赏。郝灵荃失望恸哭而死。
这段文字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比如胡三省。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叙述错了。胡三省说郝灵荃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只不过因人成事，捡了个便宜，所以拖延、压低对他的奖赏，并不意味着宋璟有那么长远和深刻的边境问题考虑，宋璟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郝灵荃功太小，没什么太复杂的想法。其实至于郝灵荃如何获得默啜的首级，司马光有详细的记述，他完全知道郝灵荃没啥功劳，胡三省的批驳没啥道理，因为他是用司马光显然知道的事实来反驳司马光。但司马光为什么还要这么叙述宋璟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宋朝正在积极准备开拓边境，司马光认为发动战争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事实上，北宋也的确因此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司马光这么说宋璟显然是为了反对新政，劝说宋神宗。
因此，《资治通鉴》里面很多看似讲不通的地方，其实有它的深意。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的眼光，就会一头雾水，即使读得很熟，也会发现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后人还有专门修订《资治通鉴》的错误的。但是，如果你用今天我所讲的这种方法来读它，就会发现，很多表象上的“错误”其实背后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我们以为司马光错了，错的其实是我们。要读懂《资治通鉴》，思想史的方法是必须的。一定要先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后再来考虑他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将《资治通鉴》当成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来阅读。
最后谈谈我为什么要开这样一门通识课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一门课对于非历史专业的本科生来说，是不是太难了。在课堂上，把复杂的问题通俗化，讲得大家都能听懂，需要一些技巧，不在这里讨论。我想说的是，在通识教育中开设经典导读课的目的和意义，究竟在哪里？是传授具体的知识吗？是要让学生记住你所讲的吗？多数学生在进入工作领域后，根本没有机会再接触这些具体的知识点，记住了也没太大用处。真正能让他们受益终身的，是教会他们读书的方法，培养他们思考的习惯，这将在无形中提高他们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用思想史的方法解读《资治通鉴》，说白了，就是要告诉他们看问题不能停留在表面，要学会透析文字背后的内容。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解剖《资治通鉴》，是一个示范过程。学生上这门课，是接受一次这样的训练。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学会用这种方法解决更多、更现实的问题。
对于《资治通鉴》，以往大概有这么三种读法。
第一种，训蒙童的读法。周一良先生小时候，他父亲给他制定过一份日课，其中就有点读《资治通鉴》的内容。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一些私塾中。这样读《资治通鉴》，除了了解基本历史，主要是通晓句读。以前的书籍，一般没有句读，小孩儿阅读的过程中，需要自己点断。今天复旦有些单位训练研究生，也还在用这种方法练习古文阅读能力。这当然是《资治通鉴》最简单的读法。
第二种读法，也是大部分普通读者的读法，就是通读《资治通鉴》，藉以了解宋朝以前的历史。我在学校和社会上讲过很多次《资治通鉴》，每次都会激起一些听众的兴趣。很多听众就会去买一套《资治通鉴》，但是一般读一段时间就会找到我说，太难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继续读下去。读古文的过程本身就很困难，一般读者读《资治通鉴》就是一页页往下翻，再一看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有二十册，就着急，恨不得一下看掉半本。大家算一下，这样读，即便能坚持一天读一卷，读完294卷至少也得294天。但这样阅读的效果不会太好，人脑的记忆功能有限，吸收新知识过快就容易忘掉旧的，看掉第二本就忘了第一本。除非真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把《资治通鉴》翻来覆去读，否则很难通过这条途径掌握中国古代历史。而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反反复复地阅读《资治通鉴》中某一段内容，显然不太现实。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讲，如果想了解中国通史，读《资治通鉴》并不合适，还是选择钱穆的《国史大纲》比较好。读《国史大纲》当然也不容易，但只要有点毅力，一个学期看完应没问题。另外，程度高点的同学可以去看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而第三种读法，就是通过读《资治通鉴》来做研究。这是专家们的事情，和多数普通读者没太大关系。
我今天主要想谈另一种《资治通鉴》的读法，也是我给复旦非历史专业本科生开设通识课程“《资治通鉴》导读”的主题内容，是用一种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
什么叫思想史的读法，思想史读法的基本立足点在哪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们今天给他一个历史学家的头衔，其实大家不要忘了，回到司马光生活的那个时代，回到当时的场景中去，他最重要的身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政治家。司马光可以说是宋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他都参与。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既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就写过很多文章，揭示、研究了北宋的社会危机，所以他本身也有改革主张。司马光所反对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王安石变法的策略与具体内容，他认为王安石的方法行不通。反对失败后，司马光离开北宋首都开封，来到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而这十五年就是《资治通鉴》完成的重要时期。
从《资治通鉴》的编修受官方资助开始，到编修完成，前后十九年，大部分内容是司马光洛阳定居时完成的。大家想想，一位关切时事、对时事有着深切观察和思考的政治家，他在编修历史的时候，难道就像一位普通历史学教师这样，仅仅是在讲述历史？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对《资治通鉴》研究越深，对司马光了解越深刻，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虽然语言有些夸张，但基本立意是成立的，那就是，《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它对于历史的解读，对兴衰成败的总结，都是指向宋代的现实问题。司马光在讲自己编修《资治通鉴》的目的的时候，说“稽古以至治”，这句话的逻辑是，先去总结历史经验，然后找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规律。我们知道，在编修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所以当我们对《资治通鉴》进行认真的解读，会发现，《资治通鉴》体现出来的东西，跟他讲的这句话恰恰相反。为什么是相反的？司马光在编修前，头脑中已经有一套治理国家的观念。在这套观念的引导下，司马光再通过《资治通鉴》“稽古”。所以是他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叙述历史，而不是通过稽古，另行总结一套政治观念。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资治通鉴》在刘备出场时，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描述。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甚至带有些流氓性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我们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但《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那么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
而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问题、君臣关系问题、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问题等等，《资治通鉴》都有涉及，而这些话题的讨论，看上去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是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这就是我讲的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那这部书就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这才是它最本质的东西。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比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有全文，而《资治通鉴》中的就短了很多，那问题就来了，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一旦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发现这些问题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我们知道，汉代儒学的基础在于天人感应，皇帝的权力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灾字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
我们今天讲革命，是想到农民伯伯去攻打县衙之类的，而古文中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但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汉代的天人感应也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要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是不行的，所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为什么理学会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用今天的话讲（可能不太准确但仍然接近本质），宋代学者的理性思维要比前人们强得多，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是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的。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就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
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关键在于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宋代的皇帝挺不错，非常配合学者们的这种讲法。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就是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佛学的影响。
了解了这样的思想背景，再来看《资治通鉴》如何处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的《天人三策》，开篇就讲天人感应，非常能代表汉代儒学的特点，而司马光偏偏将这段给删掉了，《资治通鉴》中的《天人三策》，开篇立意已经和董仲舒的相去甚远。但妙就妙在《资治通鉴》中《天人三策》的开篇文字，也是《汉书》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马光删掉了“天人”，留下并突出了“仁义”和“教化”，重点完全不一样。仔细对比《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份《天人三策》，很容易发现，主题由原先的“天人关系”转变成为礼乐教化。而教化是道德养成最重要的路径之一。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
在《资治通鉴》的第291卷里面，讲到五代时候大名鼎鼎的冯道。在冯道去世的这则消息下面，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有龃龉，所以《资治通鉴》很少引用欧阳修的文字，但在这里却全文引用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冯道的评论，说明冯道这个人很值得说。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五十四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却是个例外，做过多任皇帝的宰相。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从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在当时纷乱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个成功的人物，甚至有人送他“政坛不倒翁”的雅号。不仅五代至宋初对他的评价很高，冯道对自己这一生也显然比较满意。但到北宋中叶，对冯道的评价完全颠覆了。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对冯道历仕各姓君主，毫无“节操”的行为，给予大张挞伐。
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如何理解冯道现象？先讲几则冯道的故事。契丹灭晋时，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保全了百姓。再就是冯道死时没有存款，他的钱都用到那里去了？冯道是河北河间人，他的家乡是汉族和契丹冲突最剧烈的地方，经常有百姓被掳走当奴隶。他的钱大部分用来赎人和安置。关于冯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自称“忠于国，孝于家”，这在五代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开始反对他，认为他没有脸自称“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对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对“国”的看法不同。五代时，战乱频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军阀，而像冯道这样的文人是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认为的“国”主要是指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在军阀的“虎狼丛中可立身”，皇帝的轮换他不想左右，也没有能力左右。到了宋朝情况变了，当然宋儒也很看重老百姓，但是，宋代的政治结构和五代不同，为了解决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宋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非常著名的，就是“杯酒释兵权”。当然不可能仅靠一杯酒就释兵权，背后还有一系列的努力。宋代能够长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军阀政治，使得政治结构趋于稳定。而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样的文人和皇帝的关系，和冯道与皇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冯道和皇帝不是共生体，不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皇帝要借助于冯道的声望，但冯道并没有处于那个利益核心圈里面。欧阳修说五代时殉节的都是武将，以此贬低冯道，也说明欧阳修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比较肤浅。因为在军阀政治系统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败的一方即使不殉节，也活不了。但文人是游离于政权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节的没有文人。但宋代是文人统治的社会，皇帝通过文人和官僚管理国家，文人处于政治核心，在司马光和欧阳修们看来，忠于国和忠于君是一体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才会反对冯道。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分布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层面，就是文字本身。思想史的读法，就是要钩沉它隐性层面的史料价值。这部书不直接讲宋朝，但却经常指涉宋朝现实。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记载：突厥领袖默啜自武则天时就经常骚扰边境，但后来被部下所杀，那位部下拿着默啜的首级找到唐朝军官郝灵荃来换赏钱。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后天天盼着朝廷的嘉奖，但当时宰相宋璟认为，如果郝灵荃得了丰厚的奖赏，就会导致很多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于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给了郝灵荃非常有限的奖赏。郝灵荃失望恸哭而死。
这段文字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比如胡三省。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叙述错了。胡三省说郝灵荃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只不过因人成事，捡了个便宜，所以拖延、压低对他的奖赏，并不意味着宋璟有那么长远和深刻的边境问题考虑，宋璟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郝灵荃功太小，没什么太复杂的想法。其实至于郝灵荃如何获得默啜的首级，司马光有详细的记述，他完全知道郝灵荃没啥功劳，胡三省的批驳没啥道理，因为他是用司马光显然知道的事实来反驳司马光。但司马光为什么还要这么叙述宋璟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宋朝正在积极准备开拓边境，司马光认为发动战争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事实上，北宋也的确因此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司马光这么说宋璟显然是为了反对新政，劝说宋神宗。
因此，《资治通鉴》里面很多看似讲不通的地方，其实有它的深意。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的眼光，就会一头雾水，即使读得很熟，也会发现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后人还有专门修订《资治通鉴》的错误的。但是，如果你用今天我所讲的这种方法来读它，就会发现，很多表象上的“错误”其实背后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我们以为司马光错了，错的其实是我们。要读懂《资治通鉴》，思想史的方法是必须的。一定要先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后再来考虑他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将《资治通鉴》当成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来阅读。
最后谈谈我为什么要开这样一门通识课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一门课对于非历史专业的本科生来说，是不是太难了。在课堂上，把复杂的问题通俗化，讲得大家都能听懂，需要一些技巧，不在这里讨论。我想说的是，在通识教育中开设经典导读课的目的和意义，究竟在哪里？是传授具体的知识吗？是要让学生记住你所讲的吗？多数学生在进入工作领域后，根本没有机会再接触这些具体的知识点，记住了也没太大用处。真正能让他们受益终身的，是教会他们读书的方法，培养他们思考的习惯，这将在无形中提高他们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用思想史的方法解读《资治通鉴》，说白了，就是要告诉他们看问题不能停留在表面，要学会透析文字背后的内容。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解剖《资治通鉴》，是一个示范过程。学生上这门课，是接受一次这样的训练。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学会用这种方法解决更多、更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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