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
1、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事件。
其背景源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
《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2、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
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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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
又说,“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康有为对立宪模式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后有所变化。戊戌变法以前,他提倡集权制的君主立宪,类似于日本和德国。但是戊戌变法之后,他提倡虚位君主,类似于英国。
戊戌变法时期,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前者意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后者则指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不忘改良,组织起这个改良派政治团体。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
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和抵制革命为宗旨,陆续在美国、墨西哥、中美、南美、日本、南洋等地建立组织,共建总会11个,支会103个,设总部于澳门。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喉舌,宣传君主立宪。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
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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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九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廖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从容不迫。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顽固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历史上又称“百日维新”。
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失败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同时在袁世凯提出祭孔的时候,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叫嚣“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
编辑本段生平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目前尚有较大争议。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离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张园觐见探望。1927年,康有为病死于青岛。