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每天在家耕田种地，为什么还会被朱元璋给满门抄斩？
封建时代帝王与开国功臣之间政治博弈的悲惨故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八字真是说尽了。
“明代大案多枉”，而李善长之死，又被认为是明代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冤案。李善长本应凭其劳苦功高与尊崇地位安享清福，颐养天年；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竟在人生暮年被朱元璋以“有星变，须诛杀大臣”为借口送上了不归路。功勋卓著的李善长，为何竟落得身死族灭的悲惨下场？
01 李善长人生轨迹与悲剧始末
李善长，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人。他早年以“读书有智计”“策事多中”著称。他生活在元末丧乱之际，当时百姓生灵涂炭，纷纷揭竿而起。
1352年，即刘福通率众在颍州（今安徽阜阳一带）起义的第二年，朱元璋在濠州加入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当时有不少文人儒士在郭子兴幕僚府任职，这对李善长触动很大。1354年春，朱元璋攻打滁州时，李善长前往谒见。在朱元璋急需人才时，李善长来到他身边，朱元璋自然高兴。他建议朱元璋仿效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与不嗜杀人的做法，如此则天下大定指日可待。
朱元璋遂留用他掌管文史书籍，参与机要，并待之以礼。正是在滁州，郭子兴发现了李善长的才华，想将他调入元帅府做助手，却被李善长拒绝了。李善长哭诉着表示要跟随朱元璋，朱元璋因此深受感动。
在随后朱元璋南征北战的20余年间，李善长不仅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而且负责后方举荐人才、掌管军资等事务，因建功颇多，朱元璋对他信任有加。随着朱元璋威名的日趋上升，归附者与日俱增，文臣武将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李善长从中调和，甚为得体，朱元璋越发器重他。
不久，郭子兴病逝，朱元璋成为郭子兴部的副都元帅。在镇守和州（今安徽和县）时，李善长预设伏兵以少胜多，取得了鸡笼山寨战役的胜利，此举受到朱元璋的高度赞扬，“太祖以为能”。
随着朱元璋在江南军事的顺利进展，李善长根据朱元璋的指示留守应天（南京）处理军国大事，表现出了卓越才干。同时，他在西吴一带兴修水利，屯田垦荒，改革弊政，开辟财源，使“国用益饶，民不困”，这为即将建立的大明王朝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1364年，朱元璋即吴王位，李善长官拜右相国，逐渐成为群臣之首。随着农民战争的节节胜利，建立大明王朝的条件日益成熟，以李善长为首的谋士们开始积极筹划朱元璋登基之事。
大明立国后，朱元璋命李善长为总裁官，与刘基等人参与制订律令与各种礼仪制度等，事无大小，悉委李善长与群臣谋议行之。李善长还奉命负责《元史》等书籍的监修工作。
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被授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封号，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等，晋升中书左丞相，受封韩国公，子孙世袭。同时，授予李善长与其子“免死铁券”。当时受封的六人中，李善长位列第一。至此，他的权势达到顶峰，可谓荣耀至极。
明初的二三十年间，兵事虽在减少，但各种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大肆杀戮功臣宿将。胡惟庸在李善长举荐下位居宰相后胡作非为，最终走上谋反之路。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及与胡案有牵连者。
胡惟庸案后，权力中枢成员汪广洋等人上疏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甚密。根据当时的法律，作为胡惟庸的故旧与举荐者，李善长自然难辞其咎，理当连坐。朱元璋念及李善长乃淮西故旧，且随己南北征战多年，又是开国功臣，劳苦功高，暂时未予追究。但随着群巨对李善长非议的不断增多，朱元璋对他的不满日甚一日。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见年过古稀的李善长已不中用，并认为其对以“胡蓝之狱”摧毁淮西集团之事心怀怨恨，因而以“有星变，须诛杀大臣应灾”为借口，赐死李善长。李善长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在家自缢而死。其家属70余人也未能幸免。
02 李善长暮年被朱元璋满门抄斩的原因
追溯李善长的人生轨迹，从开国功臣到暮年被满门抄斩，主要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内因是李善长心胸狭隘，不能容人，结党营私；外因则是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将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巩固王朝统治上来，刻薄寡恩与独断专行的他要导演一场“兔死狗烹”的封建历史大剧。
先说内因。
据《明史》载，李善长乃“外宽和，内多忮刻”之人。“忮刻”为嫉妒刻薄之义，是心胸自私狭隘的同义语。此话并不偏激。举例说，他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因贪污被治罪，时任御史中丞的刘基负责调查此事。李善长竟置国家法度于不顾，从一己私利出发，多次为李彬开脱罪责，为刘基的调查设置障碍。无奈之下，刘基只得奏准朱元璋，将李彬处死。为此，李善长常耿耿于怀，欲伺机进行报复，暗中加害刘基，逼得刘基只好回家避祸。
此外，李善长的心胸狭隘还表现在他素有居功自傲与贪赃纳贿的毛病。对于李善长的自私狭隘与不法行为，朱元璋早已有所察觉。据《明史》载，大明立国后，“（太祖）浸厌善长，故有易相之议”，从中暴露出朱元璋对李善长的不满，也透露出朱元璋对李善长身居丞相位心存疑忌。就丞相人选问题，朱元璋曾问计于刘基。刘基既肯定了李善长的优点，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他的性格缺陷，即“志大量小，后事难料”，事实果如刘基所言。
《明史》还记载李善长“贵富极，意稍骄”“有心计而无远识”，这都说明了他的自私狭隘。李善长自私狭隘的性格缺陷使他对别人容易产生刻薄忌恨之心，容不下别人，从而树敌过多。朱元璋对李善长的这一行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都为李善长日后走上末路植下了祸根，成为他与朱元璋矛盾加剧的诱因。
李善长是一个乡土观念极重的人。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串通淮西籍人员，与他们拉帮结派，成为淮西集团的核心人物。正是在李善长的竭力推荐下，胡惟庸才从一个小小的知县逐步登上宰相的宝座。李善长为培植淮西集团势力不遗余力，在执政方面处处以此集团利益为出发点与归宿。
淮西集团成员自恃是皇帝的同乡，恣意妄为，胆大包天，逾越礼制，疯狂地追求财富与攫取权力。同时，淮西集团排斥异己，对淮西籍以外的人员极力打击。比如，胡惟庸任宰相前，朱元璋曾说过“杨宪可居相位”的话。这句话后来传到了胡惟庸耳朵里，胡惟庸就暗中对李善长说：
“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本来李善长就对山西籍人杨宪怀有成见，特别对杨宪常在朱元璋面前说自己“无相才”一事恨之入骨，就想方设法陷害杨宪，使杨宪遭到弹劾被朱元璋诛杀。令人想不到的是，淮西集团势力最后竟然疯狂到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地步。这触犯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必为他所不能容忍。
随后发生的事情成了李善长与朱元璋矛盾升级的导火索。胡惟庸当宰相后，贪污受贿，擅权专断，胡作非为，引起朝臣的强烈愤慨。胡惟庸自知罪孽深重，恐遭朱元璋毒手，竟勾结同党密谋造反，妄图加害朱元璋。不久，胡惟庸东窗事发，朱元璋将其一网打尽。朱元璋深刻认识到，淮西集团势力的过度膨胀不仅加剧了当时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已日益威胁到皇权的稳固，有导致自己大权旁落的危险。
鉴于当时形势的严峻性，朱元璋自然千方百计地遏制这一势力做强做大，“胡蓝之狱”便拉开了帷幕。朱元璋本人虽发迹于淮西集团，但一旦大权在握，这个羽翼丰满的政治集团即刻成为他背部的芒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更何况他对以李善长为核心的淮西集团一直存有戒心。
朱元璋虽口头上说李善长功劳堪比汉代萧何，但背地里对李善长防范有加。胡惟庸案正好成了朱元璋日后清洗以李善长为核心的淮西集团的一个重要借口。
再来看外因。
明朝建立后，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朱元璋的注意力也就从外部转移到内部，转移到如何巩固朱明王朝统治上来。他很清楚，创业难，守业更难，而危险主要是来自统治集团内部。所以，他在明初经常与臣下谈论治道，告诫臣下“留意晚节”。例如，1370年大封功臣后不久，朱元璋即告诫诸武臣：
“今当讲求古名将功成后事君何道，持身何礼，所能保全功名者何人，常以为鉴。“
所有这些都说明他对功臣不放心，这里有告诫功臣诫骄诫奢、约束自己的意思，但其核心还是警告不要僭越，不要作非份之想，。
如何保住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几乎成了朱元璋的心病。为此，他不能不想尽一切办法，采取非常举措，包括在朝廷的要害部门动大手术，甚至不惜杀功臣。特别是1370年封功臣之后，愈来愈让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1370年12月，封右丞薛显为永城侯，朱元璋趁机告诫诸将，中心意思是：
“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赏以酬功，刑罚以惩恶，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而薛显“从朕征讨皆著奇迹”，“然其为性刚忍”，“有专杀之罪”。“朕欲加以极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杀将帅。”“今仍论功封以侯爵，谪居海南。”
暂且不论薛显是否罪以当死，有一点是清楚的，此时还不是杀功臣的时候，恐招天下人议论。但是，杀功臣的念头是萌生了。他当年在大封功臣石有过一段议论，其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于单辞只语俱臆摩而恳度之。”
这便是朱元璋对待开国功臣有一个明显的态度——以言获罪，也是一个封建帝王的病态心理使然。特别是他在五十岁以后，由于“忧危积心”，疲劳过度，又犯有心率过速的病症，且喜怒不常，暴怒到失去常态，无疑又加重了这种病态心理，以至在没有任何口实的情况不也可以杀功臣。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朱元璋进入老年期后，使事态的发展弄到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
作为一位政治家，李善长对明初政治形势的发展趋势不能没有察觉，对朱元璋的思想性格以及心理不能没有了解，特别是大封功臣之前，对自己应该何去何从，不能不做考虑。他懂得功成而退的古训，“功成而退，不伐不矜”。大封功臣之后不过两个月，即1371年正月，李善长以疾乞致仕。不但获准，朱元璋还下诏：
“其年既高，驱胎侍立，脱心不忍，业许致政。”
实际上，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对李善长不满了：
“数言李善长无人才。”“盖太祖自即位后浸厌善长，故有易相之议”。
待到1380年以前，李善长又不断受到纠劾，明眼看得出这是朱元璋的意旨。到后来，朱元璋就赤膊上阵了。这就是所谓的“庚午诏书。”如曰：
“上以善长为柔奸，尝踢敕曰：‘尔太师善长，昔当扰攘，携家仓皇谋生无所，脱时帅师滁阳，尔迎于道，朕待尔腹心，用如手足。朕无上智于尔，尔或小疵，朕置不问，遂成命世之英。今元谓朕忘乎？朕报功之诚，神人共知。尔年虽迈，精力可为，何至比小吏枉功臣。黄昏定拟，诡辞符奏，国有定律，奏对不实者杖，心欺者新，卿欺矣。”
从这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出，朱元璋不但在歪曲历史，自相矛盾，而且，已经含有杀意了。事已至此，纵使有神差鬼使为之谋，李善长也是在劫难逃，反正是死路一条，“勿宁束身以听于上耳。”以身许君，君待臣如狗彘，如蔽履。忠良见弃，情理何在？此时此刻，君臣二人心照不宣，只待事态发展，可悲可叹也。
03 小结
李善长对朱元璋势力的发展虽无冲锋陷阵之功，却对大明王朝的建立多运筹帷幄之劳。大明立国前，朱元璋对文人以礼待之，但那只是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笼络文人的一种手段罢了，一旦大明江山稳固下来，朱元璋刻薄寡恩与独断专行的性格便立即暴露无遗。
朱元璋多疑的性格使他视开国功臣为强化皇权路上的荆棘，他考虑到其子孙较为懦弱，如不除掉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这个隐藏在内部的一大毒瘤迟早会酿成大祸。只有将这一集团所有可能的危害消除，朱氏江山才能永久稳固。所以，除掉李善长已成为朱元璋既定的策略，只是早晚的问题。
朱元璋借“胡蓝之狱”对大批淮西功臣大肆杀戮，以消除李善长造成的政治影响，也是完全出于此目的，而作为淮西集团核心人物的李善长自然难逃厄运。
令李善长万万想不到的是，他早年曾以刘邦“不嗜杀人”之说劝服朱元璋定取天下之大计，待天下平定后，他自己却未能逃脱这一灭顶之灾。李善长的悲剧就在于, 他“首以不嗜杀人之说” 为朱元璋确定了取天下大计, 待取天下之后, 自己也未能逃脱朱元璋将功臣斩尽杀绝的灭顶之灾, 可叹也！李善长的人生结局既是一杯他自酿的苦酒，也是封建君主专制阴影下的又一出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