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治制度的特点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
宋朝很重视总结前朝政制利弊，并加以改革和调整，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去掉一些旧隐患，又生长出一些新弊端，影响着宋王朝国力的发展。 “重文轻武”是宋朝职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优待士大夫的某些特殊制度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取得入仕资格的途径 “入仕”（即开始作官）资格的取得，有三个主要途径，即科举（包括进士、诸科及武举为常选）、制举（特举）和荫补。
1．广泛吸收士人的“特奏名”制度。
宋朝制度，礼部贡举设进士及诸科。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乡贡，“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核，而判官监之”。合格者“第其甲乙”，监官、试官署名其下，然后举送。礼部试后有廷试（殿试）。礼部举年份初无规定，英宗时“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宋朝科举制度更加严密。宋太祖废除“公荐”，以避免请托。“公荐”是唐代陋习，影响科举的公正程度。宋朝加强了考试的管理：现任官应进士举有锁厅试，验证身份和德行。应举之人，要“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梯、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 试卷有弥封制度，糊名，使考官不知举子姓名；有誊录制度，将试卷重新抄写一过，以免考官认得举子笔迹，上下其手。考官与举子有姻亲、师生关系，有回避制度。宋太宗时，对达官子弟中礼部贡举者要复试。
宋朝科举等第最初只分甲乙，后来进士分三甲。考第之制分五等，上二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三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四、五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中进士举者才能称“进士”。凡“及第即命以官”，不须经吏部试，此点与唐制不同。
宋朝有允许“附试”的“特奏名”制度。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例如咸平三年（1000年），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共一千七百余人。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日趋严密，不受门第影响，较少请托，录取名额又较多，向社会各阶层士子开放，因而扩大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2．允许士人自荐的“制举”制度。
“制举”又称制科，习称大科或贤良。制科非常选，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具体科目和举罢时间均不固定，屡有变动。应试人的资格，初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并准自荐。后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试场在秘阁，及格为“过阁”）。御试即殿试，内容要求更严（试策一道，三千字以上，当日完成），考试成绩分五等，上二等向来不授人，第三等与进士科第一名相当。有官人均升转或蒙拔擢。制科非常选，但它给士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仕机会。
3．照顾高级官吏子弟的荫补制度。
宋朝对官吏子弟的照顾，另有荫补制度，荫补的范围比前朝扩大。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遇国家大礼，臣僚亦可荫补。一般官吏可荫及子孙，宰相、执政则可荫“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 高级官吏致仕，“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三人”， 曾任尚书、侍郎等官以上也可荫一人。大臣病故，据所留遗表也可荫补，“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 可多至五人。由于官吏荫补机会多，名额扩大，最高记录曾达到同时荫补子弟四千人，致使孤寒之士十年不得一任。宋朝优待大臣的这些作法，对巩固统治阶级队伍固然有一定益处，但也是促成宋代官吏冗滥的原因之一。 “职”，宋朝官僚士大夫的特殊职称 元丰改制以前，一般官吏多有三个头衔，即官、职和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唐前期的职事官，到唐后期已变成官吏品阶的标志，宋初沿袭了这种情况。官吏的实际职务，要看所分派的差遣。《宋史·职官志》讲，“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迅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 例如真宗朝寇准曾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吏部东铨。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判吏部东铨是差遣，才是实际职责。元丰改制，定阶官以寄禄（文散官有二十四阶；武散官有五十二阶。五品以上为大夫，六品以下为郎。凡进士、诸科及武举等科举出身者为有出身，此外为无出身），将知、判等差遣变为职事。
宋朝的职名甚多，分若干等级。就以“学士”名号来说，按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学士为翰林学士、知制浩与翰林侍读学士。
学士院，即翰林学士院。其职务为“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其职官为翰林学士、知制诰。长官为“翰林学士承旨”。“承旨，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凡他官人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缺，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厘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 ”
宋朝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也称讲读官。讲读官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元丰改制，废除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 程颐（北宋）、朱熹（南宋），均曾任崇政殿说书。
知制法，原为差遣，即起草诏令文书、是中书舍人的本职。唐代开元以后，设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负责起草“内命”诏令文书，称“内制”；中书舍人只负责起草“外命”诏令文书，称“外制”，于是有内外两制，简称“两制”。宋代翰林学士人院前须经考试合格始得任命，入院例加“知制法”衔。中书合人不带“知制诰”衔，入学士院者免试。元丰改制前，宋朝政府中许多职务必须由两制或两制以上官员充任。因此，是否具有“两制”资格遂成为文职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知制诰”也演变成一种职名。
第二类学士为馆。殿学士。
宋初沿袭唐制，设三馆。三馆长官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史馆长官）与集贤院（殿）大学士为宰相兼职。元丰改制，昭文馆、集贤院不置，史馆并入秘书省，于是取消了宰相三馆兼职的职名。秘阁，是三馆藏书的皇家图书馆。馆、院专任职官直馆、直院称“馆职”，以他官兼任则称“贴职”。内外职事官带贴职，称“带职”，免去所带职名则称“落职”。元丰改制“罢直馆、直院之名，独以直秘阁为贴职”，而且不须考试。
宋朝最高级职名为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殷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及端明殿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待从备顾问而已”。 观文殿大学士须曾任宰相，观文殿学士亦“非曾任执政者弗除”。 资政殿大学士、学士也是宰相、执政的荣誉职名。端明殿（后改延康殿）学士五代已有，元丰以后“以现执政为之”。
第三类学士为阁学士。
宋朝有一种特殊的阁学士职名，简称“阁职”。有学士、直学士、待制和直阁四级。宋朝制度，每一位皇帝去世后，必敕建一阁，以奉藏先帝遗留的文物。例如龙图阁，就奉藏着“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书籍、世谱”。 其后，又建有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及南宋的焕章、华文、宝谟、宝章、显文等阁。
诸阁学士之外，尚有一枢密直学士（后改述古殿直学士），亦是贴职，其班位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上。
宋朝官员对职名很重视。入馆阁者,必须是进士出身，“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凡有职名的官员，可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实际上，授予馆阁职称是宋王朝笼络士大夫的一种重要手段。 请郡及宫观祠禄官制度 宋朝对宰执等高级官吏有一种特殊优待办法，就是“请郡”制度。宰相因任职过繁或与同僚政见抵触，可以请求出任外藩，叫做“请郡”。如以节度使带宰相原衔出任，为“使相”。
宫观祠禄官，为宋朝特有的职官制度。宋朝皇帝崇尚道教，于京城内外建立许多宫观。在京者为京词，在外者为外祠。宋真宗命首相王旦充玉清昭应宫使，为宰相兼宫观使的开始。随后，外戚、宗室和宰执罢官留京师，多任宫观官。疲老不任事而又未致仕的官员也多任此职。于是形成制度：凡大臣罢现任，令管理道教宫观以示优礼，无职事，但借名“以食其禄”，称为“祠禄”。先时，任宫观使者员额绝少。熙宁时，王安石执政，为安排反对变法者，规定宫观官不限名额，知州资序以上官即可派遣，并规定了任宫观祠禄官按不同级别应得的俸给和任期 。
此制施行以来，员额不断扩大。政和年间，祠禄官近百员。钦宗靖康元年曾下诏罢去一批宫观官，渡江以后，宫观不复置，只保留醴泉观使、万寿宫使及佑神观使三种宫观使。绍兴时，士大夫流离失所，朝廷无官缺安置，于是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又有选入（幕职、州等低级文职官员的合称）众多，无官缺可补，也破格给予岳庙祠禄。 宋朝还有一种传统，凡年六十以上（南宋为年及七十），不能理事的知州资序官员应自己陈请罢现任，为宫观。非自陈而朝廷特差宫观者，则属于黜降；但吏部仍可按“自陈宫观”处理，以示优礼。
对官僚士大夫的种种优待，其实质是什么？北宋名臣文彦博揭示得最清楚。他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应当说，宋王朝的这些举措，确实激励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之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宋代的政治制度，处于从隋唐三省制到元代一省制的过渡时期，北宋前期的“中书门下”（政事堂）实际上已取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行政效率较高。由于当时官名与职务分离造成的混乱，以及新设政权机构大小不一造成的权责失衡，促成元丰改制而恢复为三省六部制，六部制的恢复协调了朝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为金、元、明、清所沿袭，显示其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生命力。但是，三省制的恢复，却不久即暴露其行政效率差而慢的弱点，虽屡经改进，但其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具有较高行政效率的职权集中的朝廷。南宋时，合并中书、门下二省为一省，宰相、执政、枢密院长官合署办公，三省、枢密院实际上只设办事机构等措施，为向元代只设中书省（或尚书省）的一省制奠定了基础。路级机构是元代行省的雏形，以及许多宋代制度和官称为后代所沿用等，这些都是五代和宋代的政治制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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