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嘉庆年间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

嘉庆年间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

Answer 1

一 嘉庆朝面临的统治危机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年近九旬的乾隆皇帝，按照自己早年许下的诺言，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隆重的授受大典，亲手将自己稳坐了六十年的皇帝宝座传给密定的储君、十五子永琰，并亲定新君年号为嘉庆。自此，开始了嘉庆帝二十五年的统治。

尽管这次权力交接是以中国历史上传说的禅让方式实现的，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然而这一旷世之典似乎就是一种王朝中衰的昭示：一方面，由白发苍苍的老皇帝亲手将象征统治权力的皇帝玉玺授予嗣皇帝，这种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一幕，无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强盛和稳定祥和；而另一方面，中国中南部地区陡起的狼烟和枪炮声，又使这种空前壮观的喜庆场面蒙上一层阴影，预示着一个伟大时代的终结和动荡时代的来临。

就在嘉庆即位之初，湘黔苗民起义的烽火正旺，川楚陕三省白莲教大起义的战火又起。经过近九年之久的血腥镇压，白莲教起义始得平息，而闽浙粤沿海的海盗势力又起，粤东等地的天地会再次活跃，京畿地区的天理教等宗教活动频发。更有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环视南疆，蠢蠢欲动。总之，嘉庆一朝内部战乱频仍，外部危机已现，和乾隆全盛时期“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情况相比较，已是今非昔比，是典型的王朝中衰时期。此时的清王朝至少面临着如下几方面的不利因素：经济发展的迟缓与民生凋敝、吏治的全面腐败、财政日趋崩溃、军备严重废弛、国际环境不断恶化等诸多问题，而吏治腐败和严重的民生问题无疑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经济发展的迟缓与民生凋敝

从纯粹经济史学的角度来观察，清代中期的社会经济是有发展的，尽管发展比较缓慢。

从农业经济的变化来看，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高产作物的推广和集约化的耕作制度两个方面。到十九世纪初，番薯、玉米、高粱已经成为广大农业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居民的主要粮食作物。随着高产作物的推广，以及表现为精耕细作、复种制的集约化经营方式的普遍，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也有一定的提高。如康熙时苏州，上岁亩产稻谷三四石，嘉庆时米麦合计亩产4.2石，即使中岁也有2.7石的收成，道光时亩产米麦4.5石。浙江嘉兴，清初极丰之年，稻米亩产3石，而道光时一般年成亩产也在2.5到5石之间[①]。明清之际，湖广洞庭湖和湘江沿岸地区亩产不过2石，而乾嘉时期，一般亩产也在2、3石，少数上等田地可达5、6石[②]。粮食的商品化也有较大的发展，典型的事例是“湖广熟，天下足”代替了“苏松熟，天下足”的传统说法。湖广农民自己依赖玉米、番薯等杂粮为生，而将稻米运销江浙，台湾的大米则源源不断地运往福建。

经济作物棉花、桑蚕、烟草、甘蔗、茶等也获得较大的发展。棉花种植进一步推广，产量进一步提高。到1840年，估计全国棉花总产量达到970余万担，其中商品棉有255万余担，占总产量的26％[③]。蚕桑业也有较大的发展，不仅陕西、贵州等边远省份开始养蚕，传统的养蚕区如浙江、江苏等地还出现了叶市，到道光时，太湖一带有专门出售或购买三眠蚕的[④]。烟草业发展最快，出现几大产烟区和集散市场。如山东青州府和兖州府就是著名的产烟区，它以济宁为集散地；陕西汉中所产烟经汉水远销湖北，以致嘉庆时当地“郡城商贾所集，烟铺十居其三四”[⑤]。其他如四川、甘肃等地也成为重要产烟地。

甘蔗在明代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等地，清代则四川、台湾、江西、广西、浙江等省也有较大的发展。茶是对外贸易的最大商品，在国内市场上也占据第四位，因而茶叶生产发展很快。鸦片战争前，全国茶田估计有520万余亩，茶农130万户，年产量有260余万担，价值3 286万余两白银。随着农业、城市经济、工商业的发展，粮食生产的商品化也有较大的发展。据估计，鸦片战争前，全国全国粮食总产量约为2 320亿斤，商品粮245亿斤，进入长距离运销的粮食有54亿斤，远远超过明代的15亿斤[⑥]。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品和工矿业的发展。如棉纺织业，明清之际只有江苏松江是中心，而到鸦片战争前，不仅江苏如苏州、常州、镇江、太仓、松江，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江南城市成为全国著名的棉布产区，就是华北地区，如河北的滦州、南宫、正定，河南的孟县、正阳，山东的陵县、定陶等，也成为知名的产区，其他如湖北汉阳、荆州，湖南巴陵，四川中江、绵阳等地所产棉布也很有名。据学者估计，鸦片战争前，仅江南地区年产布就在4 500万匹以上，其中至少有4 000万匹棉布进入长距离市场[⑦]。其他如丝织业、印刷业、制糖、造纸业、木材采伐、制盐业、陶瓷、采矿、冶炼等都有较大的发展。如嘉庆时汉口有铁行十三家，雇佣铁匠5 000多人[⑧]，平均每家有近400人，可见规模已经不小。再如滇铜的生产，尽管乾嘉时期官营资本已经逐渐衰落，但商人支配的生产仍有相当规模，有些大厂甚至有七、八万人的规模，小厂也有万余人[⑨]。四川井盐业，康熙时销售额只有5 000余万斤，而到嘉庆时期达到35 000余万斤[⑩]。

商业资本也发展很快。明代有50万两的资本就算头等的富豪了，而清代积累百万两已经是常见的现象，而有千万两资本的商人也不在少数，最富有的当属盐商和行商。乾嘉时期两淮盐商报效银就有3 700多万两，潘启官一人就捐150多万两。行商伍怡和有资本2 600万元，潘正炜的资本甚至超过一亿法郎[11]。

与经济发展同步的是交通运输业的进步。居于长江三角洲的上海是南北交通的航运枢纽。从北方的华北和东北运来小麦、大豆等粮食制品，南方的丝织品、茶叶、棉花、棉布等经这里运往北方，江苏的棉织品，长江上游的大米等经上海转销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而此地的糖、茶、纸张、海产品等经上海转销长江流域。据说，到道光时上海有大小船只以千计。每条船一般需雇佣水手二三十人，如有四五十条船，就需雇佣上千水手[12]，可见其规模。湖北的汉口则是长江流域的最大交通枢纽，当时“商贾毕集，帆樯满江”，以致一次大火就烧毁粮船百余只，其他客商船三四千只[13]。海外航运以厦门、广州为主。据估计，嘉道之际，行驶东南亚的中国帆船就有近三百条，总吨位在85000余吨，是东印度公司航行中国船只吨位的四倍，有些大船载重可达12000担[14]。

在清代金融经济发展中，城乡高利贷的兴盛是一个突出的表现，不仅地主、官僚、商人放贷，就连皇帝、政府和军队也参预放高利贷的事业。据不完全统计，雍正、乾隆两朝生息本银大约有187万余两，而嘉道时期达到700余万两，增长了将近三倍[15]。民间典当业更是遍及城乡。如嘉庆时期，陕西西安、凤翔等五郡四十余州县竟有质库八百余座，每县平均有20座[16]；珠江三角洲20个县中有典押铺1 381个，平均每县近70个，其中南海县就有347个[17]，可见其普遍。

需要指出的是，嘉道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也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其一是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近代门槛的时候，我国的科学技术仍严重滞后，仍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势必制约经济取得质的发展；其二是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严重影响到社会总量资本的积累，从而制约经济取得质的发展。正如费正清等人所说：“1800年左右的中国经济不仅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结构不同，观点迥异。………技术水平则仍停滞不前，人口增长趋于抵消生产的任何增加。简言之，生产基本上完全是为了消费，陷入刚好维持人民生活的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纯节余和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18]我很赞成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认为，考察一个时代社会经济是否有大的发展，是否能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其他社会制约因素，如同考虑产出时不能不考虑消耗一样。尽管嘉道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能产出更多的粮食、衣料，但考虑到嘉道时期社会需求量更大的增加，我们就不能不得出消极的结论，那就是，嘉道时期经济发展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嘉道时期社会民生凋敝的重要根源。

民生凋敝问题是指普通民众的普遍贫困和饥饿威胁。而此问题出现的宏观原因就是社会经济缓慢增长和社会人口的高速增长。

客观地说，清代人口问题一直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清代官方记载不准确，而因为不准确，所以大家各自提出一些差距悬殊的估计。仅据骆毅最近研究修正后的清代人口数字，1775年为26 558万人，1795年为31 507万人，1839年为3979万人[19]。据张岩最近的研究推测，清代人口数字，1790年为2.8亿人，1820年3.5亿人[20]。而仅就此两组修正后的数字来看，嘉庆年间人口大约增加了七八千万人，也就是说有七八千万人需要经济的发展来加以维持生存。而且要知道，当时的社会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缺乏强有力的贸易调剂手段，主要依赖农业生产来养活庞大的人口。与此同时，人口增长本身也在侵蚀耕地，耕地的增加相对缓慢。如道光《河内县志》就曾记载说：“十载以前耕犁之田，今为闾屋者不可胜数计。由九峰而迤左，村墟交错者十余里。”[21]如果从一省乃至全国来考虑，其数量应相当可观。因而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压力是巨大的[22]，区域性人口过剩问题是相当突出的。加之土地集中问题比较严重，“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23]。如江苏无锡县是“豪家巨族田连阡陌，盈千累万”，江阴县是“贫富之相去，不可倍蓰，贫民之食于富民者，十室而九”[24]。“（湖广）近日田之归富户者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25]。自然造成民生的艰难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贫困。

实际上，早在康熙末年就已出现“生齿日繁，田土仍旧，……虽遇丰年，米价亦不甚减”的情况。乾隆以后，由人口激增诱发的生计问题更为普遍。中原地区如《商水县志》就说：“近年以来，十室九空，温饱之家日渐消乏，大有之年尚多饥馁，一遇欠岁，流离载道，甚至作奸犯科，陷于刑戮”[26]。《温县志》也说：“惟是生齿日繁，艰于衣食”[27]。嘉庆以后，即使比较富庶的河南河内县也出现了“岁多丰稔，而竭其地之所产，不足供土著之食”的问题[28]。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更是存在“地不加增，民鲜恒产，兼之岁不常丰，人益众，用益繁，米薪亦日益贵，公税私租，十室九空”[29]的问题。黄景仁《院斋纳凉杂成》（乾隆四十年，1775）说：“东南民易疲，岂任荒歉饥”[30]。陈沆《扬州城楼》（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说扬州“曾是绿杨千树好，只今明月一分无。穷商日夜荒歌舞，乐岁东南困转输。道谊既轻功利重，临风还忆董江都。”[31]富饶的东南地区尚且饥荒不断，其它地区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