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人物思想
早在一九六一年，博尔赫斯获得平生第一个国际奖时——他与塞缪尔·贝克特分享了该年度福门托奖（Prix Fermentor），国内的《世界文学》上就出现了对他作品的简短评介（当时用的是“波尔赫斯”）。“文革”后期，《外国文学情况》（内刊）两次偶然提到博尔赫斯，均称之为“自由主义右派”。直到一九七九年，国内才开始陆续发表其作品的中译。到一九九九年博尔赫斯百年诞辰时，五卷本《博尔赫斯全集》出版，这也是第一个按照国际出版惯例成功引进的拉美作家的全集版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拉美文学翻译与出版整体趋冷的情形下，博尔赫斯的一枝独秀颇为有趣。二十多年来，博尔赫斯不仅不断被“翻译”，事实上也不断被“重写”。结果是，博尔赫斯已被重构为不折不扣的“文化英雄”，散发着诸如“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反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光辉。但是，这些命名如何产生？哪些事实被突显，又有哪些被遮隐？书写策略的选择与彼时的社会语境有何关联？
所谓博尔赫斯的“反极权”，主要指他终其一生坚定地反对胡安·庇隆。博尔赫斯同庇隆的渊源始于1945年10月，当时庇隆刚刚在阿根廷升任为将军，正在乌拉圭演讲的博尔赫斯在当地报纸发表声明，认为庇隆将带给阿根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他强调“阿根廷知识分子反对它，同它进行斗争”，同时对国内的民主前景表示悲观。回国之后，博尔赫斯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流传的反庇隆宣言上签名。庇隆执政半年后，博尔赫斯被市政厅告知，政府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他当时是该图书馆的第三助理馆员，“升任”科尔多瓦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虽然是“升任”，但将一位重要作家升为鸡兔稽查员仍然毫无疑问意味着侮辱。博尔赫斯在《我的生活》中的解释是，因为他在二战中站在盟国一边，所以与法西斯主义有渊源关系的庇隆政府才会对他下手。但博尔赫斯的红颜知己之一、阿根廷小说家埃斯特拉·坎托说，庇隆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任命博尔赫斯的是庇隆政府中得势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此事更可能源于文人相轻。不管怎样，受此羞辱的博尔赫斯决计辞职，他还公开发表了辞职声明，声明中说：
“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从此博尔赫斯便和庇隆不共戴天。在庇隆统治时期，博尔赫斯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语言怒骂庇隆与埃娃·庇隆。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人们问他对庇隆的看法，他说百万富翁们的事我不感兴人们又问他对艾薇塔·贝隆的看法，他说“婊子们的事我也不感兴趣”。
但是，关于博尔赫斯反极权主义的描述却遗漏了另外一些基本事实。首先，博尔赫斯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反庇隆主义者，是同当时阿根廷国内复杂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的，当时，知识界被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一分为二，不是反庇隆主义者就是庇隆主义者，鲜有中间立场，而阿根廷作家多数是反庇隆主义的。但博尔赫斯的反庇隆形象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被“选定”来扮演这一角色，一个例证是，阿根廷作家为他的辞职举行集会时，作协主席奥尼达斯·巴尔莱塔高度赞扬了博尔赫斯，称颂他“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拒不向独裁统治者低头”，他说，“从博尔赫斯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反抗精神”，“每一个阿根廷知识分子都应当表现出这种精神”，博尔赫斯的声明和巴尔莱塔的讲话一同被发表在《自由阿根廷》上，因此，“博尔赫斯陡然变成了阿根廷此后十年里反极权主义的象征”。正如莫内加尔所指出的，这也许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但他却“坦诚地担当起这一角色”，1950年在庇隆主义高涨的时候，反庇隆的阿根廷作家协会推选博尔赫斯出任主席，因为他是此时最适合扮演这一角色的阿根廷作家。
其次，庇隆主义的形成及其影响事实上非常复杂，众说纷纭。但在博尔赫斯眼里，庇隆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他将阿根廷工人对庇隆的拥护完全视做群氓的表现，他也从不思考庇隆首次执政时提出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三项原则将会给阿根廷带来什么，不体察在冷战格局中庇隆宣布阿根廷选择“第三立场”意味什么。持左翼立场的莫内加尔曾经和博尔赫斯争论，莫内加尔认为“庇隆并不是一个平庸的暴君，在工人和贫民看来，他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引进了全新而必要的社会法规，他力图将阿根廷从强权下解放出来”。他试图对博尔赫斯说，“他的故事和梦魇里凶险的布易诺斯艾利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博尔赫斯自己的“噩梦”。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博尔赫斯不会同任何人心平气和地对话，在他的认知中，“反庇隆”是彼时阿根廷的唯一真理。因此，他对任何颠覆了庇隆政权的军事政变都颇为激动，都视为“革命”。第一个将庇隆赶下台的洛纳尔迪将军（Eduardo Lonardi）代理总统没多久，博尔赫斯的朋友就替他谋得国立图书馆馆长之位。1955年10月，他亲自到总统府接受洛纳尔迪的任命。一个月之后，后者被佩德罗·尤金尼奥·阿兰布鲁·西尔维蒂——另一个将军取代，阿兰布鲁以“非庇隆主义化”为名实行了新的军事独裁，全面清洗庇隆主义，许多人被捕、遇害。但是博尔赫斯却接受了阿兰布鲁政权颁发的全国文学奖——新政府同样要在文化领域清算庇隆主义，而博尔赫斯是“新宣传的最佳载体”，1976年3月，当庇隆的第二任妻子伊萨贝尔·庇隆被推翻，博尔赫斯公开对军事政变者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将军表示支持，并应邀与之共进午餐。但是魏地拉上台之后，就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有系统的迫害和残杀，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至少有三万人遇害和失踪——这正是阿根廷历史上黑暗的“肮脏战争”时期。
因此，在拉美，博尔赫斯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为了表达对庇隆有可能重掌政权的激愤，脱口说出“阿根廷的先民用残剩的黑种奴隶充当炮灰是明智之举，清除国内印第安土著是历史性的成就，使人遗憾的只是留下了无知的种子让庇隆主义滋长”，这样的言论激起拉美知识界的愤慨和公开抗议。1976年年底，博尔赫斯又亲自去智利，从武力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杀害了成千上万智利人的大独裁者皮诺切特手中接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连续十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没有一次最终获奖，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在他接受皮诺切特的勋章之后，瑞典文学院院士阿瑟·伦德克维斯特（也是智利诗人巴勃鲁·聂鲁达的好友）发表公开声明：这一大十字勋章让博尔赫斯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 读书是博尔赫斯生活中一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活动，而且对于他的写作意义重大。他曾说：“我是一个作家，但更是一个好读者。”他的最初和主要的知识来源可能是他父亲的藏书室，到了开始真正作家生涯时，他已经是一个学贯东西、富有真知灼见的青年学者了。人们想像中那个在宁静幽暗、满是灰尘的的图书馆里坐拥书城，读破万卷、下笔有神的形象，可能是个误解。至少在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的时候，他已经近乎完全失明，所以他不无苦涩地写了一首诗向上帝致敬：“他以如此妙的讽刺/同时给了我书籍和失明……”
读书对于作家博尔赫斯的意义，至少有两条必须强调：一，读书使得他从不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阿根廷的现实中，而是以整个西方文明为自己的当然传统和精神源泉，并以它的正宗传人自居（他身上的英国血统更强化了这一倾向）。二，由于读书在生活中的比重之大，与大多数作家不同，是书籍而不是生活成了博尔赫斯的写作素材。以小说为例，博尔赫斯之所以被称作“作家中的作家”，就是因为他的写作从书中来，到书中去，作品带有原小说特征，既具有形而上的艺术思维方式的普适性，又容易模仿，所以后世追随者非常多。博尔赫斯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从他开始，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文学种类的界限被打破、客观时间被取消、幽默与荒谬结合、写真与魔幻统一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