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亚洲的国家,古代中日关系是怎样的?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于中国文化,日本一直奉行“拿来主义”,中国也毫不悭吝。
735年4月26日,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695~775年)向日本朝廷进献从中国带回的“大礼包”。吉备真备搜集日本急需的书籍、文物、武器等,并打包回国,实属罕见。而他对日本最大的贡献,是参照汉字偏旁,创制了片假名,并与另一位留学生大和长冈共同修订二十四条律令。
一千多年前,大唐与扶桑远隔沧海,造船与航海技术低下,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历尽艰辛东渡日本。鉴真和尚的精神,备受称道。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说,由于鉴真东渡,日本和中国的文化联系至今坚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赵朴初赞曰:“当年身入惊涛去”、“兄与弟,倍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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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是重要近邻。1972年9月29日,双方签署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
1978年8月12日,双方于北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双方于日本东京互换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此后,双方先后于1998年11月和2008年5月发表《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上述四个政治文件构成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总体不断发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日益深化,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日关系
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战国时代的古地理书《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说明那时中国人还只知道日本的地理方位。到东汉班固写的《汉书·地理志》中,才明白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是前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四郡之一,乐浪海应指黄海及东海一带。分为百余国的“国”,应该是部落或部落联盟。
据范哗《后汉书·东夷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是《汉书》以后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我国文献的真实性。日本史学界认为“倭奴国”是“倭人权国”之意。半个世纪后,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后汉书·东夷传》),说明倭国已用生口(奴隶)作为国际贸易的交换品。
后汉末年,中国北方人民起义不断,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称侯,拥有旧燕之地和乐浪郡,乐浪成为东北亚诸族交通中心。建安9年(204年)度子公孙康立,割乐浪南部设带方郡,统辖中日朝各族交往事宜。康子公孙渊自称燕王(237年),阻断各族与中原交往,并联南方吴国。景初2年(238年)司马懿奉魏明帝之命灭公孙渊父子,乐浪、带方二郡遂成为中日等国外交往来的枢纽。就在此时,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邪马台国与中国往采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魏景初3年(239)卑弥呼迫使到带方郡,要求“朝献”。经带方郡太守刘夏派吏将护送进京(洛阳),献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斑布2匹2丈。魏明帝授与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印,封使节以官职,还赐与黄金、五尺刀、铜镜、真珠、铅丹(红色颜料)及纺织品多种。魏明帝沼书、印绥及礼物于正始元年(240)由带方郡使者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赴日。
第二次:正始4年(243)卑弥呼派使节8人到洛阳,献上生口、倭锦、绎青嫌、绵衣、帛布、丹木柑、短弓矢等。魏帝齐王芳沼赐黄幢1顶,正始8年(247)由带方郡太守王顾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二次赴日。
第三次:正始8年(247)卑弥呼派使节载斯乌越到带方郡,诉说狗奴国男王卑弥弓与邪马台国相攻情况。带方郡太守张政等带去沼书及黄幢,出面调停。这是中国使者第三次赴日。
第四次:正始9年(248)卑弥呼死后,女王壹与派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回国,献上男女生口30人,贡白珠5000孔、青大句珠2枚、异纹杂锦20匹。
卑弥呼女王遣使朝贡是为增强自己的实力,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国输入的少量铜镜(三角缘神兽镜)已不能感到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于是以中国镜为范板,制造出国产“倭镜”即模仿镜,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据田中家统计,全日本出土的青铜镜有3000面,其中三分之二是倭镜。铁刀的流入,无疑也推动了日本铁器的生产。
二、中国南北朝时期,大和国统一日本,中日之间形成朝贡关系。
公元3世纪末,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兴起了一个大国。因位于大和地区,史称大和国。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
公元413年,即大和国在朝鲜战败后的第六年主动和中国建交,一直到公元502年,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自泰始2年(公元266年)至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重新开始,出现了中国史书上所谓的“五倭王时代”。
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势力强盛,经济发展,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只要有可能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实际上,这不仅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侵略朝鲜道到失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点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贡中尤其明显。中日通好后,中国文化不断地流入日本,为后来飞乌文化的形成带来很大影响。
三、隋唐盛世,日本屡派“遣唐使”大举学习中国文化。
随着部民制的衰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遣使到中国和唐朝修好。自舒明天皇2年(公元630年)至宽乎6年(公元894年)间,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
遣唐使团初期分乘2艘船前往中国,每船载120人左右,后期大抵乘4船同行。使团成员利用在唐一年左右的时间,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知识。遣唐使还起到了贸易使团的作用。遣唐使还有—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送留学生和留学僧入唐学习,接他们学成回国。所以说遣唐使对日唐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遣唐留学生分为留学生和学问僧,一般从有才华的贵族子弟和僧侣中挑选。留学生进入国子监所属六学馆之一,各自学习专业;学问僧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各大寺钻研佛教。在平安朗以前遣唐留学生的学习时间都较长。由于他们学习时间长,又同中国人久处,所以不仅其文化知识,且在生活习俗上都深受唐的影响,为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至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起义,唐王朝摇摇欲坠。当时日本贵族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对外趋向消极。宽平6年(公元894年),新任的遣唐使营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引用在唐学问僧中蹈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
四、宋元时期中日两国的交往。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公元979年太宗统一了中国。日本东大寺僧裔然于永观元年(公元983年)乘吴越陈仁爽、陈仁满的船到中国,受到宋太宗的接见。公元988年商然派弟子嘉因来宋,向宋帝献礼物。延久4年(公元1072年),成寻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国清寺巡拜,还受到宋神宗的接见。神宗委托成寻的弟子带给日本朝廷一封亲笔信和不少礼物,表示谋求睦邻友好的意愿。承历2年(公元1078年)日本政府遣答礼使僧仲回乘宋商孙忠的船只持复信回访,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平安末期逐渐走向正常化的日中关系,镰仓幕府继续予以推进。镰仓幕府积极与南宋贸易的主要原因是获取南宋的铜钱,因为那时日本自己不铸造铜钱,国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铜钱。
公元1260年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成为蒙古国王。公元1267年迁都燕京(后改称大都,即北京)。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公元1268年他命高丽使者持书赴日,书中表面上要求建交,实质是效令日本朝贡。京都朝廷几经研究,末予回答。公元1274年和公元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征服日本,结果都应为台风而失败了。中日关系遂告中断。
五、明朝时期复杂的中日关系:倭寇与勘和贸易
倭寇主要由镰仓时代以来西部一些名主、庄官、地头为核心的纯海盗帮以及武装商人集团和游民等构成。他们在西部豪族的组织下,以对马、壹歧、北九州的松浦和濑户内海为据点,侵掠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沿海地方。从13世纪上半期至16世纪中期活动了300余年之久。
公元1369年(明洪武2年,正平23年)3月,倭寇与沿海海盗抢掠山东、江浙、广东,朱元璋派杨载带国书赴日交涉,要求征西将军怀良亲王镇压倭寇。怀良亲王非但不理,反拘杀明使,自此倭寇更猖獗,竟经山东南下,转掠浙江温(永嘉)、台(临海)、明(部县)诸州、及至福建沿海。时怀良亲王又暗助明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图谋“一举干掉明主”。公元1387年(明洪武20年,元中4年),宁波卫指挥林贤借日兵助胡惟庸谋反事件被揭露,明太祖遂绝日本贸易,严海禁,遣将剿御倭寇。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于是下令九州探题取缔倭寇,并于应永8年(公元1401年)5月以博多商人肥宫及僧人祖阿为使臣赴南京,致书惠帝,表明恢复邦交意愿。应永11年 (明永乐2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允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政府对此种贸易不只减免关税,且承担“日本国王”使节及其众多随员(实际是商人)在明期间全部食宿费用,发给衣服,免费供应他们归途一个月的海上旅程用粮。部分贸易品是以足利将军向明帝贡献方物、明帝回赠“颁赐物”的方式进行交易的,一般说来,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
应永15年(公元1408年)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立即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海的活动又继猖獗。正长元年(公元1428年)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永享4年(公元1432年)任命入日明僧龙室道渊为正使,携带国书赴明。次年(公元1433年)5月龙室到北京,向宣宗献方物和国书,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以代替《永乐条约》条约规定10年一贡,贡船不超过3艘,人员不超过300,刀剑不超过3000。同时以宣德勘合代替永乐勘合,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
2019-09-19
继奴国与东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约半个世纪,北九州的另一个倭人国家伊都国也派使节至洛阳,与东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邪马台女王国派遣赴魏使节难升米大夫一行,至带方郡,请求允许去魏都求见天子“朝献”。魏明帝立命盛礼接见,并效法汉光武帝赐奴国王金印故事,诏封邪马台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假授金印紫绶。隋唐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结束将近二个半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中国统一。在隋朝不到三十年期间内,倭使四至隋都,考察了隋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佛学。特别是派出许多留学生和留学憎,入隋学习。这些留学生和僧,在隋学习时间很长,有的在唐建国之后,仍留唐学习,学习时间长达二、三十年。他们不仅专修佛学和儒学,而且对隋后来对唐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医药、艺术以及政府机构的设置、法制律令的颁布等各方面,广泛地进行学习。回国后都以其所学,作出相应的贡献。公元618年唐帝国建立,取代隋国。公元630年,倭国派出第一次遗唐使,试图与唐建立外交关系。 公元663年,唐倭海军于朝鲜半岛白江口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会战,结果唐军大胜,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倭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自白江口战后,唐日双方使节往返频繁。十年间双方使团往返十次。
公元753年,鉴真东渡日本成功,传播佛教。
公元894年,日本派出第十一次遣唐使,即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从前期第一次遣唐使的派出至后期第十一次遣唐使的停止,中间经历近二百六十余年,在唐日两国之间进行外交、文化和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的遣唐使,终于结束了。
唐朝时,日本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这个封建社会的盛世极为推崇。因此,它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的数目之多,仅次于新罗,日本派遣来唐的"遣唐使"达13次之多,其他官员和留学生来唐最多一次达五六百人,他们学习中国的生产技术、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文学艺术、建筑技巧和生活习俗等。
由于中日之间的交往密切,所以日本在许多方面都受中国影响很大,表现在:第一,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日本进行的"大化改新"就仿照唐制度,改革了行政制度,实行班田收授法(同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其次,在城市建筑方面,我们学过唐都长安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这一些建筑在日本京都中也同样有。第三是文字方面,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表达的工具,后来,日本参照汉字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制了日本文字,第四,日本的饮食、服装和同常的生活也受唐朝的影响很大。
唐以后时期的中日关系
宋日双方虽未建立外交关系,但贸易关系从未中断。
在南宋末期,中国的蒙古族开始兴起,成吉思汗建立起横跨欧亚二大洲的大蒙古帝国。忽必烈曾两次东征日本,舰船均毁于台风。
元末,日本武士开始逐渐乘船串扰中国沿海。明代倭寇的祸根,在这时已经萌生了。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面临倭寇的侵扰,朱元璋在与日本进行交涉的同时,采取武力剿倭和禁海两项措施。
明嘉靖时期,倭寇大规模劫掠沿海,浙江、福建告急,引起明政府的重视。公元1559年-公元1566年,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训练新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抗倭战争。中国沿海倭寇老巢被全部荡平,大股倭寇基本肃清。
公元1592年,日本幕府大将军丰臣秀吉大举入侵朝鲜,妄图通过朝鲜进攻中国。在明朝政府与朝鲜军民的抵抗下,公元1598年,丰田秀吉病死,日本自朝鲜全部撤出。
清政权取代明政权的时期,正值日本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家光执政。两国由于各自的原因先后宣布锁国,互相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极小规模下进行着,因而并未建立外交关系。这种闭关锁国状况,一直延续到两国被西方殖民者的大炮敲开大门之前;此后,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侵略与被侵略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