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唐太宗传一书的部分内容

RT 灌水者一律无视

Answer 1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是“贞观”时期唐帝国的“董事长”。李世民当了二十三年唐帝国的“董事长”。他这个“董事长”当得很出色，政绩十分突出，贞观之治十分成功。唐代中叶宰相、史学家杜佑曾经在描述贞观盛况时说：“自贞观以后，唐太宗励精图治，一心一意治理国家，贞观之治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一是贞观时期，农业连年丰收，米很便宜，到贞观八、九年的时候，每斗只花四、五钱就可以买到。到了贞观十五年的时候，米每斗只值两钱。二是贞观时期，畜牧业十分兴旺，马牛羊漫山遍野都是。三是贞观时期，治安状况十分良好，好到了夜不闭户的水平。”据网上资料介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一石为120斤，亦即一斗米的重量是12斤；一钱即一文钱，约合0.2元人民币。照这样算来，那贞观八、九年的时候，如果用现在的人民币来计价，买1斤米还花不到0.1元钱，到了贞观十五年的时候，1斤米只值几分钱。这种米价是不是有“米贱伤农”之嫌暂且不说，但这种粮价足以说明当时的粮食确实是丰收了，当时的粮仓确实是充盈的。富余的粮食，再加满山遍野的马牛羊群，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当时，肯定是民富国强的重要标志。至于后来有人说杜佑的评价中有歌功颂德的成分，尤其有人认为杜佑用“夜不闭户”来描述贞观时期的治安状况更有言过其实之嫌。这些都史学家的事，我们这些粗人没有必要介入这种争论。我们只知道，“贞观之治”的确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为突出的太平盛世，使得中华雄居世界之首、让西方世界只能望其项背的1000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对于这一点，好象历史上没有人质疑过。贞观之治之所以能成功地实现天下大治，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毛主席说过：“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李世民这个“董事长”，作为当时最大的“干部”，当然是贞观之治成功的决定因素中的决定因素了。据《唐太宗传》说，李世民之所以能让贞观之治获得巨大成功，主要得益于他在抚民以静、求谏纳下、贞观法制和任贤致治等四个方面做得特别好，其中又以任贤致治这个措施最为关键随笔（二）中说到，李世民之所以能让贞观之治获得巨大成功，主要得益于他的“抚民以静”、“求谏纳下”、“贞观法制”和“任贤致治”等四个方面的措施。一、关于“抚民以静”何谓“抚民以静”？李世民的“抚民以静”有点象现在的“让老百姓休生养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这就是“不扰民”和“存于民”。李世民特别注意从两个方面来做到不扰民，1、尽量不发动战争，以此来减少百姓的兵役负担；2、尽量不干扰农民的农事，让农民安心务农。尤其是在农忙时节，更是注意这一点，尽量避免因官府和官员的干扰而导致农民误了农时。“存百姓”的主要措施是“去奢省费”“轻徭（义务工）薄赋(农业税)”、“选用廉吏”、和“使民衣食有余”二、关于求谏纳下一是求谏，即“恐人不言，导之使谏”。早在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刚被立为太子时，就令百官“上封事”。所谓“上封事”，就是文武官员提出治理国家的意见与建议。八月正式即位后，又号召百官“上封事”，短短的几个月里，上书的奏疏象雪片一样飞来。为了打消臣僚的顾虑，李世民上朝时和颜悦色，诚恳地听取意见，即使是直言忤意，也决不加以怒责，甚至会赐给重赏。诚意如此恳切，臣僚们也就乐意开口言事了。由于唐太宗的积极倡导，谏诤风行一时，当时犯颜直谏的事例屡见不鲜。上自宰相，下至小吏，甚至宫廷嫔妃，都有人敢于直谏。其中最杰出的当推魏征。魏征敢于直谏，敢于据理力争，有时不留情面，把李世民弄得很尴尬。有一天，唐太宗正在玩耍一只漂亮的鹞鸟，远远地望见魏征来了，赶紧把鸟儿藏在怀里，惟恐被魏征知道又招来批评。魏征奏事故久不已，唐太宗只好静听，最后那只鹞鸟竟闷死在衣怀里。即使如此，李世民不但记恨魏征，反而对他赞赏有加，倍加信任。二是兼听纳下。唐太宗赞同魏征所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和“人君兼听广纳，则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的道理。唐太宗深知个人认识的局限性，不在臣下面前炫耀聪明，不傲视臣下，这样臣下就能踊跃谏诤。三是勇于检点过错。唐太宗不把自己当作“尽善”的完人，不以一贯正确自居，而是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少，只是别人提出后，方才觉悟，把事情办好。因此，他希望大臣们“每见有不是事，宜极言切谏。”三、关于贞观法制李世民比较重视法制，他所倡导的贞观法制对贞观之治的贡献也是巨大的。首先，在立法方面，唐太宗亲自主持，并任命长孙无忌、房玄龄和一批“学士法官”，以隋《开皇律》为蓝本，对李渊时期所制订的《武德律》进行完善，经过十年努力，修订并颁布了《唐律》即《贞观律》和一系列的配套法令。《唐律》十分严密，并具有划一性、稳定性和简约性的特点，不仅奠定了“贞观法制”的基础，又为兹后五代、宋、元、明、清制订律典提供了依据。其次，在执法方面，李世民比较注意做到如下几点：1、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相对权力。唐太宗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因此，他较为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相对权力，不以自己的“言”来妨碍“法”的实施，从而使司法机关具有执法的相对权力。2、完善死刑的审批程序。唐太宗说：“死者不可再生”，他提倡：判处死刑，要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议。3、禁止逼供，注重求实。4、实行诬告反坐。四、关于任贤致治所谓任贤致治，是指任用贤才，将国家治理得安宁有序。在李世民治理国家的四大措施中，任贤致治是最重要、作用最大的一个措施。我们可以想象，没有贤才，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提不出来，即使提出来了也不能准确地实施；没有贤才，你李世民再想求谏纳下，谁有胆量来谏？又有谁能提出好的建议？没有贤才，贞观法制不是夭折于立法阶段，就会走过场甚至扭曲于执法过程。所以，《唐太宗传》在对贞观之治进行总结时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贞观之治”，实际上就是任贤致治。时至今日，这世界不知道变了多少遍。与贞观时期相比，当今的治国之道，其内容当然不知道丰富了多少倍。但有些事情，无论你怎么变，变来变去，其基本的东西没办法变，也许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吧。贞观时期，李世民认为人才很重要，一千多年，好象没有谁，只要是正常人，都不会说人才不重要。特别是现在，几乎所有政要与精英都在说：所有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因此，李世民的“任贤致治”这个“古董”，不仅仅可供人们观赏，更可以也更应该供我们借鉴效法。 明清思想家王船山曾经高度评价过贞观时期人才济济的盛况，他说：“唐朝的能臣很多。唐前有汉，唐后有宋，都比不上唐”。他还认为，贞观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人才济济的盛况，贞观能臣之所以能为“贞观之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主要原因是唐太宗的卓越人才观与用人政策起了重大的作用。应该说，王船山的话是讲得比较客观的。一、致治之本　惟在得人可以这样说，贞观时期一系列任贤致治的措施，都是源于唐太宗李世民“致治之本，惟在得人”的人才观。李世民十分重视人才，他深知，要把国家治理好，任用贤才是至关重要的。他始终把“致治”与“任贤”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唐太宗即位之初，就把任贤致治提上议事日程，他反复强调，“致治之本，惟在得人”。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我住在深宫之中，不可能看到很远的东西，不可能听到很远的声音，任命官员只能任命到都督、刺史这一级。我任命的这些官员属优属劣直接关系到致治能否成功，所以一定要任用贤才。” 即位初，唐太宗就指示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举荐贤才。几个月过去了，封德彝那里没有什么动静。唐太宗掩饰不住求贤的急切心情，批评封德彝失职。封德彝辩解说：“皇上，不是我不尽心，只是因为当今没有奇才呀！”唐太宗驳道：“难道古代那些将国家治理得很好的人，是借用其它朝代的人才吗？明明是你自己不识才，不去努力发掘人才，怎么能够诬蔑当今的人才呢！”李世民的这句话应该说是说到底了。如果我们那些终日里干吼身边没有人才的“封德彝”们看了这句话并认真地琢磨一下，也许能悟出一些有益的道理。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再次指出：“要使国家进一步安定清平，只有任用贤才”。贞观晚年，唐太宗总结了大治天下收到成效的经验，其中第二条就是“进善人，共成政道。”为了教育和勉励太子李治能吸取任贤致治的成功经验，他在《金镜》一文中总结说：“任忠良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更进一步之祸。”如果是一位正直且想干点事业的领导，肯定对李世民的这句肺腑之言感受很深。综上所述，致治必须任贤，是李世民一个十分重要的人才观。正因为有这么一个人才观，所以李世民始终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正因为李世民始终高度重视人才和人才工作，贞观时期才会出现人才济济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