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时期为什么会爆发七国之乱呢？
汉高祖刘邦在位期间的主要成绩之一，就是在吕后的帮助下除去了尾大不掉的异姓诸侯王，既没养虎遗患，又没为虎所伤，虽然不可避免的在历史留下了一些恶名，但总算为后世刘氏子孙拔去了一根大刺。
然而异姓王没了，还有同姓王。本来同姓王是汉室江山的一大屏藩，如果没有他们，诸吕之乱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平定。但问题是在汉文帝晚期至汉景帝时期，同姓王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已渐疏远，且其势力与野心也逐渐膨胀，导致其对帝国与皇权之威胁亦逐渐变大，汉文帝刘恒在晚年开始痛苦了。
最先拉开同姓诸侯王叛乱序幕的，是文帝所封济北王刘兴居。刘兴居是刘恒的侄子、齐王刘襄的弟弟。在平定诸吕之乱中立有功劳，大臣们本来许诺将梁地封给刘兴居为梁王，但刘恒后来听说他当初曾打算拥立齐王刘襄为帝，所以只割了齐地之济北郡封给他做济北王。刘兴居因此而极为不满，渐起不臣之心。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大举南侵，刘恒御驾亲征至太原督战。刘兴居遂趁机起兵西向，文帝闻讯，立刻罢兵南救，将刘兴居的反叛扼杀于摇篮之中，刘兴居兵败被俘，自杀，国除。
但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刚刚平息三年，淮南王刘长又出来捣乱了。刘长是汉高祖刘邦最小的儿子，汉文帝仅存的小弟弟，也是当初帝位候选人之一。刘长遂凭着自己跟大哥刘恒关系最好，而骄横跋扈，目无法纪。不仅公然擅杀辟阳侯审食其，并且赶走朝廷为淮南国所置官员，自己重新任命，还擅自封爵关内侯（地位低于列侯，有封号而无封国）以下94人，简直是没有王法了！但刘恒对他一直百般纵容，不但不将施以惩戒，反多赐美女黄金以归，等到弟弟错误越来越大，他又派舅舅薄昭写信去教训刘长。被宠坏了的刘长顿时被激怒，于是纠集了七十几个人，图谋造反。可惜未及行动，事情败露，刘恒遂派人逮捕刘长至长安，革除了他的王爵，把他装车打包贴上封条，发配蛮荒蜀地。年轻气盛的刘长受不了这个侮辱，行至半途，竟绝食而死。文帝于是将沿途不敦促淮南王吃饭的县官全给砍了，以挽回自己的“明君”声誉。
不过，刘兴居和刘长都是没城府的年轻人，刘恒又对他们很熟悉，所以很好对付，但其他年长些且关系更疏远些的诸侯王就令人担忧了，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这个反心，只就目前的局势看，他们完全具有这个造反的实力。
首先，依汉初的政治体系，地方上郡县制与诸侯国并行，其地方军制也是并行的。郡县之地方军由郡尉统领，并直接受中央最高军事长官太尉节制；但诸侯国却能自行组建“郡国兵”，其军事指挥官“中尉”一般也由王国自置。汉初全国共有五十四郡、一千三百多万人口，其中却有三十九郡、八百五十万人口属于诸侯王的封地，而皇帝直辖不过十五郡、五百万人口而已。故诸侯王的军力完全可与帝国正规军分庭抗礼。
其次，汉初诸侯国内自有小朝廷，除丞相和太傅由中央任免外，其下官吏，诸侯王尽可自行设置，这客观上形成了诸侯国内独立的政治集团。其中便不免有些颇具才智的政治投机者心怀不轨，煽风点火，替主子出谋划策争权夺利，唯恐天下不乱，朝廷对他们鞭长莫及。
第三，我们知道，汉朝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是可以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和采挖矿产的，但这还不打紧，关键是刘恒在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颁布的“除盗铸钱令”，一下子把诸侯王们养的更肥了，肥的流油冒泡，非常之可怕。
我们前面提过，汉初因长期战乱影响，国家物资匮乏，人民生活窘迫。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铜产和财力来铸钱，因此不得不去铸造又小又薄的钱，有多薄，薄的跟榆荚一般，故称为“荚钱”，远不如秦朝时候的“半两钱”（重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来的分量足质量好，但刘邦没有办法，汉朝初立，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政府捉襟见肘，最后只得强制收回天下的半两钱，重铸成又小又薄的荚钱，以渡过这段困难时期。
其实汉朝地大物博，本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狼狈，只可惜汉朝最大的豫章（今江西南昌）铜矿，刚开始在淮南王英布手里，后来又被刘邦封给了侄子吴王刘濞（刘邦兄刘仲之子），这两位可都不是好说话的主儿，他们不肯拿出来支援国家建设，皇帝也拿他们没辙。
而到了刘恒执政的时候，货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因此时已渡过了刘邦的困难时期，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民间商人开始活跃，于是出现一大批不法商贩开始私自滥造荚钱，以谋取暴利，而导致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小、质量越来越差（在铜中掺铅、铁等其他金属偷工减料），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政府虽以严刑峻法大力打击，但奸商们在暴利的诱惑下常常铤而走险，导致私铸钱屡禁不止。
既然屡禁不止，不如放开监管？刘恒于是在前元五年四月下令允许民间私铸钱，但要求铸钱者不得再铸荚钱，而一律改铸四铢钱，却仍在钱币上标明“半两”面额。
四铢钱自然是四铢重，一铢是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因而四铢钱仍只有秦时半两钱的三分之一重，但毕竟比荚钱重了不少，这样货币的质量就有了统一的相对较高的标准，可使其不再继续贬值，从而维护其购买力，最终起到抑制物价过快增长、以及稳定货币市场的作用。
然而，文帝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奸商的粗制滥造，却又导致了官商与诸侯的垄断。作为掌握大片土地与矿产资源的诸侯王，他们可发大了。尤其坐拥豫章大铜矿与广阔东海资源的吴王刘濞，他采铜而铸钱，又煮海以为盐，得致富甲天下，而渐有东帝之志。
综上所述，诸侯王们有兵有粮有钱有人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只要给他们一个理由，他们就能翻天覆地，翻云覆雨，搞得天下乱七八糟。
因此，不仅文帝为诸侯王们殚精竭虑吃不香睡不好，他所提拔的几个年轻大臣，也着急的上蹿下跳，就差掀房子拆瓦了。
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贾谊向文帝上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雄文《治安策》，其中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极为忧心，竟言要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大声叹息，并提议将诸侯国分成若干国，使其诸子分别受王爵，是为“剖分王国策”。
贾谊此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诚不失为安汉甚佳之策，俨然汉武时大获成效之“推恩令”前身。往往盛世，才真正需要这样振聋发聩的危言，这种“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才是真正的强国之瑰宝。只可惜天下大势已成，文帝虽深纳其策，亦难骤付实施。所以直到此后十年，即公元前164年，刘恒准备齐全之后，这才稍试行之，分齐为七国，分淮南为三国，又把自己除太子刘启外仅存的儿子刘武从淮阳王徙封为梁王，并广梁国之地，以控制中原，震捍诸侯，屏障中央。
然而，刘恒最终还是放过了最危险的人物吴王刘濞，这不仅因为刘濞实力雄厚难以制伏，而且还因为刘恒欠刘濞家一条命，心中愧疚，不忍做的太绝，更重要的是，刘恒还需要吴国为朝廷再多铸几年四铢钱，以渡过文帝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等到社会财富积累够了，经济步入正轨，再拿他开刀不迟。
汉文行事，从来谨小慎微，汉武暴风骤雨式的施政方式不是他的风格，所以他明知诸侯王必将成为汉之心腹大患，但也只是从容布置以慢打快，以免处理不慎而致祸生肘腋。
举凡成大事者，一要魄力，二还要谨慎，刘恒谨慎有余而魄力稍显不足，这注定他成不了什么大事也出不了什么乱子，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使命，刘恒其人，可谓通透。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十几年，到了汉景帝时期，诸侯王势力越来越大，独立性也越来越强，汉景帝又是个暴脾气，所以事情终于到了一个要了结的时候。
汉景帝年少时因为砸死吴王刘濞的儿子刘贤，也因此和刘濞结了仇恨，从汉高祖建立大汉以来已经46年，当时刘邦封的同姓诸侯王经过几代人这会已经羽翼丰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